高德胜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国博弈与国际秩序重塑风云激荡，新冠疫情的突发与世界性蔓延进一步加速了这种变局的演进，强化了大国竞争的烈度。疫情肆虐下的世界，经济衰退，民生多艰，全球化受阻，一些国家出现社会动荡，可谓纷乱交织，危机重重。
在最需要国际团结合作、协力抗击人类共同危险的关头，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却连连发出“甩锅”、追责、索偿中国的奇谈怪论，不断推出打压、围堵中国的遏制政策，充分暴露了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的傲慢本性与强盗逻辑。疫情导致的外部需求骤减和美国发起的遏制与打压，对我国经济发展带来双重压力与考验。为此， 我们既要保持底线思维，做好应对各种复杂局面、重大艰险考验的思想准备与斗争准备，也要充分认识中国经济的雄厚基础、强大韧性与增长优势，保持战略定力，坚定必胜信心，不惧浮云蔽日，化解危机挑战。
中国经济面临双重压力
进入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并在全球大流行，经济活动与社会生活按下暂停键。在全球经济紧密相连的今天，疫情对人类经济、社会生活带来的冲击百年未见。
我国疫情发生后，采取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措施， 付出巨大的努力和牺牲，用3个月左右时间取得了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的决定性胜利，与此同时中国经济也遭受严重影响。2020年一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6.8%，为中国经济40多年首次出现季度负增长。全国范围的居家隔离，造成消费需求骤降，旅游、交运、餐饮住宿、娱乐等服务性产业大面积停滞，大批企业停工减产， 投资、消费、出口均受到明显冲击，服务业和工业增加值大降。
虽然中国疫情得到有效控制， 但疫情的全球扩散给中国经济造成第二波冲击。全球主要经济体陆续采取严格隔离措施和封城封国行动，造成全球生产体系、国际贸易停摆。中国出口企业遭遇大面积退单、毁单，不少企业面临无工可复的困局，部分中小企业遭遇生存困难，影响到我国就业、消费、投资复苏。就疫情目前发展形势看，全球疫情此伏彼起，跨国人员流动、商贸活动受阻，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受到双重打击，金融市场剧烈震荡，各经济体出现不同程度衰退， 外部需求大幅萎缩，对中国外贸出口产生较大冲击。
疫情的复杂性使得对全球经济影响的评估为时尚早。疫情先后在亚洲、欧洲、美国大面积蔓延，美国成为疫情新的震中。巴西、印度和非洲陆续成为重灾区，由于经济基础薄弱、防控措施不力及公共卫生体系不足，这些地区感染病例远未达到高峰。进入6月，虽然亚洲、欧洲疫情初步得到控制，但随着陆续重启经济，不少国家出现新的病例高峰。美国在确诊达到400多万人、死亡人数超过14万的情况下， 强行重启经济，放松社交距离，一些州创下确诊病例新高。各国在防控疫情与重启经济两难下艰难权衡，不少国家放弃严格管控，以人们的健康和生命为代价维持经济运行。可以预见，在安全疫苗投入使用前，疫情会在不同地区反复暴发并将与人类共存。
疫情导致全球经济衰退。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6月份最新预测， 2020年美国经济预计下滑8.0%，德国下降7.8%，法国下降12.5%，英国下降10.2%，意大利、西班牙各下降12.8%，日本下降5.8%，亚洲新兴国家平均下降0.8%，拉丁美洲下降9.4%。中国是唯一保持1.0%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而伴随新冠病毒蔓延，一种新的“政治病毒”也在西方肆虐。一些国家的政客为转移国内应对不力的矛盾，无视客观事实，持续对中国疯狂“甩锅”、推责，肆意攻击、抹黑中国，甚至提起荒唐的索赔、诉讼要求，对我国形成复杂的外部政治环境和压力。
美国在疫情方面对我国施加“甩锅”、追责压力的同时，进一步加紧对我国贸易和科技的打压。一些政客煽动“中美经贸脱钩”， 鼓动美国企业撤出中国，甚至扬言美国可以完全切断与中国的联系， 美国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提出美国政府可以为美国企业撤离中国部分成本“买单”。美国政府还通过自己的国际发展金融公司为关键产业链回归美国提供数百亿美元贷款。美国对来自中国的防疫医疗设备进口施加限制与障碍。美国政府智库提出对中国加强金融与贸易管控，控制对中国高技术和军民两用技术出口，减少对中国生物科技和基本药品产业链的依赖。最近以来又出台法案，限制在美上市的中资企业。
此外，不断升级针对华为的贸易和出口限制，封锁华为获得包含美国技术的软件、硬件的产品供应。美国把一批中国高科技企业、部分大学和科研机构列入“实体清单”，实施技术封锁。限制中国留学生入读美国前沿学科和高科技专业，以间谍嫌疑调查、开除、拘捕他们认为与中国有合作的学者，驱逐数千在读中国留学生等，阻断中美科技交流，这表明美国对中国的打压与遏制已经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
由此，我国经济面临疫情和美国等西方国家“去中国化”带来的双重外部环境压力。
中国经济的广度、深度与强大韧性
对于外部的“去中国化”“脱钩论”，我们应该充分认识中国经济本身的内在优势和强大韧性。中国成为跨国公司布局产业链的目的地，是跨国公司根据市场考虑、逐利目的、劳动力素质、产业配套能力、基础设施成熟度等综合因素决定的，是在长期经营的历史中形成的。跨国公司撤出中国既不具备现实条件，也不具有经济上的可行性。产业链“去中国化”完全是美国一些政客们一厢情愿。
首先，中国拥有全球独一无二的统一大市场。我国人口超过14 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万美元，中等收入群体近4亿，拥有世界最大规模的中等收入群体，是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庞大的人口规模特别是中等收入群体，必然会带来旺盛的多样化的消费需求。我国是世界上12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提供了占世界30%的工业品，30%的全球贸易量。这意味着中国集中了世界上最大的工业生产需求和服务需求。中国的市场容量接近欧盟，且巨大的消费与生产需求集中在统一而不是分割的单一市场，这是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大型跨国公司都无法忽视的。
其次，中国已经具备雄厚的工业及科技基础。我国具有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是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当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供应链体系健全、产业配套能力强、生产组织高，这是我国能够成为全球第一制造大国、全球产业链不可或缺的国家的原因。我国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 市场主体超过1亿，世界500强上榜企业数量与美国相当，已经拥有一批处于全球产业链中高端的跨国企业。我国的科技水平正在从跟跑向并跑、领跑阶段迈进，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报告，2019年中国创新能力居全球第14位。
第三，中国有规模庞大和素质优良的劳动力资源与人才资本。我国拥有近9亿劳动人口，1.7亿受过高等教育和拥有专业技能，9100万科技工作者。中国丰富的人力资本和人才资源，既能满足工业制造所需要的工程、技术、设计、装配、操作技能等高、中、低端劳动需求，又能提供科技研发所需要的知识创造能力。
第四，中国有完备的基础设施和产业集群配套。我国基础设施存量在2018年已居世界首位。高速铁路通车里程、高速公路里程、港口万吨级以上泊位数量、城市地铁通车里程、电网规模等均居世界首位。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5G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提速。电子商务、互联网经济突飞猛进，无处不在的移动支付、网络金融领先世界。遍布全国城乡的高效、快捷、经济的物流网络极大便利人们的生产、生活。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经济带以及各省区都培育出各具特色与竞争优势的产业集群，为跨国生产企业创造了完备的产业链配套和企业生态圈。
对比美国的经济结构、劳动力状况、供应链产业链配套等条件， 美国提出的制造业回流和企业撤离中国，基本上不具备现实条件。抛开建设工厂的投资成本不说，要满足企业生产的上下游产业链配套， 就不是一朝一夕之功。最重要的是劳动力资源，美国经济构成85%集中在服务业，工业只占13.5%，要找到有意愿、有合格能力的工人是个难题。
在这方面，曾被美国寄予厚望的富士康在美国投资设厂的案例可以说明很多问题。这个项目号称投资100亿美元、生产10.5代液晶显示屏、初期创造3000个就业岗位、最高满足13000人就业。2018年特朗普总统还亲自跑去为工厂建设奠基，甚至称该投资为“世界第八奇迹”。然而3年过后，工厂所在地除了一座毛坯厂房，仍然是空空如也、一片荒凉。先是产业链配套问题，由于美国特殊玻璃制造商康宁公司不乐意跟着在威斯康星建厂，也没有完善的上游供应链产业集群，原先计划的10.5代只能缩水到6 代。当地缺乏大量熟练的产业工人，不仅用工成本大幅上升，连招聘工人都成为一大难题。此外工厂还需面对征地谈判、环保组织反对、当地政府换届导致建厂协议与政府优惠政策取消等棘手纠纷。一波三折之后，原本计划2020年开工的富士康威斯康星工厂恐将成为一场梦。除了产业链配套缺乏、劳动力成本差异之外，中国工人的勤劳刻苦、精细专注的特点以及严密的劳动组织、高效的学习能力也很突出。这也是为什么美国政府一再命令苹果公司将手机组装工厂从中国转移到美国，而苹果公司始终不为所动的原因。最近引起轰动的美国纪录片《美国工厂》， 真实地反映了中美工人之间在价值观念、劳动管理、劳动效率等方面的强烈反差。
对比东南亚等地区，这些地区除了劳动力成本比中国有优势，在市场规模与纵深、产业链与集群配套、劳动力素质、整体技术水平、基础设施成熟度等方面与中国不可同日而语，这些国家或许能够在某些产业对中国制造产生局部替代， 但在中短期内难以大规模对中国产业链形成整体冲击。
相比其他国家，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能够保证各项制度相互协调、有效运转，集中力量与资源，完成关系全局的重大工程，解决阻碍经济发展的各种困难，保证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随着我国在全球率先控制疫情，有序复工、复产，中国将成为保持经济有序运行的国家，在全球经济衰退的背景下，成为维持全球供应链的稳定锚。
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是中国人民长期艰苦奋斗积累和锻造出来的，是中国制度、市场、规模、技术、精神等综合优势决定的，既是全球产业链分工的产物，也是中国实力的证明。因此， 对于西方“脱钩”“去中国化”的鼓噪，我们应有坚定的自信，大可不必杞人忧天。
决胜世界新变局的中国发展之道
历史经验表明，重大疫情往往成为改变历史进程和重塑世界格局的分水岭。此次新冠疫情的全球暴发，对世界经济、政治、社会生活以及全球化进程的冲击，越来越具有分水岭般的重大影响。伴随疫情发展，中美竞争与博弈是不以我们意志与合作共赢的善良愿望为转移的，而是美国主动发起和强加于我们头上的。在美方看来，中国国力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在部分高科技领域的突破，对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构成了挑战和威胁，尽管我们一再表明没有意愿取代美国。美国已经从国家战略上把中国作为主要竞争对手，丝毫不掩饰对中国进行遏制、打压的战略意图。
我们期望一个良性竞争的发展环境，但随着美国变本加厉对我国加紧打压与遏制，我们必须做好艰苦斗争、长期斗争的准备，坚决捍卫我国发展与安全利益。同时要保持战略定力与战略决心，充分发挥我国经济内在优势，变中寻机，集中资源，精准发力，突破疫情带来的发展困境，打破美国对我国经济的战略围堵，实现中国经济险中突围。
（一）聚精会神办好中国自己的事。以人民的福祉为出发点，始终立足于破解国内发展难题，补齐国内发展短板。当前要全力巩固来之不易的疫情防控成果，坚持外防输入、内防扩散不松懈，依靠科学方法与手段，统筹精准防控与复工复产。集中精力抓好“六稳”“六保”，千方百计保民生、稳就业，稳住经济基本盘。全力完成扶贫攻坚，落实减负降税，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 帮助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加大农村和落后地区基础设施投入，促进区域平衡协调发展。只有中国自己发展好，才能对外形成吸引力，用发展成就证明体制优势，以雄厚实力扩大朋友圈，积累解决外部矛盾的牢固基础。
（二）坚定不移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扩大内需是应对外部风险挑战、保持我国经济长期向好发展的战略基点。把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充分激发出来，将有力推动我国经济攻坚克难，把疫情造成的损失和外部环境冲击降到最低限度。扩大内需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 要坚持民生导向，努力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提高有效消费需求。扩大有效投资，大力推进“两新一重”建设，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新一代信息网络，拓展5G 应用，夯实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基础，激发新消费需求，助力产业升级。加强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建设。加强新型城镇化和智慧城市建设。发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综合带动作用，形成产业经济带和产业集群。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绿色生态建设。
（三）坚持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疫情蔓延下任何国家不能独善其身，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充分印证了人类利益紧密相连、相互依赖，也说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全球治理的真谛。中国自古崇尚“万物相育而不害，道并行而不悖”，我们要高扬多边主义，秉承共商、共建、共享，坚持互利、合作、共赢，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旗帜下，团结一切认同我国全球治理理念的国家和力量，求同存异、凝聚共识、包容发展，努力扩大朋友圈，共同应对单边主义、霸权主义挑战。坚持正确义利观，把承担国际责任、对外提供援助、市场开放、“一带一路”建设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结合起来，对认同我国、平等待我、道义上支持我国的国家，给予更多的经济支持和倾斜， 在此基础上扩大经贸合作。以中日韩自贸区、中国—东盟自贸区为重点，积极建立区域经济合作共同体。以经贸合作为纽带，推进中欧投资协定进程，求同存异，扩大共识，加强中欧互利合作。深化中非传统友谊，推进务实合作，支持非洲国家提升自主发展能力。
（四）抓紧完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新型举国体制。美国对华为及我国高科技企业的堵截打压，说明关键核心技术要不来、买不来。要突破美国的科技封锁与垄断，关键核心技术必须掌握在自己手中。必须下定决心，完善举国体制，狠抓自主创新。要着眼于前沿科技领域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选准关系全局和长远发展的战略必争领域和优先方向，实施一批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和重大工程，集中优势科技力量，科学统筹、优化机制、协同攻关，从根本上扭转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加大创新研发和基础科学研究投入。尊重知识， 尊重人才，建立合理有效的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引进、使用、激励、评价的体制机制，打破常规培养、引进一批科技领军人才，打造一批国家级高水平科研创新团队。发挥企业、大学和研究机构等科技创新主体作用，构建更加高效的科研创新体系。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瓶颈， 促进我国产业水平迈向中高端。
我国曾在西方经济封锁的时代，独立自主完成“两弹一星”等重大科技成就。新时期我国同样在美国排斥的情况下，在航天领域通过自主研发创新，突破了大批关键技术，许多重要航天技术已跻身世界先进行列。最近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成功完成收官卫星发射，成为比美国GPS、欧盟的伽利略（Galileo）和俄罗斯格洛纳斯（GLONASS）等定位系统更可靠、更精准的卫星导航系统，打破了美国长期以来在这一领域的主导地位。历史必将证明，别人越是封锁，我们的自主创新发展就越快。
（五）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步伐。美国凭借美元霸权，滥用金融制裁与长臂管辖，肆意打压竞争对手。美国已经对朝鲜、伊朗、委内瑞拉和俄罗斯实施金融制裁，冻结相关政府、企业资产，切断美元支付清算渠道，对这些国家经济造成严重损害。在中美竞争与对抗加剧的背景下，不排除美国对我国相关企业和金融机构采取极端的金融制裁手段。对此我国必须保持充分警觉，未雨绸缪，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步伐，完善人民币清算网络和系统建设。
随着美国疫情危机持续加深， 美国经济陷入衰退，为救助美国企业和居民，美国推出巨额经济救助计划，大举推高财政赤字，同时启动无限量化宽松政策，严重透支美元信用，美元地位正在动摇，世界各国期望改变美元独霸国际货币体系的意愿日益强烈。一些饱受美国制裁之苦的国家以及主要石油出产国，已经悄然寻求摆脱美元体系控制。欧盟在2018 年底公布一项旨在提高欧元地位的计划草案，要求各成员国在能源、大宗商品、飞机制造等“战略性行业”增加使用欧元，并提出创建绕过美元的新支付渠道。最近土耳其宣布用人民币支付从中国进口商品费用，反映出新兴国家在疫情引发美元流动性短缺和支付危机情况下，谋求新解决方法的动向，人民币国际化面临新的机遇。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经济保持持续稳定增长，拥有足够的经济规模和巨额国际贸易，人民币已经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具备进一步国际化的基础。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形势下，加快人民币国际化变得越来越必要和迫切。我国应进一步扩大与我国签订人民币货币互换协议的国家数量，加快布局和推进人民币贸易与投资结算。同时加快人民币国际化制度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和系统建设，积极推进人民币计价石油期货市场的发展和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的建设。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积极扩大与贸易伙伴开展人民币贸易结算。目前我国从俄罗斯进口石油，宝武钢铁从澳大利亚和巴西三大供应商进口铁矿砂，均已实现以人民币支付结算。我国还应充分利用强大的工业制造能力和向世界提供工业制成品的优势，向与我国有大宗商品交易和资源出口的国家发行人民币债券，此举不仅可以为其他国家提供具有稳定收益的投资资产， 扩大全球优质资产池，同时也能够锁定外部市场，扩大人民币交易。
作者系中国银行约翰内斯堡分行副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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