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和长江经济带协同发展的趋势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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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君也 王佳宁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关于“ 加大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加强城乡建设中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建好用好国家文化公园”的论述,为长江沿线城市建设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提供了根本遵循;关于“ 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 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的论述,为深入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明确了方向。

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和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一脉相承。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涉及长江干流区域和长江经济带区域的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和青海等13个省区市,是传承弘扬长江文化的载体和抓手,是我国正在建设的国家文化公园之一。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是我国正在实施的区域重大战略之一,涉及11个省市。现阶段,长江文化和长江经济带发展的研究取向、战略实施方略和协同发展走向值得高度关注。

长江文化和长江经济带发展研究的空间和领域呈现四个取向

一是长江文化和长江经济带发展研究的空间和领域不断扩大。长江文化和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密切关注区域重大战略的走势。党的二十大以来,区域重大战略的空间和领域不断拓展,因而长江文化和长江经济带发展研究关注的空间和领域也在不断扩大。比如,保护传承弘扬长江文化研究关注的空间和领域包括保护长江文物和文化遗产、发展文化事业和推动山、水、人、城和谐发展的文旅产业等。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研究关注的空间和领域是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战略定位和“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 的战略导向,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等。

二是长江文化和长江经济带发展研究需要关注的问题日益增多。区域协调发展不断推动着长江文化和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理论的创新。长江文化和长江经济带发展在研究空间和领域不断扩大的同时,研究的内容也不断丰富,主要包括两个重要方面。其一,加强生态环境系统保护修复和推进畅通国内大循环。主要涉及强化源头治理,持续推进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整改和污染治理; 完善国土空间管控和负面清单管理等综合管控措施,加快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其二,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构建综合治理新体系。其重点在于加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发挥长江沿线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带动作用,推进上中下游协同联动发展,促进公共服务便利共享。

三是长江文化和长江经济带发展研究的方法和手段不断创新。在以往的长江文化和长江经济带发展研究中,通常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历史与现实相结合及系统分析、比较分析等方法,紧密联系长江文化和长江经济带发展的诸多因素、条件和全过程,全面系统地分析研究长江文化和长江经济带发展理论的产生和发展的内在联系,揭示其基本规律。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这些方法必须坚持。同时,随着网络技术、模拟技术、大数据、云计算等的发展及广泛运用,长江文化和长江经济带发展的研究方法发生了深刻变革,出现了模拟仿真、“ 演算”和检验、江心岛推演等新的研究手段和方法。这些新的方法和手段,不仅适应长江文化和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研究信息量大、科学性、时效性要求高的特点,而且弥补了传统研究方法中定性分析多、定量分析少,主观判断多、检验手段少的不足,使得长江文化和长江经济带发展研究的模式实现了由理性思辨向系统论证的历史性转变。

四是长江文化和长江经济带发展研究与其他学科的联系更加紧密。长江文化和长江经济带发展研究与社会学、文学、管理学等学科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长江文化和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政治性进一步增强,长江文化和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政策安排将持续产生战略性影响, 战略实施与政策诉求的界限趋于模糊,长江文化和长江经济带交汇的领域正在扩大,其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

实现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和长江经济带发展“同频共振”需关注四个方略

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是中央现有文化类政策中对长江沿线城市产生积极空间干预的一种政策手段。而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不仅作用于空间差异的弥合、区域发展的协调, 而且能够在促进优势区域加快崛起的过程中找到推动长江文化和城市发展的空间抓手。

一是长江沿线城市围绕四大任务展开规划,高度衔接、深度融汇重大决策安排,凸显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和长江经济带发展的全局性。这四大任务是制定修改法律法规、编制建设保护规划、协调推进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传承利用基础工程以及完善建设管理体制机制。

二是长江沿线城市围绕四类主体功能区展开布局,体现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和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显著性。基于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文化遗产和文化资源整体布局、禀赋差异及周边人居环境、自然条件、配套设施等情况,这四类主体功能区指管控保护、主题展示、文旅融合和传统利用。

三是长江沿线城市围绕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 先导区”“示范区”进行铺排,彰显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和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向性。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具有跨区域线性文化带特征,文化带建设成效与区域制度环境及统一市场建设密切相关。而长江经济带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特别是要素流、商品流和信息流的畅通程度, 将成为检验长江沿线城市统一市场建设进展的重要标志。

四是长江沿线城市围绕长效机制进行实操,品牌形象和媒体宣传联袂发力,增强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和长江经济带发展的示范性。对推进保护传承工程、推进研究发掘工程、推进环境配套工程、推进文旅融合工程和推进数字再现工程等关键领域的工作进行细化分解,明确时间表和路线图,挂图“作战”,久久为功。着力通过智库研究和对策支撑,形成布局合理、特色鲜明、功能衔接、开放共享的建设格局,确保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和长江经济带发展高质量推进。

推进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和长江经济带协同发展的四条政策建议

一是实施地方立法,为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和长江经济带协同发展率先提供法治保障。为防止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不同功能区之间、同一功能区的不同行政区之间出现重复建设和同质化竞争的情况,以及可能出现的辐射区、拓展区和核心区等三个层面各自的利益掣肘,切实保障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和城市发展的一贯性和连续性,防止政策因人事调整而出现大的变化,建议通过法治化的手段来规范和约束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各层面政府行为。通过地方性法规对主体功能区规划目标的确立、区域类型的划分、规划实施过程的监管以及规划实施效果的考评等进一步加以明确。

二是加强战略衔接,为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和长江经济带协同发展尽早启动实践平台。围绕长江文化与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逻辑关系,厘清战略衔接的背景与基础。优化遗产资源利用,推动长江文化遗产保护、城市文化遗迹保护与新城发展相互支撑、协调发展。从政策层级维度来看,建议省(市、区)级层面抓好规划引领和工作统筹,加强与长江沿线城市的工作沟通联系,加强省(市、区)内沿江城市的工作统筹,相关部门要明确各自责任和分工;从政策主体维度来看,要“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长江文化历史资源,相关政策主导部门和政策参与部门要找准问题切入点,协同精准发力,如实施城市文化传承影像工程,推进历史人文资源影像化数字化建设,做好传统文化“ 活化传承”;从政策工具维度看,综合使用市场化工具如文化产权交易等,以及社会化手段如志愿者服务、公众参与或听证会制度等。

三是构建长效机制,向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和长江经济带协同发展及时注入牵引力量。首先,构建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与长江经济带协同发展和省(市、区)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机结合的长效机制, 在加快建设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大运河文化带和属地历史风光带中配合产业政策、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等手段,发挥长江区位枢纽优势,提升在国家战略中的地位。其次,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和长江经济带协同发展,有利于沿线城市发挥比较优势、打造更高能级区域增长极的长效机制。最后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和城市发展方案的制定在体现中央战略意图的同时,应更加关注地方自主性的发挥,引入地方政府、企业和社会团体等多元主体参与政策的研究制定,调动各类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建立长效化区域利益共享和补偿机制,并采取有效手段保障区域协调成果的落实。

四是深化智库合作,为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和长江经济带协同发展适时借力外部资源。建议长江沿线城市决策部门遴选一批具有公共政策、战略规划、环境科学与工程等不同优势学科背景的智库专家, 围绕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和长江经济带协同发展开展联合攻关。建议由属地社科联建立智库工作机制,提高研究效率和研究成果质量,确保智库的建言献策“ 看得远、盯得准、靠得住、用得上”,切实有效助力长江沿线城市文化软实力的进一步增强以及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重庆智库暨大运河智库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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