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林静 尹政平 齐冠钧
精华速览：
加快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对当前稳经济、促增长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更对我国在全球化新形势下塑造长期竞争优势具有深远影响。文章基于新发展格局视角提出加快推进内外贸一体化的战略路径，包括：推进标准规则深度衔接，破除市场准入壁垒；强化供应链高效协同，提升产业链韧性；促进市场渠道双向融合，多维拓展市场空间；完善服务供给体系，提高贸易便利化；深化数字技术创新驱动，构建一体化贸易生态。
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是党中央基于新发展阶段特征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这一部署不仅对当前稳经济、促增长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更对我国在全球化新形势下塑造长期竞争优势具有深远影响。内外贸一体化有利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有利于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 是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当前， 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 全球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持续抬头， 地缘政治冲突加剧， 国际经贸规则面临重构，这些因素共同导致全球经贸环境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增强。与此同时，我国经济正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已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和战略路径。本文立足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宏观视角， 系统探讨加快推进内外贸一体化的优化路径， 旨在通过深入分析当前内外贸发展中的体制机制障碍、政策衔接问题、市场分割现象以及企业转型困境等关键问题，提出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
推进内外贸一体化的内涵及要义
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本质上是一场深刻的制度创新和系统性变革，其核心要义在于打破传统内、外贸二元分割的发展模式，通过制度重构、市场联通、主体培育和技术赋能等路径，实现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深度融合与高效配置。这一变革具有以下显著特征：第一，这是一场具有全局性意义的制度集成创新。通过构建统一的市场规则体系、监管框架和服务标准，消除制度壁垒。其创新性体现为规则衔接、政策协同和制度供给的系统性重构。第二，这是一个多维度、深层次的融合过程。不仅涉及商品和服务市场的整合， 更包含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深度协同，以及标准、认证、监管等制度体系的全面对接。这种融合呈现出由表及里、由点到面的渐进式发展特征。第三， 这是一次发展模式的转型升级。通过培育具有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市场主体， 构建国内外市场运营体系，推动企业从单一市场经营向全球市场布局的战略转型，以实现经营理念、商业模式和组织架构的系统性变革。因此，内外贸一体化发展的过程将有效消除制度壁垒，通过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 来实现生产要素在更大范围内优化配置， 形成“以内促外、以外带内”的良性互动机制。
新时期，内外贸一体化的核心要义如下：市场规则统一化。通过推动国内外标准、认证、监管等制度衔接，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实现商品与服务在国内外市场自由流通。资源配置高效化。打破市场分割和消除制度壁垒，使得人才、技术、数据、资金等要素在国内外市场自由流动，供应链布局持续优化，资源利用效率提升，产业链韧性和经济体系的抗风险能力增强。经营主体协同化。企业高效统筹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具备“三同”（内外贸产品“同线同标同质”）生产能力，灵活应对内外市场的需求变动， 形成“外贸转内销、内贸走出去”的良性互动格局。数字技术深度融入内外贸。将跨境电商、智慧物流、大数据分析等数字技术与内外贸业务深度融合，推动供需两侧数据协同与精准匹配，促进企业降低全链路运营成本。政策制度协同化。完善税收、金融、监管等配套政策， 推动内外贸产品“同线同标同质”工程， 优化营商环境，减少企业转型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推进内外贸一体化的战略意义
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的最终目标是构建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形成内外市场规则相通、产业相融、创新相促、供应链相联的一体化发展格局， 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力源泉。这一进程不仅关乎贸易领域的转型升级， 更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对于提升我国经济发展韧性和国际竞争力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一）推进内外贸一体化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核心要义在于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堵点， 通过强化国内大循环的主导作用和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深度协同，实现内外市场高效联通、资源要素合理配置、供需动态平衡，从而推动经济发展实现良性循环。我国拥有超大规模市场，但供需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一方面，部分外贸企业产品符合国际标准却难以对接国内需求；另一方面，部分内销企业缺乏国际竞争力，难以融入全球价值链。在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框架中，内外贸一体化发挥着重要作用，是联通国内国际的关键纽带。首先，从制度创新维度看，内外贸一体化通过推进国内外标准互认、监管协同、市场准入统一等系统性改革，着力破除长期存在的内外市场分割状态，建立统一的市场规则体系，能够有效消除制约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性障碍，完善要素跨境流动机制， 畅通国内外市场资源双向流动。其次， 从系统性改革视角分析，这一进程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堵点，促进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渠道的融合，进而提高两个市场资源协同利用水平，优化国内外资源配置，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由此，通过制度衔接、渠道融合和资源优化配置，推动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的资源配置新格局，其具有三个显著特征：一是市场协同性增强，能够实现国内外市场资源的高效匹配；二是循环质量提升，国内国际双循环向更高水平发展；三是系统韧性强化，经济体系抗风险能力更强。
（二）推进内外贸一体化是应对国际经贸格局变化的现实需要
当前， 国际经贸格局正经历系统性重构， 呈现出高度复杂性与不确定性。一方面， 逆全球化思潮、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持续抬头，美国对华技术封锁不断升级，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等新型贸易壁垒逐步落地， 世界贸易组织（W T O） 最新数据显示， 2024—2025 年观察期内，全球贸易限制措施覆盖贸易额达2.96 万亿美元， 为上一周期额度的三倍以上， 传统多边贸易体系与国际经贸秩序正面临严峻挑战。另一方面， 全球供应链呈现区域化、碎片化特征， 美欧推动“ 友岸外包” 和“ 近岸生产”， 国际产业分工体系加速重构。同时， 地缘政治冲突频发， 进一步加剧了全球经贸环境的不稳定性。在此背景下， 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具有战略意义：其一， 以国内大循环的内在稳定性和长期成长性对冲国际循环的不确定性，可有效对冲外部市场风险。通过打通内外贸市场，我国企业可以实现“两条腿走路”， 根据国际市场需求变化灵活调整销售策略，在国内市场开拓过程中寻找增长点， 降低对单一市场依赖风险。实践表明， 实施内外贸协同的企业在国际订单波动时， 其业务稳定性显著优于依赖单一市场的外贸企业。其二， 通过标准对接和产能协同发展， 有助于构建更具韧性的供应链体系， 提升重点行业供应链响应速度， 增强产业抗风险能力， 推动形成更具韧性和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三）推进内外贸一体化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推进内外贸一体化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其核心逻辑在于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内外贸一体化通过优化供给、激发需求、促进创新的系统性作用，能够有效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其一，提升供给体系质量。长期以来，外贸产品与国际标准接轨但与国内供给体系的衔接有待进一步畅通，内销产品整体质量水平还有待提高。通过制度安排，可倒逼企业对标国际先进标准改进生产工艺、提升产品质量，推动国内供给体系质量实现整体跃升。其二，释放内需市场潜力。内外贸一体化促进优质商品和服务双向流通，不断激发国内大市场的消费需求， 进而创造出更多增量空间。其三，增强创新动力。统一的市场环境和监管标准有利于形成公平开放的市场竞争环境， 进而促进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升自身创新水平。
（四）推进内外贸一体化是制度型开放的重要实践
内外贸一体化，是我国制度型开放的关键切入点和重要实践，其着眼于市场规则、管理体制和标准体系的系统性重构。其中，在规则层面，通过国内外标准对接和监管互认，推动从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制度型开放转变，建立与国际通行衔接的现代市场体系；在制度层面，打破内外贸管理分割，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监管框架，大幅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在治理层面，形成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社会协同的多元治理格局，提升经济治理体系现代化水平。这一实践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开放模式， 将开放重点从边境措施转向边境内改革， 通过制度创新释放市场活力， 既为国内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环境， 又为参与国际竞争培育新优势。其深层价值在于， 通过制度型开放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在规则层面的深度融合，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制度支撑和发展动能。
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取得的成效与挑战
（一）我国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取得的成效
2021 年，“十四五”规划和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促进内外贸法律法规、监管体制、质量标准等相衔接”，同年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促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的意见》，2022 年《商务部等14 部门关于开展内外贸一体化试点的通知》发布，2023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内外贸一体化发展的若干措施》的通知，2024 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发布《关于发挥国内贸易信用保险作用 助力提高内外贸一体化水平的意见》。至此，我国已构建起系统完备的政策体系，内外贸一体化工作从宏观设计向微观落地纵深发展，在制度创新、市场融合、企业转型等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
具体成效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内外贸一体化经营水平提升。内外贸一体化企业持续壮大。根据商务部数据，2024 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有8.7 万家企业实现了内外贸一体化经营，同比增长6.3%，内外贸一体化经营的比例达到17%，浙江、上海、广东等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内外贸一体化经营率均达到30% 左右。内外贸融合平台建设扎实推进。第33 届华东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有500 多家外贸企业标注“可内销”标签；2025 年春季广交会标注“可内销”标识的线上展品占比达到49%，秋季广交会进一步加大推进力度， 标注“可内销”标识的参展企业比重达77%。内外贸融合平台功能日益完善， 为外贸企业开拓国内市场提供了更加有力的支撑。
第二，2025 年，我国与重点国家签署多份标准化合作文件，累计与75 个国家和组织达成130 份标准化合作协议。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数据，2025 年全年我国累计转化1510 项国际标准， 总体国际标准转化率达88.9%。同时， 我国标准国际化双向协同能力显著增强， 2025 年牵头制定发布ISO、IEC 国际标准285 项，同比增长26.7%。在生物技术、人工智能、工业网络等领域，向ISO、IEC 提出国际标准提案505 项，同比增长15.8%。
第三，市场融合效应逐步显现。跨境电商持续发挥联通内外市场的枢纽作用，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5 年，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2.75 万亿元， 较2020 年增长69.7%， 展现出强劲发展活力； 跨境电商企业数量超12 万家，累计在海外注册商标超3 万个；海外仓数量超过2500 个，服务范围覆盖全球主要经济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态势良好，国家税务总局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 2025 年4 月，有对美出口业务的企业积极拓展内销市场，国内销售额实现增长。2025 年全国有进出口实绩的企业超78 万家。内外贸一体化发展有效助力企业灵活开拓两个市场，增强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
第四，企业转型成效突出。内外贸一体化发展开拓市场增量空间，显著提升企业韧性与盈利能力。截至2025 年7 月，重庆已有870 家规上工业企业实现内外贸一体化经营，培育电子信息、通用机械、汽摩及配件等五大内外贸融合发展产业集群。湖北省52 家省级内外贸一体化领跑企业，2025 年基本实现自主品牌销售额占比100%。宁波保税区创新实施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试点政策，区内试点企业内销比重从原来的23.5% 提升至60%，实现内外贸“两条腿走路”。目前，我国已培育2200 多家内外贸一体化领跑企业。随着企业逐步适应内外贸一体化经营模式，统筹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持续增强，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中开拓了更广阔的市场空间。
（二）当前推进内外贸一体化面临的挑战
一是标准体系存在壁垒。国内外市场在技术标准、质量认证等方面存在差异，形成双向市场准入障碍，外贸产品难以直接进入国内市场，内销产品出口也面临认证壁垒。例如，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CCC 认证）与欧盟CE 认证指令在整体监管框架方面存在不同，如在化妆品行业，欧盟（EC） No.1223/2009 化妆品法规与中国《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在禁用物质清单、检测方法等关键指标上存在多项差异。这些标准壁垒导致企业不得不维持两套生产体系，不仅增加了运营成本，而且需额外承担认证成本，影响市场拓展效率。
二是市场渠道对接不畅。内销侧重经销商体系以及电商平台，而外贸依赖专业展会等传统渠道，缺乏国内分销网络，内外贸流通体系呈现结构性割裂， 渠道资源整合程度不足，主要表现为： 跨境电商平台与传统外贸展会之间协同不够，“平台+ 展会”的融合模式仍处于探索阶段，多数传统外贸展会尚未与跨境电商平台建立常态化对接机制；国内外市场流通基础设施衔接不畅，国际物流网络与国内分销体系尚未实现高效对接；信息存在不对称，国内外市场数据共享机制有待建立和完善。
三是经营转换市场性成本高。一方面， 外贸领域长期实行较为稳定的出口退税政策， 加之“ 见单即付” 的国际结算惯例， 企业资金周转效率较高； 而内销贸易需要缴纳增值税和消费税， 采用“ 先货后款” 结算模式， 存在回款周期长、坏账风险高等挑战。财税政策取向与结算惯例的差异， 导致外贸企业在转内销过程中面临现金流压力、财务成本上升等现实挑战，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开拓国内市场的意愿。外贸企业普遍缺乏成熟的国内销售网络和渠道资源， 进入内销市场时渠道建设投入较大， 获客成本较高， 成为中小外贸企业转内销的主要现实障碍。
四是市场监管体系协同不足。主要体现为：其一，数据共享机制不健全， 海关、税务、市场监管等部门的信息系统相互独立，数据标准不统一，监管协同效率低。以某跨境电商企业为例，其进出口业务需要分别对接海关“单一窗口”和市场监管系统，相同数据需重复录入，进一步增加了运营成本。其二， 执法标准与尺度存在差异。部分地区仍存在保护主义和隐性壁垒，对外地企业产品进入本地市场设置障碍，少数大型平台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限制竞争，阻碍了中小微外贸企业的渠道拓展（王雪坤， 2025）。其三，业务流程衔接不畅，出口商品检验检疫与国内市场监管缺乏有效衔接机制，部分领域“多头监管、重复检查”问题仍然存在。这种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增加，削弱了部分外贸企业开拓国内市场的积极性。
五是企业转型能力不足。内外贸领域新型人才及其技能培养体系滞后（张姣玉，2024），企业转型能力与新发展需求之间的结构性失衡是当前内外贸一体化进程中面临的典型困境。部分外贸企业缺乏国内市场营销以及国内品牌建设经验，依然存在“代工思维” 的经营理念。内销企业对跨境结算等规则了解有限， 缺乏开展国际业务的能力，难以有效开拓国际市场。其中， 人才短板尤为突出，既懂国际贸易又熟悉国内市场的复合型人才不足。
推进内外贸一体化的战略路径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需立足我国实际，坚持以制度型开放为引领， 通过制度衔接、供应链协同、渠道融合、金融赋能和数字化驱动，有效破除市场分割，促进要素自由流动，增强经济韧性，最终实现“国内大循环更畅通、国际循环更高效”。
（一）推进标准规则深度衔接，破除市场准入壁垒
标准作为世界的“通用语言”，是消除技术性贸易壁垒， 推进贸易便利化和国际大流通体系建设的有效手段（赵红、张永沛和唐璐，2 0 2 4）。通过标准规则的深度衔接， 使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无缝对接， 降低企业转换市场的制度性成本， 增强企业灵活应对国际市场波动的能力。建立国际标准动态转化机制， 系统开展国际先进标准本土化适配工作， 持续提升标准转化应用效率。构建基于内外贸一体化的商贸流通标准体系， 将与内外贸一体化相关的贸易、物流、金融等方面的标准均纳入标准体系。完善检验检测认证体系， 统一标准认证体系， 推动国内标准与国际标准互认， 减少重复检测认证成本， 降低企业合规成本。全面实施“ 同线同标同质” 工程， 强化认证结果采信机制， 搭建“ 三同” 产品信息服务平台。
（二）强化供应链高效协同，提升产业链韧性
内外供应链的高效协同是推动内外贸一体化发展的关键支撑。通过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供应链体系， 不仅能够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性，有效防范和化解“断链”风险， 更能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 为企业的国际化布局提供强有力的战略支撑。培育一批具有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供应链服务企业，支持龙头企业构建“国内基地+ 海外节点”的供应链网络， 引导供应链主导企业构建国内外联动的产业生态体系，带动上下游配套企业共同拓展国内国际市场空间。重视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际物流大通道建设，建强国内国际物流枢纽，打造内外贸一体化物流网络，降低跨境运输成本。搭建数字化供应链平台，利用区块链技术实现跨境贸易数据共享，提高供应链透明度。
（三）促进市场渠道双向融合，多维拓展市场空间
着力推动内外市场融合发展， 构建双向互济的市场拓展机制， 注重内外渠道的开拓与融合。一方面，通过政策引导和市场培育，帮助外贸企业建立完善的国内分销网络和品牌运营体系， 使其优质产品能够有效对接国内消费升级需求。如扩大“保税进口+ 零售”模式， 支持国内电商平台拓展海外仓和本地化运营。搭建外贸产品内销平台， 推动“ 出口转内销” 便利化， 设立外贸产品内销专区， 简化转内销产品准入程序。鼓励外贸企业积极参与重点电商平台直采计划，开设网店，利用直播等形式为优质外贸商品拓展新销售渠道。进一步完善内外贸一体化融合发展博览会、外贸产品展销会等促进平台。另一方面，要支持内贸企业建立国际营销渠道， 提升跨境经营能力， 实现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协同发展。实施“ 内贸企业出海培育计划”，筛选优质内贸企业并建立“出海企业库”，优先支持消费品、装备制造等优势产业内贸企业参加重点国际展会， 鼓励拥有自主品牌和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在境外开展商标注册和专利申请， 推进内外销产品“同线同标同质”。提供市场开拓资金， 支持配套出口信用保险优惠政策。打造“ 数字出海” 服务平台， 整合跨境电商平台资源， 建立海外仓资源共享机制。
（四）完善服务供给体系，提高贸易便利性
持续优化服务供给， 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服务赋能体系，可以有效降低企业转型经营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具体包括：创新金融服务供给，鼓励银行开发“内外贸一体化” 信贷产品，如基于出口订单的国内采购融资。强化信用保险支持，提供“内外贸联动”保险，覆盖国内外应收账款风险。创新监管服务模式，深化“放管服” 改革，实施“白名单”企业便利化通关措施；推动海关、税务、市场监管等部门数据共享，探索“一次申报、双向通行”的便利化监管模式。强化内外贸人才支撑，搭建线上线下融合、内外贸融合的人才交流对接平台。优化认证认可服务，支持海关AEO（经认证的经营者） 制度互认交流和宣传推广，进一步优化AEO 培育和认证工作机制，为国内产品“走出去”提供便利。
（五）深化数字技术创新驱动，构建贸易生态一体化
数字技术是内外贸一体化发展的核心驱动。通过数字化技术打破内外贸边界，构建内外信息传输渠道，能够显著提升贸易效率，助力中小企业融入全球价值链。要强化数字技术赋能，建设新型贸易基础设施。大力发展B2B/B2C 融合的跨境电商平台，完善“海外仓+ 保税仓”的全球仓储网络布局。加快建设智慧供应链平台，推动区块链、物联网等技术在供应链管理中的深度应用， 实现供应链全流程可视化、智能化，提升对全球供应链的整合能力。构建智能供需匹配系统，依托大数据分析技术实现国内外市场精准对接。建设国家级内外贸一体化服务平台，提供政策咨询、市场分析、信用担保、风险预警等“一站式”服务。
马林静为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员； 尹政平为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 齐冠钧为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