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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节选自《全球发展报告2024》一书。面对当前严峻、紧迫、复杂的全球共同挑战，世界各国只有一个选择， 就是继续加强合作，寻求共同解决之道。合作应对共同挑战，要以解决最紧迫挑战为牵引、持续加强国际合作机制建设，本文提出了将推动更有效的南北合作、推动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等五方面的合作作为应对共同挑战的主要路径。
当前，各种新旧问题与矛盾叠加碰撞、交织发酵，人类面临与日俱增、严峻复杂的共同挑战。但与此同时，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不断加深。为有效应对共同挑战， 各国亟须增强全球合作，以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以关键领域合作为抓手，强化沟通、促进协同，采取务实行动合力应对挑战，推动共同和可持续的全球发展。
浙江宁波，一汽车工厂工人检查焊装的新能源车架。 图/ 中新社
以解决最紧迫问题为牵引，系统应对全球共同挑战
当前全球面临的多重共同挑战关联性互动性明显增强， 往往互为因果、相互作用，应对单一挑战的对策难以奏效， 甚至可能对应对其他挑战造成不利影响。单一领域的合作决定了各方的立场相对固定、协商空间有限，难以达成共识。通过议题联结的方式将多个相关领域转化为综合性议题，有利于扩大利益共同点，为各方协调立场提供更多灵活选择， 推动和维持有效合作。
携手加快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挑战。全球已处于“沸腾时代”的临界点，气候变化不仅造成直接重大经济损失，还对全球粮食安全、公共卫生、发展不平等产生深刻影响。应对气候变化也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和数智化发展密切关联，需统筹应对。一是强化应对气候变化集体行动共识，发挥国家自主贡献和全球盘点机制的作用，把气候谈判成果转化为具体行动。二是加强气候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协同，减少绿色产品贸易壁垒，促进清洁能源产品和技术在全球范围内更广泛流通和应用。三是避免对用于绿色低碳转型的芯片等关键技术、产品和服务进行出口管制，推动数字技术赋能全球绿色低碳转型。
以开放合作促进数智化发展与安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在极大提高生产力的同时，也带来一定风险，相关技术滥用对各国安全形成潜在隐患，还将扩大“数字鸿沟”，需及早应对。一是倡导和践行公平竞争与合作创新，反对科技霸权和科技垄断，避免国际科技合作成为政治博弈或地缘冲突的牺牲品。二是以开源、开放原则加强对人工智能的共同治理，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朝着可监督、可追溯、可信赖方向发展，防止个别国家单方面部署非安全、未测试的人工智能系统谋求军事绝对性优势。三是加强全球数字公共产品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数字基础设施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
共同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开放合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不稳定对全球经济增长、绿色低碳转型、能源资源和粮食安全以及发展中国家工业化都具有巨大影响，亟须各国加强合作。一是构建开放包容、稳定互信的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关系，在联合国框架下就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安全、畅通等问题开展协商。二是增进国际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维护和加强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提升世界贸易组织有效性，推动恢复争端解决机制。三是推动国际产业生态开放，促进新能源汽车、新一代移动通信、数字流动等领域的标准对接，促进形成统一的标准规则和生态体系。四是优化产业政策，在应对气候变化等重大共同挑战前，可允许各国使用相关政策工具支持具有正外部性的新兴产业和前沿技术领域，鼓励具有竞争优势的企业加大研发力度、提升成果转化能力，尽快形成规模经济。
合力应对贫困、粮食安全、卫生健康、发展融资等突出困难。这些困难不仅是“全球南方”国家面临的紧迫挑战，更关乎全球和平与稳定和人类福祉，需要各国共同应对。一是加强国际农业科技合作，加大农业技术转移力度， 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完善气候灾害预报预警机制，提升抵御极端天气事件能力，提高农业发展和粮食安全水平。二是加强卫生体系建设、提升健康保障水平，建立全球公共卫生紧急事件预警监测体系，支持“非洲疫苗生产加速器”基本医疗物资本地化生产计划。三是促进各类发展倡议的协同合作、优势互补，践行“开发性金融”理念，鼓励发展融资更多投向基础设施、农业、制造业等生产性部门，帮助低收入国家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促进包容性发展。
江苏启东，国产门座式起重机出口助力印尼“一带一路”项目。 图/ 中新社
发挥大国表率作用
大国是引领和推进国际合作的重要力量。大国一般在经济、产业、科技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这些优势是各国能够成功开展互利、务实合作的重要前提。同时，推动解决重大国际问题往往需要大国间形成有效共识，否则难以在全球层面开展合作。大国还具有较强的国际影响力，率先开展合作能够带动更多国家效仿、参与。因此，面对层出不穷的危机与挑战，大国要勇于承担责任与义务，主动引领国际合作，形成有效应对共同挑战的合力。
推进自身经济社会改革。持续完善国内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政策，通过内部调整缓冲和减少因全球化导致的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以自身稳定发展推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持续带动改善全球福祉。
积极提供应对共同挑战所需的公共品。在氢能、储能、工业减排技术等低碳领域和其他关键新兴领域率先进行技术创新和突破，带头营造开源开放的创新生态，设立国际科技合作计划，通过技术开源、技术转让、技术许可、技术合作等多种形式促进技术转移与扩散，向更多发展中国家推广转移具有适用性的新技术。
加强大国间的沟通对话和有效合作。维护总体稳定、协调的大国关系，在关键议题上开展有效合作。例如，大国可以共同引领全球气候合作，以大国间的气候共识带动国际社会的集体减排行动；在人工智能领域，大国间也应推动达成基本治理共识，加强相关技术的开源合作。
推动更有效的南北合作
南北合作是促进全球发展的重要渠道。发达国家对当前全球面临的不少共同挑战负有历史性责任，有义务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应对能力。同时， 提升“全球南方”国家发展能力和水平有助于维护全球总体和平与稳定，减小国际动荡对发达国家造成的冲击。
支持“全球南方”国家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发展中国家依据自身资源禀赋、人口规模、工业基础和地理区位等基本情况选择适宜的工业化路径和与之相匹配的可再生能源开发模式，统筹兼顾发展与应对气候变化，因地制宜推进绿色新型工业化。要为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提供贸易优惠和差异化关税待遇，保障其幼稚产业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发展空间。要以保障粮食安全为前提，鼓励分类探索农业和食物系统减排策略。粮食危机突出的国家和地区优先考虑增加粮食供给、保障粮食安全，低收入缺粮国在保障本国粮食安全、可负担的前提下，以市场化手段探索农业部门的绿色低碳减排技术应用。要通过服务技能培训、搭建电子商务平台、鼓励小微企业发展等方式，支持发展中国家提升服务业发展水平。
增加资源投入。发达国家要尽快兑现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占国民总收入0.7%的官方发展援助承诺，持续加大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韧性与可持续性信托（RST）、减贫与增长信托（PRGT），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的损失与损害基金等新机制的支持力度。同时，要提高资金使用的针对性，加强不同多双边援助主体的协调，提升行动一致性，并在应对挑战中更加重视“一揽子”的方法。
避免将发展合作政治化。应充分尊重“全球南方”国家的意愿和选择，鼓励开放包容合作，不搞“小圈子”，避免将各类发展和合作倡议作为阵营对抗的手段，逼迫发展中国家“选边站队”。
深化“全球南方”国家间合作
近年来，“全球南方”国家群体性崛起，深刻改变了国际格局，为打破“中心—外围”结构，更好实现自身发展带来新机遇。新兴经济体之间应率先加强合作。
新兴经济体之间应减少彼此投资限制和障碍，促进生产要素更顺畅流通，通过自身发展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创造更多机遇，加强贸易、投资、产业等合作，帮助和带动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
助力“全球南方”走绿色发展道路。新兴经济体在资源、技术、产业等方面具有较低成本的优势，能够以更可负担的方式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获得实现工业化、绿色低碳、数字化发展所需的关键技术和产品，特别是能够通过跨国投资、贸易等方式，推动其在水电、风电、光伏、储能、电网等能源领域以及5G通信、公路铁路交通等领域提升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加大科技、知识分享力度。通过实用技能培训、建立联合研究中心或实验室、开展发展实践理论交流等方式，加强“全球南方”国家科学技术和发展知识等交流，助力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人力资本、创新能力和治理能力。
推动完善全球治理体系
国际合作的本质是相互协同的集体行动，因此需要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促进各方协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更有力的制度和平台保障。
坚定支持联合国在全球治理中的核心地位。对于当前各国面临的共同挑战，需要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在联合国有关框架下加强沟通协商，减少因误读误判造成的协同不足，形成具有约束力的国际共识。进一步巩固联合国系统各相关机构、公约在应对气候变化、粮食、卫生等领域的中心协调作用，防止全球治理体系碎片化和重复建设。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机构在推广可持续发展文化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通过教育、文化交流等方式吸引更多年轻人了解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 并积极提供创新解决方案。
最大限度降低冲突的损害。要坚持平等对话、和平共处原则，减少冲突。各方应严格遵循以《日内瓦公约》为核心的国际人道法，把生存权、生命权置于最优先位置。推动对话协商，开展预防外交，从根本上保护平民免受战乱之苦。避免损毁冲突发生地水源、医院、诊所等民用基础设施，及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保障饮水、就医、粮食等基本生存需求。
对现有国际机制进行“增量式改革”。努力推动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增加用于全球发展的金融资源，在增资的同时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增强全球治理机制的合法性、有效性和可信性。合作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改革，努力就“全球南方”份额上升达成共识，支持相关“全球南方” 国家克服流动性困难。
加强“全球南方”的机制性合作。通过成员国间的有效务实合作举措，扩大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机制的全球影响力，提升全球治理体系的代表性。支持新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新型多边开发银行通过扩员、新设区域代表处、设立金融中介基金等多种方式回应“全球南方”迫切需求。发挥非洲联盟、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东南亚国家联盟等区域性机制作用，加强立场协调，促进集体行动。
完善全球新兴领域治理。坚持以联合国为主渠道推进网络和数字、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例如，可考虑在联合国框架下设立人工智能国际治理机制，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注重发展、伦理先行等理念，加强协同协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治理框架和标准规范，避免因治理缺位导致的无序发展、风险扩散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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