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助推北京国际科创中心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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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 峥

北京作为全国科技创新高地, 肩负着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服务国家发展的重大历史使命, 承担着统筹建设全球重要科学策源地、未来产业引领地、开放创新核心枢纽, 打造高水平人才高地的重大任务。“ 十五五” 时期, 我国将进入建成科技强国这一战略目标的承上启下关键攻坚期。北京需要立足历史、现实、未来三大维度, 着眼于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 更高水平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历史演进:在“不变”规律与“变局”挑战中锚定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使命

(一)教育、科技、人才融合驱动创新的规律

纵览全球科学创新中心的兴衰更替,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到近代的英法德,再到现代的美国,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清晰可辨:教育、科技、人才三者深度融合,是创新中心崛起并持续引领创新发展的基石。

具体来看,14—16 世纪的意大利, 凭借博洛尼亚大学等早期大学的制度创新,率先将希腊哲学、数学与实验科学纳入课程体系, 开创了人文主义教育变革的先河。14—19 世纪英国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建立“导师制”制度, 构建了以个性化指导、批判性对话为核心的育人模式。与此同时,英国皇家学会建立了现代同行评议与知识产权保护机制。通过科学研究的规范化、社会化与制度化, 使英国成为近代科学革命的核心策源地。19 世纪, 德国洪堡大学创立了“教研合一”模式,开创了现代研究型大学的先河,实现了知识生产与人才培养的同步推进,有力推动了德国在化学、物理学、数学等领域迅速崛起和科技跨越。20 世纪以来, 美国通过构建教育、产业、国家三重融合机制,推动移民引才与本土育才协同,学科与产业深度互动,确立了全球科技领先地位。

回溯几百年来全球科学中心的转移历程,我们不难发现,科技创新中心的竞争归根结底是教育水平与人才生态系统的竞争。意大利以人文主义教育点燃科学革命之火,英国以导师制等制度创新奠基现代科学方法,德国以“教研合一”模式实现后发跨越,美国则以三重融合机制构建了全球人才高地。每一次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转移,背后都是教育范式、科研制度与人才政策的系统性重塑。

历史经验深刻昭示:国家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城市要成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唯有构建教育、科技、人才深度融合的协同机制,才能推动原始创新持续涌现,进而赢得全球科技竞争的主动权。

(二)外部环境、发展阶段、科学范式的变化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创新版图正在“物理分散—数字聚合”的新逻辑下被重新绘制。北京作为我国首都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核心承载地, 深刻洞察并系统回应外部环境、发展阶段与科学范式的三重变革,是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赢得未来创新主动权的逻辑起点。

首先是外部环境之变。我国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正在经历深刻而复杂的演变,战略机遇与风险挑战交织并存,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我国唯有加快打造若干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不断引领科学进步和技术创新潮流,才能更好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

其次是发展阶段之变。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战略禀赋依然突出。但外延式、扩张型发展路径难以为继,城市发展正式进入存量提质增效的新阶段。无论是培育新质生产力, 还是推动城市内涵式发展,都必须深度挖掘教育与人才潜能, 全面提升创新效能。

最后是科学范式之变。科学研究正推动科研形态从经验科学、理论科学、计算科学向数据密集型科学乃至人工智能驱动的科学研究的“ 第五范式” 跃升, 在方法论、组织形态和基础设施层面引发结构性重塑。新的科研范式不仅是数据驱动,更是交叉驱动、开放驱动, 要求打破学科壁垒, 依托开放科学平台实现全球范围内的协同创新。哪个城市能在范式切换的关键期率先完成制度、平台与人才生态的系统性重构, 就能在新一轮科技竞争中占据主动地位。

现实格局:在“扬长”与“补短” 中明晰发展目标

北京不断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和改革,持续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已经在资源密度、投入强度、改革力度、成果显示度上形成了“四张长板”,构筑了创新“高原”;但仍存在若干短板和挑战。面向“十五五”时期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北京需要进一步厘清自身发展条件,扬长补短、系统发力。

(一)四个“度”构筑北京创新优势

1. 资源密度: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第一方阵

据北京市相关部门统计,截至2024 年末,北京已集聚全国重点实验室145 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37 个;共有92 所大学,包括众多“双一流”建设高校; 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布局建设新型研发机构9 家,形成昌平国家实验室、中关村国家实验室、怀柔国家实验室组成的国家实验室体系,覆盖生命健康、网络安全、能源科技、人工智能等战略领域; 高被引科学家增至431 人次,科研人员总量55 万余人,汇聚全国近半数两院院士,成为国家创新版图的核心枢纽。

2. 投入强度:基础研究投入比肩发达经济体

根据北京市统计局数据,北京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占GDP 比重长期保持约6%,稳居全国首位;基础研究经费占比约16%,达到发达国家平均水平,显著高于全国均值。

3. 改革力度: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全国样板间” 

2025 年4 月,北京设立全国首个教育科技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形成“顶层统筹—部门协同—区域联动”改革格局。制度设计层面,发布《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重点事项清单》;人才培养层面, 创建北京中关村学院,专注于人工智能与交叉学科的人才创新培养,推行打破学校、学科、阶段、导学、产教五个边界的超常规模式;成果转化层面,建立“三城一区”联动机制,绘制高校创新资源“一张图”,实行台账式、清单式管理,推动高水平创新成果就地转化。

4. 成果显示度:全球科研城市“八连冠”

施普林格·自然集团发布的“自然指数— 科研城市” 显示, 北京自2017 年起连续八年位居全球科研城市首位。2023 年, 北京在物理、化学、生命科学等基础领域的高质量论文贡献份额显著领先国内其他城市。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4 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 榜单中, 北京位列第三, 在PCT 国际专利申请和科学文章发表方面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成为全球原创成果产出最密集、创新辐射能力最强的城市之一。

(二)补足三个短板, 促进北京创新发展

1. 原始创新与颠覆性技术引领力有待提升

目前北京的科研产出在数量上已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但在科学发现的平均质量、学术思想的引领力与实际应用效能上尚未形成与之匹配的全球影响力。

一方面,学术思想引领力有待提高。北京虽在论文总量和高被引数量上在全球科研城市中位居前列,但科研优势更多体现在对国际前沿热点的快速跟进和深度挖掘上,在提出能够重塑学科基础、开辟全新研究方向、被全球科学界广泛采纳的原创性理论、新范式或根本性新方法方面尚显不足。

另一方面,颠覆性技术的引领力有待提升。近年来,北京在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等前沿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进展,但在足以重塑产业格局、开辟全新赛道、能够被称为“从0 到1”的颠覆性技术产出上仍较为零散。

2. 人才“磁吸”效应有待增强

一方面, 国际顶尖人才缺口较大, 国际人才引留的机制还需优化,环境竞争力仍需提升。北京已经出台了一系列引才政策,但对于具备全球号召力的顶尖战略科学家、领军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的吸引力,与世界顶尖创新中心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

另一方面,城市生活成本偏高,影响了国内部分优秀青年人才对长期留京发展的选择。在国内城市间的激烈竞争中,北京的传统人才政策优势正在受到住房、教育、医疗等综合成本的影响。这些因素使得一部分在北京接受了顶尖教育的优秀青年人才没有选择留京长期发展。

3. 培养与需求匹配度有待加强

一是高校学科设置和布局还需优化。当前部分高校存在专业重复设置、培养模式同质化等问题,新兴产业人才供给不足。部分高校的学科专业更新速度未能跟上产业技术快速迭代的步伐,即使是应用类学科,在课程内容上依旧偏重理论知识,对学生创新能力和解决实际技术问题能力的培养有待加强。

二是产学研联合培养“联而不深”。在现行编制、职称评审、户籍等制度环境中,科研人员离岗创业再返岗、企业高层次人才进入高校任教等人才流动成本较高。

三是评价体系“ 唯论文” 惯性仍在。有的重大工程平台青年骨干因长周期、团队型任务论文产出数量有限,在杰青、优青评审中优势不足。调研中企业普遍反映, 校招算法工程师往往需要企业再培训6—12 个月方可上岗, 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的“最后一公里” 亟须打通。

未来路径:聚焦关键议题,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

“十五五”时期,北京将积极应对国际创新格局变化,服务国家战略,更好地肩负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使命与责任,不断提升科技、教育、人才发展水平, 在“教育—科技—人才”全链条上系统发力、闭环贯通,真正释放教育、科技、人才“1+1+1>3”的集成效应,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为国家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首都力量”。

(一)聚焦关键领域,突破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瓶颈

1. 在科技领域,强化基础研究的系统部署和关键核心技术选择

一是面向世界科学前沿,在可能引发范式变革的“无人区”抢先落子。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脑机接口、生物制造、具身智能、6G 等前沿交叉领域, 设立专项, 实行推荐制、首席科学家负责制,鼓励科学家开展自由探索, 支持提出新概念、新理论、新方法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在“卡脖子”环节实施链式攻坚。系统梳理存储芯片、硅光芯片、高端科学仪器整机及核心零部件等关键技术短板, 形成动态更新的“卡脖子”技术攻关清单。全面实行“揭榜挂帅”“赛马”机制,支持链主企业联合上下游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协同攻关,加快实现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面向全球产业竞争,在优势领域打造不可替代的产业话语权。对生命健康、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等已形成国际比较优势的领域,给予长周期稳定投入。鼓励牵头制定国际标准、组建量子计算等特定领域专利池,把学术影响力快速转化为产业竞争力和全球话语权。

2. 在人才领域,积极建设国际一流的人才友好型城市

对于国际顶尖人才,探索独立于雇主担保的技术移民通道,设立“北京学术快签”,允许全球顶尖技术人才直接申请工作许可和永久居留。建立海外科技人才信息库, 向国家实验室、新型研发机构精准推送顶尖团队信息。试点用人单位自主认定高层次人才和评定职称, 在永居、税收、医疗、子女教育等方面提供支持。对于青年科技人才, 稳步提升在京高校毕业生留京比例,对优秀毕业生在落户指标、安居补贴、住房等方面完善政策支持,降低青年人才工作生活成本。

3. 在教育领域,打造教科产深度融合的人才培养体系

建立科技发展清单牵引、高校自主调整的学科动态机制,赋予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更大设置自主权,围绕类脑智能、量子信息、合成生物等前沿方向设立跨学科人才培养试点。全面实施北京STEM 人才培养计划,设立本硕博全覆盖奖学金。鼓励高校联合头部企业开设跨学科实践课程,建设卓越工程师培养联合体,在项目及实践中培养转化型、工程化人才。支持北京中关村学院等新型教育机构扩大培养规模,把重大科研工程作为人才培养的实战课堂。充分利用在京留学生资源,探索将其转化为服务我国科技创新的有效力量,形成“全球生源—北京培养—中国创新”的良性循环。

(二)实现路径:推动机制改革和开放升级,促进教育科技人才深度融合

第一,持续推动体制机制改革,破除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机制“隐性天花板”。一是推动科研评价与支持机制改革。试点“创新能力+ 价值贡献+ 长期潜力”多元评价体系,推动人才评价“破五唯”改革。设立“从0 到1” 颠覆性技术专项,实行专家实名推荐的非共识项目遴选,建立“十年滚动资助+ 失败宽容”机制,为勇闯科学“无人区” 的团队提供支持。

二是推进央地协同转化。建立“企业出题、校企共答、市场评卷”的产学研合作新范式。中央单位成果在京落地后,北京市可按地方经济贡献度给予税收返还、产业基金跟投、研发用地定向供给等一揽子奖励;推广职务科技成果单列管理、先使用后付费模式,完善技术经理人驻校(院所)制度。强化科技成果转化激励,允许科研人员以“技术股+ 现金股”形式持有股权。

三是深化经费管理制度改革,给科学家“松绑”。在北京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位于北京的国家实验室等率先试行“首席科学家负责制+ 经费包干制”,基础研究与颠覆性项目不再编制明细预算, 赋予技术路线调整权和经费自主调剂权;建立尽职免责清单, 对勤勉尽责、未谋私利, 不违反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法规,但未达预期目标的项目,能够及时纠错改正的,予以免责, 为高风险创新提供法治“安全垫”。

第二,不断推进开放升级,提升教育科技人才深度融合水平和全球影响力。一是强化AI for Science 新基建。面向新药创制、基因研究、新材料研发等场景,建设高质量科学数据库、模型语料中心和专用芯片平台。建立AI for Science 示范区, 整合国家超算中心、新型研发机构和头部企业资源, 构建“数据共享—模型训练—应用验证”全链条服务能力,形成开放工具链和社区生态。

二是建立国际科研合作数据先行区,让数据“流得动、管得住、用得好”。建立“国际科研合作数据先行区”, 建立数据出境负面清单动态管理机制,探索科研数据跨境“ 白名单” 通道;对国际大科学计划、跨国药企研发等场景实行“一次备案、分次使用”,配套跨境经费拨付、外汇结算、隐私计算等便利化措施。

三是加强国际交流,引领国际规则构建,积极输出“北京方案”。依托北京高校院所、新型研发机构等,牵头制定人工智能、生物安全等新兴领域技术标准和治理规则;积极参与联合国、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IEEE)等国际组织标准制定,提升技术标准软实力。

(三)方法保障:以“市级统筹+ 区域特色”双轮驱动,放大教育、科技、人才融合乘数效应

第一,加强统筹,完善协调合作机制。一是强化协调机制。加强资源统筹与政策协同,将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核心指标纳入区政府绩效考核,形成全市“一盘棋”推进格局。二是完善智库支撑。充分挖掘在京智库资源,组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吸纳诺贝尔奖、图灵奖级科学家、“独角兽”企业家、一线投资人、相关专家等多元主体,为重大科技方向、重大改革事项、重大资源配置提供战略咨询与决策支撑。三是编制引领性发展规划。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科教专项规划, 研究出台北京市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规划及配套行动方案。四是构建动态监测体系。围绕教育科技人才资源集聚、创新环境优化、服务效能提升、发展绩效产出等核心维度,设立北京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改革监测指数,为科学决策提供数据支撑。

第二,引导推动区域各展所长,打造“‘三城一区’极核+ 特色‘微中心’+ 协同飞地”多层次创新格局。一是持续做强“三城一区”主平台,打造原始创新增长极。聚焦中关村科学城、怀柔科学城、未来科学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国家战略科技力量集聚区,集中布局国家实验室、新型研发机构、“ 从0 到1” 基础研究专项和AI for Science 平台,形成支撑北京科学策源地建设的“极核引擎”。二是建设科技创新特色“ 微中心”, 培育差异化创新节点。依托房山、门头沟、平谷、密云、延庆等区资源,打造一批特色鲜明、功能互补的“微中心”,通过差异化定位、专业化发展,推动教育、科技、人才资源精准下沉, 形成多点支撑、错位发展的创新格局。三是推动跨区域“飞地” 协同,实现资源互补共享。探索建设科技、教育、人才飞地,支持各区之间以及各区在全球创新高地或兄弟省市设立人才飞地、研发飞地,优化资源配置,形成创新合力。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综合管理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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