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张 倪
经历了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对外投资规模在2016年创下新纪录。联合国贸发组织发布的《2017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中国2016年对外投资飙升44%，达到1830亿美元，这是中国在该报告中首次成为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比吸引外资多36%。同时，中国还一跃成为最不发达国家的最大投资国，投资额是排名第二位的国家的3倍。
但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部分领域出现了非理性对外投资的现象。近期，国家发改委、国家外汇局、商务部等部门就海外投资与跨境并购监管频频发声。
7月13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称，2016年底以来，商务部会同有关部门，在推动对外投资便利化的同时，加强了对外投资的真实性、合规性审查，非理性的对外投资得到有效遏制，涉及房地产、酒店、影城、娱乐业、体育俱乐部等领域的对外投资大幅下降。
7月18日，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严鹏程表示，有关部门将继续关注房地产、酒店、影城、娱乐业、体育俱乐部等领域非理性对外投资倾向，防范对外投资风险，建议有关企业审慎决策。
7月20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司长王春英表示，外汇局将继续密切配合有关部门的工作，一方面保障有能力、有条件的企业开展真实合规的对外投资活动，鼓励境内企业参与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另一方面将有效防范对外投资风险，促进对外投资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那么，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对外投资究竟具有怎样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在中企“走出去”规模已相当可观的今天，我们应如何实现更高水平的对外投资？又应如何更好地遏制非理性对外投资？
对外投资的三个重要地位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西方主要国家资产价格相对便宜；另一方面，中国受到危机冲击相对较小，又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经历了多年成长之后，一些企业具备了“走出去”的实力以及国际化经营的需要。
自此开始，中国对外投资便走上了“快车道”。到2014年，中国对外投资规模首次超过吸引外资规模，成为净资本输出国，这亦被视为中国从经贸大国迈向经贸强国的重要标志。
“对外投资，不仅是统筹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重要渠道和方式，还是我国推进开放发展的重要路径和手段，更是我国全面建设开放型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努力方向。”近日在接受《中国发展观察》记者采访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综合研究室主任罗雨泽用了三个“重要”来阐释对外投资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意义与作用。
从全球视角看，罗雨泽表示，中国在国际直接投资中的地位和作用十分独特。“我国市场规模大，人力资源丰富，有着完整的工业生产体系和完善的经济结构；但同时，我国人均资源薄，生态承载能力弱，又属发展中国家，资源和技术外部依赖度均比较高。国际社会对我国的认知也比较复杂，一方面肯定我国经济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另一方面又怀疑我们的市场化水平，向往合作和抵触防范的心态并存。”
因此，我国的对外投资目的也是多样化的。既有资源获取型，也有技术跟进型；既有成本驱动型，也有战略延伸型；既有市场拓展型，也有壁垒规避型；既有生产布局型，也有风险分散型。同时，其目的地也比较多元，既有发达国家/地区；也有发展中国家/地区；既有技术领先我们的国家/地区，也有技术落后的国家/地区；既有自然资源富集型国家/地区，也有资源匮乏但区位优越的国家/地区。此外，罗雨泽表示，中国的对外投资也还表现为内外联动、前后延伸，呈“轮辐模式”，由中心向外围辐射分布，且各辐条之间又通过轮轴相互连接、彼此接力，表现出既对外开放又内部关联的特点。
如今，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贸易大国。但毫无疑问，仅仅是贸易大国是不会成为真正的经济强国的，只有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都是大国，才是真正的经济强国。
“美德英法日等世界强国，都在世界各主要经济地区积极投资和发展业务，获得优质资源资产为己所用，从石油矿产到土地水源、从交通枢纽到品牌技术、从合资到独资。通过对外投资，这些经济大国用‘走出去’的方式掌握了对世界经济的控制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第二研究室主任许宏强在接受《中国发展观察》采访时表示，通过对外投资，获取和占有国际优质资产（股权）和优质资源，才能真正做到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为企业成长和经济发展增加新动力。
许宏强强调，随着中国经济进入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为避免经济发展的“中等收入陷阱”，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低端升级到中高端，增强统筹运用国内外经济资源的能力，扩大对外投资，收购或直接使用我国经济持续增长和结构升级所需要的高端资源，如关键技术、关键人才、关键品牌、关键网络等，具有重要意义与作用。通过扩大投资，我国企业也能积累国际运营经验，增强跨国经营能力。
对外投资“去泡沫”，结构将进一步优化
继去年四部门（国家发改委、商务部、人民银行、外汇局）表示加强对海外投资的监管以来，今年上半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3311亿元，下降了42.9%，房地产、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等行业的对外投资更是大幅下降82.5%。
近期，对外投资数据出现回暖。6月当月的对外直接投资达到2016年12月以来最高值，为136亿美元，虽然同比下降11.3%，但环比增长了65.5%，这是对外投资连续第二个月正增长。
在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明看来，上半年的数据反映出我国对外投资正在经历“去泡沫”的过程，未来其结构将进一步优化。数据的下降并不表示我国对“走出去”战略发生了转变，而是在调整“走出去”战略中出现的问题并及时加以纠正，从而更好地实施“走出去”战略。
许宏强也认为，最近两个月对外投资数据的回升，是去年下半年以来规范调整基础上的合理回升，是结构优化后的增长。同时，也说明我国仍坚定不移地坚持“走出去”战略，对于一些好的海外投资项目，相关管理部门仍将予以支持。
“压低对外投资数据本来就不是加强监管的本意，近期数字的回升说明，中国仍坚定不移地坚持‘走出去’战略。在挤掉一部分动机不纯、带有水分的投资项目之后，中国仍会继续支持优质的海外投资项目。”白明强调，未来我国加强对外投资监管与合规性审查的决心不会动摇，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更是坚定不移的。加强对外投资监管与合规性审查，旨在促进对外投资健康有序发展，与“走出去”战略并不矛盾。
白明坦言，过去有些企业的投资决策较为盲目，到了交易落地项目启动，才发现前期规划不符合实际，最终自食苦果。与此同时，类似于海尔收购通用电气的家电部门，美的并购库卡等投资，则能更好地帮助企业获取国际市场份额，实现与高科技公司合作，这才是“好钢用在刀刃上”。未来，我国应加力支持有实际意义的“走出去”，通过获取当地资源、技术、市场，进行产能合作，形成优势互补，培育我们的跨国公司。
从“大规模”到“高水平”
如今，从流量绝对规模上看，我国已然成为位居世界三甲的对外投资大国，但若从存量和相对GDP的规模看，我国与美、英、日、德等国还有较大差距，这与我国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地位很不相称，未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的空间和潜力仍非常大。
近些年，我国一直秉承“高水平引进来”和“大规模走出去”的开放原则。其中，在“走出去”方面，目前口号仍停留在“大规模”的阶段。对此，罗雨泽表示，对外投资规模是中国国际化水平的重要指标，因此，重视对外投资的规模无可厚非。但不能为追求规模而追求规模，必须基于客观发展需要，满足企业理性，符合国家利益，遵守东道国法规，造福当地百姓，以一种健康、可持续的方式发展。
“如果一味地注重‘大规模’而不重视‘走出去’的质量，不仅将给企业带来巨大风险，更不利于我国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今后，我国对外投资应淡化对规模和增速的关注，把更多目光放到提升其质量与水平上。”白明建议，我国对外投资政策应进一步减少资本外流，促进“走出去”战略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资本“走出去”、商品“走出去”之间形成良性互动，从而推动我国“走出去”与产能合作形成互利共赢的局面。
而企业作为对外投资的主体，许宏强强调，今后亟须对其进一步加强管理和引导。
首先，在投资领域，应集中在能给国内带来紧缺资源和技术、企业估值合理、能为我国产品出口或者增加国内就业带来机会的海外投资。
其次，为合法合规经营的企业提供对外投资的信息服务，帮助企业了解投资目的地的法律政策等服务，为符合国家发展需要的对外投资提供金融保险等服务。加快培养国际投资和经营人才。企业海外投资，尤其是并购海外企业过程中，必须做好文化整合，这尤其需要具有出色跨国经营能力的人才。
此外，将“走出去”和“引进来”结合起来，助力国内经济发展。许宏强举例表示，如吉利对沃尔沃的收购，看上去是“走出去”，实际上达到的是“引进来”的目的，“引进来”的主要是品牌和核心技术。中国的三一重工收购普茨迈斯特也是一个经典案例。普茨迈斯特作为德国知名的工程机械制造商，全球市场占有率长期高达40%左右，海外市场遍布全球110多个国家。中国机械设备公司已能生产不错的设备，但是产品的可靠性和技术含量尚未达到世界一流水平。收购普茨迈斯特，能有效促进三一重工的产品从中低端品牌往高端品牌发展，提升三一的整体效益、品牌、国际影响力、筹融资平台，加速国际化进程。
加强监管与合规性审查
自2008年开始，中企对外投资进入了“快车道”，中国的海外投资连创新高。而随着对外投资规模的快速扩张，海外投资风险也日益积聚。
我们看到，与前些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大多集中在资源、科技、机电项目不同，2015年、2016年，中国企业尤其是个别大型民营企业，对海外房地产、酒店、足球俱乐部、娱乐业等领域的投资迅猛增长。这些投资的共同特征是：在国内都有数额巨大的负债，投资方向也和企业主业不同。一些企业通过在国内银行大规模负债借贷，用于海外投资，存在盲目扩张的风险。
白明坦言，近几年在我国海外投资狂飙突进过程中，在房地产、酒店、影城、体育俱乐部、娱乐业等领域确实出现了非理性对外投资的倾向，部分大额非主业投资、有限合伙企业对外投资、“母小子大”等类型的投资也日益增多。他指出，部分领域出现的非理性投资，不仅面临着较多经营风险，部分违规的资本跨境流动还对人民币汇率带来压力，而一些在国内高杠杆融资的海外投资项目也增加了国内金融系统的风险。
许宏强直言，过去几年，有关部门对资本外逃可能产生的巨大风险估计严重不足，对中国企业“走出去”过度地鼓励和支持。而去年下半年以来，对大型民营企业海外投资进行警示，可以看作是对上述做法的一个修正。
“事实上，即使在发达国家，涉及体育、娱乐、文化等项目的并购行为也经常受到涉嫌洗钱、逃税等方面的质疑。”许宏强建议，今后，我国一方面要加强对外投资真实性的审核，尤其是对于在国内金融市场上融资规模明显过大，海外投资比重迅速上升的企业，要控制其在国内市场的融资行为；另一方面，要加强对企业投资的引导，对于涉及风险较大或对我国经济发展和结构升级无明显作用的海外投资，可以提供指导、劝勉。“应建立高效严密的监管网络，及时甄别和辅导企业海外投资行为。遏制企业非理性的盲目投资，打消一部分企业非经营性不当投资的想法，使企业的投资行为更加符合市场原则，符合国家经济发展和转型升级的需要。采取切实措施，扎紧扎牢利用对外投资搞资本外逃的篱笆，堵住资产转移类型的对外投资，对于涉及违法的跨境洗钱要坚决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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