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张菀航
继7月1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后，各省区市也陆续就上半年经济表现作出“年中汇报”。从数据中不难发现，经济增长强势地区，投资尤其是民间投资增速明显。
过去十年，作为稳增长的重要砝码，民间投资表现得稳定出色。而在2016年上半年，民间投资却经历断崖式下滑。其后，得益于一系列恢复活力的政策措施，2017年初民间投资增速企稳回升。
7月28日，鼓励政策再“加码”，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进一步激发民间有效投资活力措施，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民间投资，能否成为撬动中国经济下一程的关键支点？又该如何回应民间资本的顾虑，激活观望中的投资潜能？带着一系列问题，本刊记者采访了有关专家。
现状与预期
一年时间，落入低谷又回归，其间民间投资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巡视员、研究员孟春在接受《中国发展观察》采访时表示，从趋势上看，上半年民间投资170239亿元，同比增长7.2%，比去年同期提高4.4个百分点；6月份当月民间投资增长8.2%，增速比5月份加快1.5个百分点。
从地区上看，东部民间投资同比增长9.3%，增速比1-5月份提高0.6个百分点；中部增长8.6%，西部增长6%，增速比1-5月份均略有回落；东北下降12.3%，但降幅明显收窄。
从行业上看，工业民间投资增长5.1%，增速比1-5月份加快0.8个百分点；基础设施行业民间投资增长20.1%，增速比1-5月份加快2个百分点，相关政策效果逐步显现。
今年上半年，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60.7%，是投资的主要力量，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经济的结构变化和未来趋势。“当前民间投资的企稳回升，在支撑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经济发展态势，促进经济领域出现更多积极变化等方面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孟春说道。
他分析认为，当前民间投资的回升主要得益于三个方面：一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深化，经济发展方式有效转变。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不断涌现，经济效益的不断提高，激发了民间资本投资创新热情。二是相关政策落地扎根，显现实效。去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民间投资有关工作的通知》《关于进一步激发社会领域投资活力的意见》等政策文件，降门槛、降成本，改善了民间投资环境，增强了民间资本信心。三是PPP改革综合牵引红利逐步释放。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等相关部委把提高民营企业PPP参与率摆在重要位置，不断加强制度建设、政策指导、资金支持、典型引路，民营企业参与PPP项目积极性稳步提升。
“我国民间投资的结构在改善。”国家发改委投资所研究员刘立峰对《中国发展观察》表示，具体到各行业，采矿业民间投资增速虽然同比下降，但降幅在逐渐收窄；而汽车、电气机械、电子通信制造等科技含量较高的工业部门，民间投资增速都不低，分别达到13.7%、10.7%和26.5%；在服务业中，城市建设领域PPP落地项目明显增加，上半年民间投资增速高达28%。
“2017年下半年，民间投资企稳回升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何代欣在接受《中国发展观察》采访时分析道，进入2017年以来，民间投资受到政策红利的鼓励，持续回暖。并且，中国经济及世界经济均处在复苏通道中，实体经济转型和新经济成长亦在加速。民间投资当然希望在这波上升区间中占据自己的位置，特别是在IMF连续两个季度调高中国GDP增长预期，以及国内一些关键宏观指标持续好转的大背景下，民间投资会有新的期待和动向。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王衍行在接受《中国发展观察》采访时，同样谈及了当前民间投资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新机遇。主要包括，新发展理念的强力推进实施，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系列举措，经济发展稳中向好态势的持续运行，经济结构调整不断沿着预期目标推进，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保持强劲势头，过剩产能继续化解，适应消费升级的行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与此同时，区域协同联动效应初步显现且新的增长点不断涌现，“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三大战略深入实施并取得积极成果，生态保护、环境治理取得新进展等。
谨慎乐观背后，刘立峰更强调道，民间投资下半年增长存在波动的可能性。当前，尽管高科技产业投资增长较快，但是，90%的工业投资以及95%的服务业投资仍然是中低端的，经济转型和动能转化的路还很长。此外，政府部门、国有企业支撑投资的整体格局逐步增强，对民间投资有挤出效应。“从上半年情况看，民间投资当月增速未形成稳定向上趋势，2-6月份，民间投资分别增长6.6%、8.6%、5.3%、6.7%和8.2%。下半年，民间投资增速仍将保持波动状态，增速可能小幅回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副研究员贾珅在接受《中国发展观察》采访时表示，从以往经验来看，民间投资具有高度顺周期特征，2016年的投资增速下降，应当主要是2015年企业整体盈利增长大幅下降造成的企业盈利预期恶化所致。导致这种变化的，主要还是近年来总需求的收缩。2017年民间投资增速回升，是2016年以来供给侧改革推动工业产品价格和利润回升的结果。但从需求侧来看，无论是内需还是外需，长期向好的态势并不明朗，这种情况下，仅靠去产能带动的景气回升持续性有限。“因此，民间投资虽然暂时走出低增长区间，但要进一步向上，在继续推进供给侧改革的同时，还需要更加有利的需求侧支撑。”贾珅强调。
尚有困局待解
民间投资近期虽呈现向好态势，但市场上的不安情绪并未随之明显消减，部分投资主体仍“畏手畏脚”，以观望代替出手。毕竟，约束民间投资增长的外在壁垒和内在局限皆需正视。
“确实，一些影响民间投资的中长期体制机制性问题还没有得到彻底根治，部分领域门槛高、手续繁琐，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有的地方政府‘新官不理旧账’、不敢不愿不想与民营企业打交道等现象依然存在。此外，民营企业自身也存在着发育不充分、能力建设不足等问题，这些都将影响甚至钳制民间投资的意愿和上升态势。”孟春坦言。
何代欣认为，约束民间投资的问题集中在如何处理好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的关系，找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此外，资本价格和资本管理变动的问题不容忽视。中国既是对外投资大国也是吸引外资大国，民间投资在对外经济交流中的作用在上升，如果国际资本流动发生重大变化（主要货币流向），中国民间投资也会受到很大影响。
刘立峰进而总结了民间投资所面临的四方面困境。第一，经济转型面临挑战，新旧动能转化难度大。长期以来，民营经济集中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资源型重工业。随着劳动成本快速上涨，劳动密集型制造品在国际市场的份额下降，而资源型重工业则受到生态环境约束、饱受过剩产能之苦。在传统动能减弱的同时，亟须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等新动能的替代。但是，产业从基础研究突破、技术转化到全面市场化，往往需要较长的周期，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一些民营企业面临结构转型困难，资本外流以及“脱实向虚”的情况变得较为严重。
第二，政府投资主导地位增强，民间投资增长动力减弱。近年来，全社会投资增长越来越多地依赖于政府投资的扩张。PPP项目的大规模推出为民企参与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投资提供了机会；但是，从签约项目的主体类型看，中央企业、地方国企却占了绝大部分，真正的民企参与程度很低。而在诸多公共领域，政府管制多，民企很难取得与国有企业一样的公平待遇，民间投资者空有满腔热情，却难有更大施展空间。
第三，投融资渠道不畅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未能妥善解决。金融组织体系不完善，国有商业银行仍居于垄断地位，缺乏专营的小微金融机构，民营企业很难获得融资。资本市场结构不合理，创业板融资比例偏低，新三板和区域性股权市场融资规模小，对民营企业的支持不够。
第四，法治环境与诚信意识缺失，民企的不安全感有所增加。由于政府换届和官员调任因素影响，“新官不认旧账”等公权力违约现象时有发生，令民营企业无所适从。一些官员不作为、乱作为，利用公权力侵害私有产权、违法查封扣押冻结民营企业财产等情况也不鲜见。另外，知识产权保护缺失严重影响了民企创新和研发投入的意愿。对侵犯知识产权的惩罚力度不够，难以起到威慑作用。
投资环境“再松绑”
当前，鼓励民间投资已进入细化政策的阶段。2016年以来，大量鼓励民间投资政策，具体到了行业和区域。从调研来看，不少政策正在发挥积极作用。何代欣指出，“民间投资近期回升，很可能就是源于政策的不断深化推进。当然，伴随改革进入深水区，尚有很多问题需得到持续关注，并想办法破除既得利益干扰。”
去年5月，国务院开始对促进民间投资政策落实情况开展大范围的专项督查工作。如何让民间投资“有门有路”，尽快破除“隐性壁垒”？以制度优势、环境友好激发民间投资的内源动力？
何代欣认为，“目前看，关键是在市场公平方面多做文章。”首先是继续开放更多的投资领域，引导民间投资进入；其次是要为民间投资经营提供后续制度保障；最后要在法律层面更多地维护契约效力。
“棘手问题之一就是要打破中央财政对地方政府、国企债务的隐性背书。”王衍行认为，地方政府、国企凭借内生机制主动承担债务风险，有利于用市场化手段化解风险，约束低效投资，发现投资价值，让民企与其共享平等的发展空间。必须解决所谓“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国有企业降杠杆、处置“僵尸企业”等工作，需要民间投资的积极介入，要加快国企中“僵尸企业”的市场化退出力度，减少政府财政兜底，避免举棋不定、拖泥带水，通过盘活存量民间投资发现投资价值。
“要着力改善民间资本营商环境，稳定民间投资信心。加快‘放管服’改革，加强产权保护，降低民间投资行政成本。”孟春进一步强调了要放宽准入、打破垄断。“凡法律未禁止进入的行业领域，都应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对外资开放或承诺开放的行业领域，也应对民间资本开放，鼓励竞争，形成国企、民企、外企同台竞技、百舸争流的良好局面。”此外，多措并举支持民营企业参与PPP项目。反对所有制等歧视，积极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完善价格政策，加大财政支持，用好PPP基金，打造示范项目。
刘立峰同样强调，要进一步拓展民企的发展空间。积极引导民间投资进入市政设施、健康养老、文化旅游、生态保护等领域。建立民间投资负面清单制度，确保民间资本能够与其他所有制资本一起，公平进入负面清单以外的全部投资领域。
对此，可考虑针对不同领域投资精准施策。刘立峰建议，对于垄断性行业，要为民间投资公平参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投资创造条件，积极从项目源头上引入竞争机制；对于教育等外部性明显的行业，应促进民办学校在财政支持、事业编制、社会保障等方面享受与公办学校同等待遇；对于目前发展严重滞后的养老等社会服务领域，要进一步完善财政补贴政策，扩大政府购买服务范围，创新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实施特殊的土地供给政策。
“此外，金融支持民间投资的作用不容忽视。”刘立峰指出，如以中央和省级财政资金为主体，设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基金，重点支持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机构的设立与发展。完善财政对中小企业融资担保的风险补偿机制，逐年增加风险补偿资金的额度，拓宽补偿范围，适度提高补偿比例。建立健全融资性担保公司的信用评级和征信管理体系，形成银行业金融机构与融资性担保公司之间的信息共享机制。规范发展信托融资，积极发展融资租赁，支持民间资本与城市政府合作建立城市发展基金，支持保险基金设立针对重大项目的股权投资计划或债权投资计划。
“要着力恢复企业和个人投资者的信心。政府要认真履行在招商引资、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等活动中与投资主体依法签订的各类合同，因违约毁约侵犯合法权益的，要承担法律和经济责任。要为不同经济主体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提供法制保障。”刘立峰强调。
风险把控“更严谨”
在民间投资环境总体趋向宽松的同时，政府监管却不得松懈。那么，监管部门如何跟进以避免民间投资成为金融领域的监管新盲区？
王衍行表示，当前一些民企无论在专业团队、资金实力、核心技术、国际化进程还是在既往业绩、文化建设上，令人刮目相看。尤其是在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上，一些民企已经开始发挥标杆性引领作用，甚至走在国企前面，展示了投资的理性与成熟，多数民企的成功是通过自身努力披荆斩棘实现的，理应受到呵护。
“但需要明确的是，民间投资的核心仍在于对风险的计量与把控。”王衍行强调，民间投资防范金融风险是义不容辞的义务，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
王衍行进而说，过去几年，民间投资有成功的经验，更有失败的教训。民间投资有着独特的独立承担风险及损失的属性，所以也不乏民间投资在国际投资、房地产、制造业、煤炭等领域失败的案例，遭受切肤之痛，甚至灭顶之灾。尤其是，不规范的、天马行空般的民间投资，盲目地、异想天开地争资金、铺摊子，有的民营企业触发了案件或面临着不可控的大风险，“其兴也勃，其衰也忽”。
此外，王衍行特别强调了建立新型“亲”“清”政商关系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亲”“清”关系中，“清”是基础和前提，领导干部、公务员要坦荡真诚地同民营企业家接触交往，不收礼、不吃请，积极作为、靠前服务。在“清”的基础上做到“亲”，才能促进民间投资健康发展。
刘立峰补充道，应建立正常合理的官员激励机制。对正常的官商交往应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中央政策应主动为地方政府官员松绑，激发广大干部干事创业的激情和活力，营造改革创新、敢于担当的体制环境。
“值得注意的是，民间投融资活动的一些创新做法应予以鼓励，但更应该促进其透明化。”何代欣强调，特别是在监管之前，需要全力推动资本运用方向利益相关者的信息披露。只有投资人明确获得资金运行状况，才可能消除由信息不对称引致的风险，民间投资也才可能更有效、更勇敢地进入新兴领域。此外，对于违法违规问题，要通过及时向社会公布相关信息，做到司法公正公开。监管部门也要有权力的边界意识，自觉接受各方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