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对传统零售业造成了巨大冲击。
  • 大数据和机器学习在商业智能和市场分析中发挥关键作用。
  • 随着全球疫苗接种率的提高,经济复苏的希望逐渐增强。
  • 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正在重塑全球零售和供应链管理。
  • 气候变化引发的极端天气事件频发,全球减排行动迫在眉睫。
  • 随着环保意识的提高,可持续消费成为新的消费趋势。
  • 智能家居设备使日常生活更加便捷,推动了居住环境的智能化。
  • 隐私保护在数字化时代变得更加重要,数据泄露事件频发。
  • 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技术在教育、医疗和娱乐领域的应用不断拓展。
  • 心理健康问题在现代社会中越来越受到重视。
  • 移动支付和数字货币的普及正在改变人们的支付习惯。
  • 数字化转型加速了企业对云计算和大数据技术的依赖。
  • 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快速增长改变了汽车行业的格局。
  • 隐私保护和数据安全成为数字时代的重要议题。
  • 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各国政府正积极寻求解决方案。
  • 隐私保护在数字化时代变得更加重要,数据泄露事件频发。
  • 网络安全的挑战促使全球加强数据保护和隐私法规。
  • 数字化转型加速了企业对云计算和大数据技术的依赖。
  • 机器人和自动化技术正在改变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工作模式。
  • 随着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和环境影响受到更多审视。
  • 移动支付和数字货币的普及正在改变人们的支付习惯。
  • 太空探索的商业化为航天产业带来了新的增长点。
  • 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技术在教育、医疗和娱乐领域的应用不断拓展。
  • 数字货币的兴起引发了金融行业的变革。
  • 气候变化导致的极端天气事件频发,全球减排行动迫在眉睫。
  • 广东:立足粤港澳大湾区引领高水平开放

    广东:立足粤港澳大湾区引领高水平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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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有成 龚晓峰

    内容提要: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合作,强化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对外开放是广东的突出优势和重要标识,无论是发展基础,还是战略定位,广东都有条件、有能力、有责任成为制度型开放先行地,引领全国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议广东立足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优势,按照习近平总书记“一点两地”的重要指示,着力深化“要素流动、金融、服务贸易、大宗商品全球配置、国际人才”五大领域开放,在引领全国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宏伟事业中贡献广东力量。

    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强调“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重点在制度型开放、外贸体制、外资和对外投资体制、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共建“一带一路”机制改革等方面作出重大部署,其中明确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合作,强化规则衔接、机制对接”。

    广东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对外开放是广东的突出优势和重要标识。2023年广东进出口总值8.3万亿元,约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20%,连续38年稳居全国外贸第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总书记对粤港澳大湾区作出了建设“一点两地”的重要指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粤港澳大湾区开放程度高,在国家对外开放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因此,无论是发展基础,还是战略定位,广东都有条件、有能力、有责任成为制度型开放先行地,引领全国高水平对外开放。

    10 月10 日,惠州粤港澳大湾区(港澳服务)专区启用。 图/ 中新社

    开放也是改革,建议广东充分发挥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优势,按照习近平总书记“一点两地”的重要指示,落实广东省委“1310”具体部署,深入实施外贸、外资、外包、外经、外智等“五外联动”,着力深化“要素流动、金融、服务贸易、大宗商品全球配置、国际人才”五大领域开放,打造“前海、横琴、南沙、河套”四大对外开放枢纽,加快塑造国际合作与竞争新优势, 在引领全国高水平对外开放,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宏伟事业中贡献广东力量。

    领域一:对接国际经贸规则,促进创新要素自由流动

    (一)独特优势

    粤港澳大湾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的特殊背景,香港、澳门“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条件,特别是其自由港、单独关税区的地位是任何内地城市无法比拟的。因此,依托粤港澳大湾区,广东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推动制度型开放、促进全球要素自由便利流动方面,具备得天独厚的条件。

    (二)主要障碍

    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在货物、人员、资金、信息、技术等要素跨境流动方面,还存在一些障碍。在货物方面,粤港澳三地实行不同关税制度,查验标准和行政管理体制差异较大,信息共享、通关效率有待提高。在资金方面,港澳与内地资本市场虽有互通通道但限流措施较多,享受科研财政经费大多仍以注册地为前提,科技投资基金、股权基金等资金跨境流动还存在壁垒。在产权保护、产业补贴、环境标准、劳动保护、政府采购等领域, 特别是在跨境知识产权保护、数据流动等方面也存在一些制约因素。

    (三)对策建议

    建议广东发挥粤港澳大湾区独特优势,在产权保护、产业补贴、环境标准、劳动保护、政府采购等领域,对接港澳规则和机制,全面清理歧视、排除外商投资企业产品或服务的市场准入、消费补贴等政策,消除对外开放政策壁垒,为要素跨境流动创造条件。通过与港澳规则和机制“软联通”,实现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相融通”,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特别是,广东要在对接国际高标准知识产权规则和推动数据跨境流动上着力。加大涉外商投资企业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加大对侵犯知识产权案件的查处力度,坚决打击、惩治侵犯外商投资企业知识产权行为。制定实施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数据转移标准,依托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等重大合作平台,探索建立跨境数据流动“白名单”制度,促进外资企业研发、 生产、 销售等数据和个人信息在粤港澳大湾区内跨境安全有序传输,使资金、人才、数据等要素跨境流动更加高效便利。

    领域二:深化金融开放试点,加强跨境资金便利融通

    (一)“六个联通”奠定金融开放基础

    作为全球最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之一,香港活跃的金融市场、畅通的融资渠道、良好的金融环境,促使内地与香港金融“双向开放”的新格局正在形成。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水平持续提升,已初步实现覆盖股票、理财、债券、私募、ETF(交易型开放式基金)、保险等金融产品的“六个联通”,为广东深化金融对外开放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金融互联互通的制约因素

    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在金融互联互通上,还存在一些制约因素。比如,缺乏高层级的统筹协调机制,金融开放试点需经三地金融管理部门分别研究评估后再沟通协调,试点落地周期长;内地企业跨境融资审核登记手续繁琐、耗时长、成本高;跨境征信互认和标准尚未统一,信用报告流转存在困难;跨境数据流转待细化,港澳金融机构难以便捷获取大湾区内地企业征信数据。 

    (三)加快金融开放的对策建议

    建议研究设立粤港澳大湾区金融专项协调机制,由中央金融监管部门和粤港澳三地金融监管部门共同参与,研究解决粤港澳大湾区金融互联互通问题,提升跨境金融协作水平。通过渐进式、管道式开放,拓展大湾区跨境投资渠道。深化粤港澳大湾区跨境理财通试点,优化升级投资者准入条件、业务试点范围和业务办理流程,吸引更多境外耐心资本、长期资本投资内地企业。推进跨境贸易投资高水平开放试点、跨国公司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试点。研究支持同一主体参与多种互联互通机制、境外个人投资者直接投资境内金融市场机制,将公募REITs、交易所债券产品纳入深港通投资标的范围。试点开展跨境征信合作,加快推进粤港澳三地信用报告标准互认、征信产品互认, 设立专门渠道用于征信报告跨境传输,解决跨境融资信用难题。

    领域三:强化数字和贸易融合创新,推动服务贸易扩规提质

    (一)数字服务成为服务贸易增长新引擎

    服务贸易对促进广东贸易结构调整、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乃至对贸易强省建设都有重要影响。与货物贸易规模长期居全国首位相比,广东服务贸易规模位列全国第二。近年来,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趋势为全球服务贸易发展提供了重大机遇,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占比上升,数字服务成为服务贸易快速增长的新引擎。推动数字与贸易深度融合,将激活服务贸易发展新动能。

    (二)数字和贸易融合面临的主要问题

    当前,广东部分数字贸易企业自主知识产权不足,依赖国外技术和品牌,往往只能通过代理或贴牌生产等方式参与数字贸易,难以形成核心竞争力,且面临专利纠纷风险。此外,在贸易数据跨境流动上,还存在对企业贸易跨境数据流动的保护规定不够明确、跨境数据流动监管标准不统一、跨境数据审查流程和标准不明确等制度性障碍。在电子商务、跨境支付方面,有一定规模和竞争力的企业数量不足。服务外贸结构有待优化,软件研发、云计算、医药研发、文化创意等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亟须提升,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服务外包产业规模不大,制约了数字贸易的规模和质量。

    (三)加快数字和贸易融合发展的对策建议

    加大对数字贸易的支持力度,推动数字贸易新业态新模式加快发展,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全球贸易数字化领航区。加强跨境数据协调和监管,探索安全有序的流动机制。在大湾区开展跨境数据流动试点, 细化跨境数据流动保护规定和审查流程,建立统一的跨境数据流动监管标准,健全离岸贸易真实性验证体系。出台更有效的政策,鼓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推动高校、数字贸易企业、科研机构合作交流,培育一大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数字贸易企业。

    突出广东数字贸易两个主要领域——电子商务和跨境支付。围绕电子信息、智能家电、新型储能等万亿级、千亿级产业,深入打造20个“产业集群+跨境电商”园区,推进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建设, 加快培育一批具有一定规模和国际竞争力的数字服务出口提供商,提升软件开发、动漫游戏和大数据服务等数字服务出口规模。聚焦电子信息技术外包,围绕软件研发、集成电路设计、金融后台服务、文化创意等广东服务外包优势领域, 建强服务外包平台基地、数字服务出口基地、服务外包公共平台,大力发展信息技术、高端生产性服务外包,携手港澳建设离岸接包中心和在岸发包中心。大力发展软件研发、云计算、医药研发、文化创意等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外包产业。围绕制造业当家,培育制造业数字化、工业研发设计等制造业服务外包产业集群。加强对承接信息技术外包、业务流程外包和知识流程外包等离岸服务外包支持。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交流合作, 推动“装备+服务”“工程+服务”走出去,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服务外包枢纽区域。加快传统贸易数字化改造,不断扩大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在医疗、教育、金融等领域的应用场景,推动服务贸易数字化转型。依托中国(广东)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等数字化平台,搭建全省性贸易数字化公共服务平台,推动贸易磋商、贸易执行和贸易服务等重点贸易环节数字化。

    领域四:打造大宗商品枢纽,提升全球资源配置能力

    (一)广东具备建设全球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的条件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建设国际物流枢纽中心和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广东是国际航运物流中心,在外贸规模和产业基础方面,均具有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的条件。广东可以通过发挥大湾区平台优势,利用大宗商品国储市场化轮动机制,构建接轨国际的大宗商品贸易交易制度,建设全球大宗商品交易中心、全球集散分拨中心。

    (二)建设全球大宗商品交易中心面临的主要困难

    从广东的主要进出口产品结构看,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规模大,“新三样” 出口大幅增长,但大宗商品进口占比较低。广东的大宗商品进出口基地、进口商品口岸数量不多,规模不大,大宗商品产业集聚度亟待提高。大宗商品国际物流设施布局亟须优化,缺乏高水平的大宗商品贸易数字化服务平台。大宗商品金融体系有待完善,期货经营机构、风险管理机构和期货高端人才不足,期货市场基础设施及交易机制建设亟须完善, 期货现贷联动功能不强,缺乏全球定价能力。

    (三)打造全球大宗商品交易中心的对策建议

    广东要加大外贸结构调整,优化商品结构,加大原油、天然气、农产品等产品进口,扩大大宗商品进出口规模。围绕大宗商品、电子元器件、飞机、汽车、中高端消费品,布局建设一批进口基地, 申报建设一批进口指定监管场地。支持各类主体有序布局海外流通设施,建设国际物流枢纽和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创新大宗商品数字化交易新模式。完善“保险+ 期货”模式,降低大宗商品要素的价格波动风险,保障重要大宗商品物资供应。高标准建设广州期货交易所, 推动相关现货产业生产、加工、贸易高质量发展,打造国际性期货交易所,加快建设立足广东、辐射大湾区、面向全国的风险管理中心,强化定价中心功能,提升大宗商品全球配置能力。

    领域五:优化海外引才环境,加速国际一流人才集聚

    (一)粤港澳大湾区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成效显著

    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 要以高端人才为关键依托。近年来,广东以粤港澳大湾区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为总抓手,深入实施人才强省战略, 加大引进国际高端人才政策支持力度,在珠三角9市及湛江、汕头建成国际人才一站式服务窗口,为海内外人才提供专属服务。优化外国人才签证、海外高层次人才认定等政策,解决跨境人才在税收优惠、交通出行、子女入学、安居保障等方面的问题,更大力度吸引国际创新人才和团队集聚,吸引一批高水平外资研发机构和“高精尖缺”人才落户广东,打造海外高端人才聚集高地。

    (二)集聚国际一流人才面临的主要问题

    目前,广东在吸引国际高端人才方面,还面临一些制约因素。如在学历和职业资格互认及政策互通方面,还面临三地职业资格资质认证标准差异大、学分互认缺乏标准支撑等制约。在外籍人员入境签证、安家落户、子女入学、医疗服务和财产处置、社会保险等权益保护方面,对高端外籍专业服务人才的吸引力还不强,尤其是签证、停居留及永久居留便利等方面,与国外人才需求还有差距。在财政科研资金等跨境使用、科学仪器设备通关便利、大型科学设施和科技资源共用共享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障碍。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广东引进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青年科技人才和卓越工程师等国际一流人才。

    (三)营造集聚国际一流人才环境的对策建议

    建议广东着力营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引才环境,携手港澳探索多样化引才用才模式,更大力度吸引全球创新人才和团队集聚。优化实施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外国人才签证、外籍和港澳台高层次人才认定等政策制度,推进外籍“高精尖缺”人才认定标准试点。加强三地行业主管部门协调,扩大专业资质认定范围, 推动大湾区高校之间学历、学位、学分、技能等级等硬性指标互认互通,力争更多境外职业资格纳入执业认可清单。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内的外籍人才学历和职业资格互认,推进区内外籍人才流动政策互通、信息互联,探索外国人工作居留许可在粤港澳大湾区范围内互认,给予原工作地许可证注销过渡期,为引进外籍高端人才提供签证、停居留及永久居留便利。推动与港澳之间科研人员往来畅通、财政科研资金跨境使用、科研仪器设备通关便利、大型科学设施和科技资源共用共享。加强对高水平运营粤港澳大湾区(广东)人才港的支持力度,发挥国际人才“一站式”服务窗口作用,打造“外国专家之家”、国际人才社区等服务品牌,引进一批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青年科技人才和卓越工程师。实施引资和引才相结合,对外资研发中心团队提供安家落户、子女入学、医疗等高效便捷服务,支持在粤港澳大湾区设立外籍人员子女学校,吸引一批高水平外资研发机构和创新人才落户广东。加强华侨、归侨、侨眷定居创业、接受教育、财产处置、社会保险等权益保护,为吸引集聚国际一流人才和技术,创造有利条件。

    作者分别为河北省人民政府研究室社会发展研究处处长;深圳大学粤港澳大湾区新兴产业发展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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