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诚
中国已成为资本净输出国，对外投资亟需政府合理引导。一方面，当前非理性对外投资，尤其是少数民间资本的恶意外逃加剧了中国资本市场的波动，亟需政府强化管制，树立企业家信心；另一方面，那些合理的已经或即将“走出去”的境外企业和对外投资面临一些海外政治经济风险，需要中国政府给予风险提示和安全保障。也就是说，中国对外投资安全应该包括“走出去”过程中严防资本外逃，“走出去”之后积极帮助海外资本应对当地风险两个主要方面。
中国对外投资激增
在“一带一路”倡议等“走出去”战略的推动下，中国对外投资远超利用外资，成为资本净输出国。2016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1260.0亿美元，同比增长4.1%；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1701.1亿美元，同比增长44.1%，其中流向制造业的投资310.6亿美元，同比增长116.7%。当前发展阶段，中国的资本流入速度虽略有放缓，但资本流出速度加快，规模加大。
中国对外投资要注意三个问题：第一，数值上看，中国对外投资与国内投资和GDP相比仍然很低，潜力巨大。2016年，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606466亿元，GDP744127亿元，均是对外投资的数十倍。第二，趋势上看，民营企业对外投资直线上升，境内投资却大幅下降，一升一降的反差值得警惕。第三，中国对外投资面临一些意识形态、文化制度差异、产业结构低端、资本外逃等风险和不确定性，尤其是少数企业和居民看空中国、资本外逃现象亟需应对。
“走出去”过程中资本外逃的主要形式
总体来看，资本外流是美元走强背景下企业和居民的市场化选择。中国在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同时，恰逢美元升值周期，导致国际资本回流发达国家。从历史来看，中国经常账户长期为顺差，资本账户占比较小，外汇储备增长的主要动力是贸易顺差。而近几年外汇储备的下降则主要是资本流动导致的。资金外流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已转变为资本净输出国，利用外资与对外投资差额逐年下降并转为负值；另一方面是贷款、贸易信贷和货币存款等其他投资科目下资金大幅外流，这反映出中国企业和居民在2014年之后大量提前偿还美元债务，并使用外汇存款进行对外投资和消费。
特别注意的是，少数资本“暗度陈仓”，恶意外逃。国际上逆全球化趋势蔓延，中国贸易条件恶化，部分企业和居民看空中国，向海外转移资产。近几年的一些事件，如李嘉诚撤资、内地人赴港买保险、曹德旺海外建厂、王健林贱卖产业、贾跃亭减持乐视套现去美国等，虽然不能一概视之为恶意外逃，但它们之所以引起较大社会反响，都与这一背景有一定关联。在美联储加息、人民币国际化等外部和体制因素不可逆转的情况下，通过对流出渠道的监控和识别来防范资本外逃就至关重要。为此，要格外关注资本外逃的主要表现形式。
对于企业而言，资本外逃的形式较为多样：第一，虚假投资。以“一带一路”倡议为代表的“走出去”战略的推进，伴随大量基建等对外投资，这些投资可能存在虚报价格、虚开发票、向海外子公司或合资公司转移利润等行为，存在流出资金大于实际投资金额、截流利润在海外，进而变换投资用途，以热钱的形式投资海外房产、股票、大宗商品等。第二，操纵服贸价格。企业和资本“走出去”存在着政治安全、意识形态、法律、财务等投资和贸易壁垒，涉及大量的服务贸易，需要为海外服务而付款，支付价格可能偏高甚至为一项从未发生的服务付款，存在利益输送和转移财产的可能。事实上，近年来中国服务贸易逆差巨大。第三，金融创新漏洞。“走出去”建设离不开金融创新，创新中潜藏资本外逃风险。一方面，PPP、财政引导基金、境外转贷基金、产能合作直投基金等政策性资金池给企业对外投资提供了杠杆，企业只需少量资金便可以撬动大规模的对外投资项目，资本外逃的收益被放大；另一方面，货币互换、离岸人民币市场、正在研究中的沪伦通等金融创新活动，可能给一些恶意外逃的资金提供了“便利”。
对于居民而言，资本外逃主要表现为海外购房。国内“脱实入虚”持续发酵、房价高涨引发部分居民海外购房。目前，中国资本形成率日益下降，在总量庞大的固定资产投资中，越来越多的钱用于购买既存实物资产，例如土地、旧设备和旧建筑物，而没有去形成新的实物资产，从而没有形成新的资本。而随着国内房地产限购以及泡沫风险的出现，国内居民在比较中发现了国外“质优价廉”的房地产项目，并涌现出海外购房热潮。有的海外房产购置属于正常投资，但是还有很多属于变相的资产转移。
此外，比特币也成为资本外逃的重要方式。一些人无法通过正常“换汇”渠道换汇，于是就选择在不同的交易平台上交易比特币，然后将资金换成其他国家的法定货币，顺利实现资产的转移。国内某大型平台的交易量已经上万亿。有调查显示，在部分比特币交易平台上，交易者一天最多可转移的资金限额甚至可以达到千万级别，这意味着大量的资金可以通过这种灰色渠道转移到境外。
“走出去”之后海外资本面临的当地风险
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可能遇到的首要风险，是意识形态差异性带来的不确定性。因意识形态差异，西方对中国存在或多或少的抗拒心理。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项目，经常受到当地政府或议会的审批，他们对社会主义、国有企业以及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存有一定的偏见，项目存在被否决的风险。同时，中国个别媒体或企业将“一带一路”倡议解读为中国单边战略强行在周边国家实施、将对外投资解读为“落后的过剩产能的对外输出”，破坏了中国投资的形象，加大了中国对外投资的难度和风险。
文化、法律、制度等差异也是中国对外投资的重要风险来源。西方的宗教文化、殖民文化、语言和法律体系以及资本主义制度与中国存有明显差异。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实践证明，由于不熟悉国际营商规则，对外投资和贸易具有较大的风险，许多跨国项目不能匹配最佳合作商或者中途搁浅，大大增加了中国企业海外布局的交易费用。
产业结构上看，中国对外投资的产业总体上较为低端，比较优势不足，容易被当地及其他国家的企业所替代，投资项目往往得不到足够重视，存在着合作关系较难达成且较易中断的风险。长期以来，中国的比较优势主要来自人口红利，而人口红利正在逐渐削弱，同时东南亚一些国家的低人力成本优势却在上升。
优化对外投资布局，强化海外利益安全
第一，逆转预期，遏制恐慌性资本外逃。要区分“资本外流”和“资本外逃”两个不同概念，不能“一刀切”地简单限制资本的流出。人民币兑美元贬值其实不可怕，可怕的是资本外逃，因为这会从根本上影响对中国经济的整体信心。日前，有媒体报道几家国有银行对近几年在海外投资活跃的企业进行风险评估，引起社会舆论的不安和资本市场的动荡。因此，央行要做好预期管理，对内收紧银根而结构性加息，防止人民币出现长期不可控的贬值，并警惕资本外逃和人民币贬值相互强化的风险，谨防资本出现恐慌性外逃。
第二，限制海外投资领域，打击虚假投资和服贸行为。充分了解对外投资的各种类型，掌握资金流向和用途，并进行真实性、合规性审核，限制不合规的投资领域。对于国内企业与海外子公司和合资公司之间的业务往来进行审查，防止价格操纵和利润转移，尤其是重大投资项目。对于涉及较大金额的服务贸易活动，进行审查，认定服务项目确实存在且价格相对合理。同时，增加居民投资海外不动产的限制，但鼓励海外旅游和留学。当然，相关审查工作要尽量通过资金流向的检测来进行，尽量不影响企业和居民投资和消费活动的正常进行。
第三，尊重当地文化，重视国际商事规则。企业要熟知东道国的宗教文化、商业环境和法律制度，并遵循国际通用的商事规则。政府要培养、引进和重用高层次的金融、法律、咨询、会计等方面的专业化国际人才，参与投资项目的谈判、贸易摩擦的解决、反垄断的辩护，为中方企业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障，变人口红利为人力资本红利。
第四，在外建立工业园区，将部分国际问题内部化。中国开发区正在走出国门，海外园区已有上百家。中国可以借鉴苏州新加坡工业园区的经验，打造中国的海外工业园区，由企业的零散行动融入中国和东道国双方的国家战略，既可以产生集聚效应提高生产率，又可以将中企与东道国的交易费用内部化为园区的管理费用，节省企业成本，并减少文化和体制摩擦。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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