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春平 刘 诚
经济下滑对民生的影响
以“人民为中心”和“以民为本”彰显了民生问题的重要性，而经济持续下滑为薄弱环节的民生问题提出了更为严峻的挑战。
经济下滑本身以及为了应对下滑而作出的各种政策调整都将对民生问题带来影响：第一，经济下滑使得税收增幅下降，同时逆经济周期的民生支出需求增加，二者的缺口和矛盾增大。第二，长期以来民生问题总是次于GDP等产出目标，而为了应对经济下滑，部分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稳增长措施，会进一步倚靠资本、房地产等领域，可能偏离社会民生，导致就业失衡、收入差距拉大、住房困难等民生问题。第三，经济下滑及改革和新动能的培育，将导致产业和各类人群的分化，有可能将使弱势群体的利益进一步受损。
高度关注民生问题及其新趋势
在经济下滑的直接和间接影响下，民生问题会出现一系列的新趋势，主要可归结为六点。
第一，就业问题有可能进一步凸显，特别是年轻人的就业、传统制造业工人的就业压力会不断加大，相比而言，农村转移的劳动力就业相对宽松。经济下行，会减少新增就业岗位，直接影响年轻人的就业状况，特别是高等院校毕业生的就业；而经济在调整过程中，传统制造业面临较大冲击，产业工人由于技能无法灵活转换，也会产生较大冲击，从而产生较突出的就业问题。相比而言，源自农村的原富裕劳动力差不多转换完成，而且就业大多在非正规部门，反而影响不大。
此外，有可能出现偏向资本的增长，从而导致“无就业增长”现象。目前，就业形势良好并未出现失业潮，但是出现了“无就业增长”的现象值得警惕，即就业并未和GDP同步增长。就业增速低于GDP增速表示单位GDP用工数量的减少，表面上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表现。然而，深入调研和仔细观察后，可以发现事实并非如此乐观。企业在生产中更多使用资本还是劳动取决于两者的相对价格，可以说，不是因为劳动者技能提升或企业产品升级换代，而是因为利率低导致企业倾向于用资本替代劳动，而且还有大量面向资本的各种补贴。这就使得工人生活条件下降但是经济结构并没有实质优化，只是利益由劳动进一步转向了资本。资本报酬增长率超过了经济增长率，劳动地位及所得下降。而且，退一步讲，即便“用机器替代工人”是建立在科技创新的基础上，那也对底层工人带来负面影响。科技创造的工作机会并不够多，同时机器人和人工智能还会取代现在的蓝领工作和白领工作。
第二，收入及收入分配有可能会出现恶化的局面，收入增速相应下降，而收入差距有可能会拉大，并导致更突出的问题。城市的贫困程度会有所加强，而富裕阶层移民倾向会加大。如果产生通胀压力，源自财富层面的收入差距会有所扩大，特别是老年人的收入水平会相对下降，而富裕群体的财富收入有可能会有所强化，低收入低财富的贫困群体的状况会进一步恶化。
在收入方面，民间投资下滑导致居民收入增长趋缓。中国目前稳增长的路径呈现“债务—投资”驱动模式，央行增发货币、财政发债、地方发债和PPP的债务融资方式明显。资金主要流向央企、地方投融资平台和地方国企。而投资效率更高、吸纳就业更多的民间投资低迷。2016年中国的投资增长主要来自国有投资，增速为20.5%，远高于民间投资的2.9%，新二元经济格局显现，“国进民退”不利于藏富于民。同时，收入差距过大会导致居民消费意愿下降，而收入之外的其他方面的不公平又导致居民获取收入的难度增大，进而会加大收入分配的不公平。
第三，民众的社会化保障难以广泛普及，市民化难以实现，城镇化过程中户籍制度、人口限制会加剧社会分割。部分城市为了解决“大城市病”问题严守户籍并限制人口流入，甚至实施“以业控人”限制低端行业人口的流入。一方面，地方政府和企业都有扩大投资的冲动，而且是没有技术进步的投资。工业的“资本过度深化”使得城市就业增长受限，必然使人的城市化进程受阻。另一方面，服务业作为一种衍生性产业，其发展的速度和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城市化过程中中间需求的增长和释放情况，这使得服务业的发展又间接受到了制约，服务业吸纳就业减少。再加上政府对于产业的人为扶持和户籍的管控，大量流动人口难以在大城市立足，很难“享受基本公共服务”。
第四，房价和安居问题仍然会是社会关注的重点问题，而财税体制有可能进一步推高房价，年轻人的负担和压力会不断强化。2016年一线城市和部分二线城市房价同比增长超过五成，“地王”数量和金额也屡创纪录，“居者有其屋”成为最大的民生问题之一。中国的土地供给是卖方市场，供地行为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供地数量和价格，进而影响房屋供给数量和成本，最终传导至房价。问题的根源是“土地财政”，是由于地方政府承担了较多民生事业但是分税收入较少，卖地成为弥补财政缺口的重要方式。地方政府通过卖地筹取资金支持民生事业，但是却推高了房价导致民怨载道。同时，发展房地产可以短期内推高GDP但却不利于长期发展，高房价直接提高了企业租金成本。这种压力以年轻人为甚，加重了生活负担。
第五，医疗和养老的供需矛盾会随着老龄化的加快和出生人口的增加不断加剧。医疗资源一直较为紧张，而财政的投入受到经济下行和税收等影响，公共投入很难大幅度增加，因而公共服务会进一步紧张。对于整个社会不断老龄化的趋势而言，医疗的需求不断增加，导致矛盾越来越大。同时，随着人口政策的变化，新生儿会增加，从而进一步加剧医疗资源的矛盾。但由于经济下行，医护人员的收入难以得到根本改善，有效供给很难得到实质性的改善。
第六，信息技术等应用会带来经济的新特征，但部分弱势群体难以分享新经济发展成果。新经济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不言而喻，但其对少数弱势群体的不利影响也值得关注。一方面，新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替代性增长，新的增长空间挤压了原有增长空间，或者说，在原有的增长空间内换了一种增长方式。另一方面，新经济所创造的财富可能更多地集中在富裕人群手中，并给弱势群体带来一些不便。当前依托“互联网+”带来的一系列创新，例如零售的网上购物、火车的网上抢票、医院的网上挂号、交通领域的滴滴和共享单车，都给未使用网络的农村、农民工和低学历者以及底层工作者带来了不便，实际上他们享受到的民生服务本来就很少。因此，如何让弱势群体享受新经济的发展成果亟须研究和应对。
此外，产业变化带来结构性失业、通过降低社保来降成本、经济增长的同时雾霾蔓延、延迟退休等问题随之不断出现，也将成为民生关注的重要问题。
采取积极措施改善民生问题
第一，坚持民生目标，改革和结构调整要坚守民生准则。在目标上，民生问题要逐步替代产出目标，特别注重改善就业和收入分配问题，着重提高社会的福利和居民的满意度。一方面，改革过程中激励地方政府在民生上积极有为。有什么样的政绩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地方政府竞争，要把地方竞争扩展到民生领域，激励各地竞相实施各类民生工程。另一方面，产业结构调整不能以民生为代价。不能简单地认为，“用机器换人”就是技术改造和结构升级，要更多地挖掘人力资本红利，鼓励企业家精神和人们对于生产技术、商业模式的创造性。
第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大力发展服务业。服务业可以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并且能够提升普通百姓的生活便捷程度，从而为扩大消费提供支持。因而需要进一步鼓励社会化的服务水平提高。减少对服务业价格和准入的管制，最大程度上促进服务业的发展。
第三，把教育和健康等民生问题作为经济增长的着力点，加大投资力度。当前，健康产业、养老产业、幼儿园等教育产业等都是短板，不妨将投资重点放在这些民生项目上，以民生项目拉动经济发展，在改善民生的同时实现稳增长的目标。据不完全估计，仅在教育、健康养老、农村互联网三个民生项目方面，我国的投资缺口就达到数万亿元之巨。如果能够将更多的资金投向这些民生领域，那么这些投资不但能在短期内稳增长，还能长期调结构和改善民生。具体而言，应该逐步放松管制，降低健康机构的准入门槛，促成投资的增加。不仅可以直接投资（在这些领域政府投资具有规模经济且没有挤出效应），也可以采用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更应该鼓励民间自发投资。
第四，加强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增加对流动人口，特别是年轻人的基本公共服务。对于进入城市的流动人口，特别是年轻的劳动群体，保障他们的基本公共服务，防止引发社会问题。在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同时，注重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一方面，通过增加公共服务的供给总量来缓解矛盾，尽量减少对人口流入的限制以回避问题；另一方面，要不断地减少户籍和公共服务之间的挂钩程度。
第五，加大财税体制建设，提供土地供给，满足市民住房需求。“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给房地产市场做出了清晰的定位。从今年各省政府工作报告可见，把握住房的居住属性，加大棚户区改造力度、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成为多地“住房民生”的工作重点。一个可行的方案是，从土地角度调控房价。优化土地供给结构，提高一线城市和热点城市土地供应而减少二三线城市供应，提高商业住房和保障性住房土地供应而减少工业和仓储用地。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