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军扩
“新常态下，我国经济仍然具有中高速增长的潜力，但这个潜力的实现不是自动的，而是需要我们通过改革和创新去争取的。”1月10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军扩在“国研智库论坛·新年论坛2015”上发表演讲时表示，在当前的“三期叠加”时期，更需要着力解决结构矛盾，化解风险，着力提高增长的质量，并在此基础上着力推进十八届三中全会所确定的各项改革，为新的增长动力和新的发展模式的形成奠定体制基础。
增长潜力与现实增长之间存在两大认识误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30多年的接近两位数的高增长。但从2012年开始，增长速度下降至7％—8％之间，明显下了一个台阶。
对于这次增速下降的原因及今后的增长潜力，大多数人或主流的观点认为，一方面，这次增速的回落，不仅是国际、国内短期因素冲击的结果，也是中国经济基本面发生变化、传统增长动力减弱的结果。因此，中国已经不再具备过去那种接近两位数的高速增长潜力。但另一方面，潜在增长率也不会一下子滑落到前沿发达国家2％—4％的低速水平，而是具有在一定时期内实现中高速增长的潜力。
张军扩支持上述观点，但他同时提出，当前，在增长潜力与现实增长之间可能存在两个认识上的误区需要澄清。
“第一个误区就是将增长潜力等同于一定能够实现的增长。”张军扩说，实际上，增长潜力只是一种增长的可能性，它只是意味着我们通过努力有可能实现的增速，而不意味着通过努力一定能够实现的增速，更不意味着不通过努力就可以实现的增速。
对此，张军扩认为有三个方面的国际经验可以说明这一点。一是世界上有不少处于低收入发展水平的、非常贫穷的国家，其后发优势和增长潜力应当说也很大，但并不一定能够实现快速增长；二是即使成功实现追赶型增长的经济体，包括日本、韩国及我国台湾地区等，其在相似发展阶段时，尽管后发优势或增长潜力比较相似，但最终实现的中长期平均增长速度，也还是存在较大的差异；三是一些追赶不那么成功的国家或地区，虽然在发展的初期都经历了高速增长，但到了中等收入阶段，却出现了发展的停滞，陷入了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这三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充分说明，中高速增长潜力并不会自动或必然变为现实增长，其能否实现或能够实现的程度，不仅取决于一国发展面临的国内外客观环境，更取决于其经济体制、发展战略及发展政策是否与环境的变化相适应。”张军扩说，当前我国所处发展阶段变了，国内外客观环境变了，这种变化，不仅使得我国潜在增长率发生变化，也要求经济体制、发展模式、发展战略、发展政策及时做出调整，以适应变化了的环境，从而为经济能够实现中高速稳定增长奠定基础。因此，新常态要有新状态，不能没状态。需要通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而不能坐等中高速增长的自动降临，错失发展良机。
增长潜力的释放需要努力争取，但也不能盲目争取。“另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就是把增长潜力误认为是每一年、每个时期或每个地区都能应当争取的增速。”张军扩分析说，实际上，潜在增速是就一定时期全国的平均增长潜力而言的，而现实当中的增长会受到各种内外因素的影响而出现波动变化，这是十分正常的。特别是在当前的“三期叠加”时期，旧的发展模式越来越不适应，新的发展模式和增长动力有待形成，同时，还面临调整结构、化解矛盾和风险的艰巨任务，这时个别年份的增速甚至可能会低于潜在增速，也不能说就不正常。经济发展目标的设定和经济调控政策的实施，应立足于实现中长期健康发展，而不是过于注重每年都能实现中高速增长。
张军扩还强调，在当前的“三期叠加”时期，分析经济形势不能把眼光仅盯在经济增长的速度上，更重要的是要看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是否得到改善，要看矛盾和风险是否得到化解，要看新的增长动力、增长模式是否正在形成，是否有利于经济进入新常态增长，等等。
“如果为了维持较高的增速，而使得结构进一步扭曲，矛盾进一步积累，风险进一步加大，环境进一步破坏，那是得不偿失的。相反，如果结构在优化，矛盾在化解，民生在改善，新的增长动力在形成，那么即使增长速度低一些，也是好的。”张军扩说。
对于当前我国经济运行状况，张军扩认为是正常的，是符合调控政策预期目标的。一方面，经济增速虽有回落，但7％左右的增速仍处在我国现阶段潜在增速的区间范围之内，在全球范围也是较高的增速。另一方面，经济增长速度的适度回落，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深层矛盾、调整结构、提高发展质量的必然要求和必然反映，虽然经济增长速度回落了，但经济的结构和效益状况得到了改善，风险释放总体上也处于可控范围，从而有利于为长期的稳定增长奠定基础。
通过改革充分释放增长潜力
“我们现在讲的新常态，更多的是指客观环境的变化，发展条件变化的新常态，而不是发展动力、发展模式的新常态，发展模式的新常态还在形成的过程当中，还需要我们通过改革的努力去争取。”张军扩表示，如何通过改革构建发展动力、发展模式的新常态，还需要作出多方面的努力。
对此，张军扩从充分释放增长潜力的角度，提出四点看法。
首先，要通过改革，释放由于体制缺陷而受到抑制的我国在要素供给方面依然具有的比较优势或后发优势。比如，虽然我国劳动力成本远低于美国，但由于政府管制过多、竞争不充分，致使我国在资金成本、能源成本、物流成本等方面，远高于美国。如果计算综合成本，中国反而高于美国。这是导致近年来不少美国企业回归、甚至不少中国企业选择到美国设立分厂的重要原因。如果能够通过改革打破垄断，提高这些领域的质量，降低成本，就能为我国本来具有的比较优势的发挥创造条件，就能形成新的增长动力。
其次，要通过改革创新，释放巨大的国内需求潜力。现阶段我国依然具有巨大的投资需求空间。比如现在城市的地下管网改造、农房按最基本的抗震标准改造、广大的农村进行基本的基础设施建设等。但问题在于，与前一阶段的投资相比，这些领域投资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它们大都具有一定的公益性质，都不是可以直接商业化的投资。如何通过财政、金融制度的创新，建立适应新形势的可持续的投融资体制，从而充分释放国内投资需求空间，从需求侧形成增长的新动力，是我国面临的紧迫任务。
再次，要通过改革和政策调整，尽快形成有利于新产业成长的体制和政策环境。现阶段，一方面，信息、新能源等技术进步可谓一日千里，另一方面基于商业模式创新的新业态也层出不穷，把二者相结合，更展现出无穷的新商机、新业态。另外，随着我国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和人口结构的变化，健康、环保、养老等服务也存在巨大需求。但这些产业的发展也面临监管方式、财税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的制约，也需要通过体制和政策创新创造适宜的环境。
最后，要加快改革，尽快构建起有利于创新的体制和社会环境。我国人才资源丰富，科研教育基础扎实，具有巨大的通过创新驱动发展的潜力。但长期以来，由于教育体制、人才体制、科研立项、经费管理等方面存在弊端，严重制约创新驱动发展潜力的发挥，必须通过加快相关方面的改革创造有利的创新创业环境。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军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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