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结余 蔡跃洲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脱贫攻坚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历史性告别绝对贫困，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此过程中，各大消费互联网平台配合国家战略，依托覆盖全国的各类基础设施，将业务下沉到农村，通过数字化手段创新扶贫模式，探索出“ 国家战略引导、基础设施覆盖、平台下沉创新”的数字减贫新路径，在产业扶贫、带动就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式数字减贫充分发挥了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协同配合的制度优势，不仅在我国农村脱贫攻坚中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全球减贫事业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中国经验。
第一，党中央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及数字乡村等方面的战略部署，为探索数字减贫新模式、新路径提供了方向性指引。2 015 年11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正式发布，提出“确保到2020 年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2 017年10月， 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2018 年1 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出台，其中提到“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和农民增收”“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增强贫困群众获得感”；2019 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将数字乡村定位为“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和“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内容”；2021 年3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出台，提出聚力做好脱贫地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重点工作，具体包括支持脱贫地区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壮大、促进脱贫人口稳定就业、持续改善脱贫地区基础设施条件、进一步提升脱贫地区公共服务水平等。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和数字乡村等战略部署，是对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农村脱贫的系统性顶层设计，为社会各界基于数字化手段汇集要素资源、创新扶贫模式指明了方向。
第二，覆盖全国、触达乡村的基础设施网络体系，从物质和信息两方面为创新数字减贫模式提供了有力保障。“ 十二五”时期，我国从构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和构建下一代信息基础设施两方面入手，大力推动以铁路、公路、机场为代表的传统基础设施和以光纤、移动通信基站为代表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十三五”规划又进一步提出“ 构筑现代基础设施网络” 和“ 构建泛在高效的信息网络”。一系列任务落地实施， 我国的传统基础设施和数字基础设施实现了对全国绝大部分地区的覆盖，有力保障了物资、信息对乡村的高效快速触达。在交通等传统基础设施方面，我国高速通车里程、铁路运营里程连续多年稳居全球第一，截至2022年底，全国铁路运营里程达15 . 5万公里，其中高铁4.2万公里，民用颁证机场2 5 4 个。十年来，我国新改建农村公路约253万公里，解决了10 4 0 个乡镇、10. 5 万个建制村通硬化路难题。全国公路总里程535万公里， 其中农村公路总里程453万公里，实现了乡镇和行政村全部通硬化路，农村公路“ 路长制”覆盖率达98.7%，基本实现了“ 运有所达”。在信息基础设施方面，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技术领先的通信网络基础设施。截至2 0 2 2 年底，我国网民规模为10 . 67 亿，其中农村网民规模为3.08 亿，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达61.9%。三家基础电信企业的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总数达5 . 9 亿户，其中农村宽带用户数为1.76 亿，占比达到29.9%。全国行政村宽带覆盖比例达到10 0%，光纤和4G以上基站覆盖率双双超过99%， 基本实现农村城市“ 同网同速”。依托交通和信息基础设施，农村物流网络也日益完善，邮政营业网点实现了乡镇全覆盖，建制村全部通邮。截至2022年底，全国已建成990 个县级寄递公共配送中心、27.8万个村级快递服务站点， 95%的建制村实现快递服务覆盖。基础设施网络的日益完善，畅通了城乡间的物资和信息流动，为广大农村地区切实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三，平台企业纷纷将其业务向农村下沉，将农户纳入数字平台，赋能农业和乡村旅游业等产业，探索多种数字扶贫新模式。一方面，平台借助其网络外部性，大大拓展了市场边界，降低了交易成本。贫困地区和低收入群体可以通过平台获取更多的市场机会，直接参与交易。这样有助于重新整合贫困地区的社会资源和劳动力，提高贫困地区的资源配置效率。另一方面，平台通过大规模资源共享，直接连接供需双方，各种基于平台的新就业模式也不断涌现，为社会提供了大量灵活就业岗位，为贫困地区劳动力提供了更多选择， 大大增加了脱贫致富的机会。同时，平台具有天然的网络外部性特征，降低了公共服务的获取门槛，可以提供更为广泛和有效的公共服务，在公共交通、社交通讯、教育医疗、技能培训等方面为贫困地区脱贫提供助力。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种模式。
一是依托数字平台发展农村电商，有效对接供需，助力农民增收。数字平台作为汇集供需双方的多边市场载体， 理论上能够最大限度拓展供需两侧的覆盖范围。而近乎全域覆盖的交通基础设施和通信基础设施网络，为供给侧的大量农户提供了物质技术基础。在我国数字经济运行实践中，基于淘宝、拼多多、抖音等平台的农村电子商务日臻成熟，成为农户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淘宝契合了农村网商创业的低成本、熟人社会特性， 通过平台将农村资源直接对接众多消费者，成为农村电商的引领者。拼多多开创了以拼单为特色的农产品零售新模式，通过拼单、游戏等模式将长期的零散需求转化为短期大量需求，实现消费端“最后一公里”和原产地“最初一公里”直接对接，降低了生产经营的不确定性，更快速有效带动贫困地区农产品上行，大幅提升流通效率。抖音通过直播模式进一步畅通了供需双方的信息，为偏远地区优质农产品销售和乡村旅游价值提升等提供有效的对接渠道。一方面，通过直播电商促进农产品精准对接供需两侧。直播电商作为一种扶贫新模式，通过精准的信息分发，在匹配供需的同时也大大减少了中间环节的成本。抖音基于大量用户， 通过直播带货带动贫困地区农产品走出大山，让短视频成为扶贫“新抓手”。另一方面， 通过短视频引流和赋能，让人流、物流和资金流快速流动起来，提升乡村旅游价值，对旅游扶贫起到较为明显的推动作用。
二是平台企业充分发挥自身在大数据、物联网等数字技术方面的优势，支持农业科技研发、赋能传统农业，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和量产增收，助力农业数字化转型。例如拼多多设“ 百亿农研”专项，致力于推动农业核心技术研究，助力前沿科技在农业种植端和流通端应用转化，通过持续的研发投入，推进农业供应链整合优化，助力农业数字化的实现。京东通过农产品产地I P化，打造可持续的商业扶贫模式，推出了“跑步鸡”“ 游水鸭”“ 飞翔鸽”等一系列绿色农产品特色项目，从养殖、加工、品牌营销、物流、追溯等各个环节介入，打造了京东自有扶贫品牌，改变了扶贫产业低附加值的现状，实现了贫困户、消费者和项目实施企业多方共赢。
三是发挥平台在直播、短视频等方面优势，通过远程教育、技能培训，提升农村地区的教育水平、就业技能和数字素养，缩小数字鸿沟。腾讯将科技能力转化为公共产品，在产业扶贫、健康扶贫、教育扶贫、金融扶贫等多个领域打造数字化助手，通过提供数字公共产品助力脱贫攻坚。腾讯通过在线课堂、在线会议等形式，让更多优质教育资源惠及贫困地区；打造“为村”平台， 提升乡村互联互通能力。拼多多通过与地方政府和农业机构合作，加大对农户的技术培训，帮助一批“新农人”成为推动农产品上行的主力军。美团通过“新起点在县”扶贫项目， 面向贫困县提供大量就业岗位，同时助力贫困地区的中小微商户进行数字化改造。
四是依托平台创新公益模式，为农村扶贫“输血”和“造血”。近年来，平台借助其连接沟通等方面的技术优势，大大降低了捐赠成本，提高了公益效能，构建了全新的数字化公益生态。腾讯依托其社交网络平台开展公益慈善活动，在帮助慈善事业触达更多人群、培育慈善文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京东打造了从种植、运输到销售一体化的“惠民小站”，不仅促进了贫困地区滞销农产品的销售，也促进了当地农业品牌的价值提升；同时推出了“众筹扶贫”，将农产品的生产周期与众筹的筹款周期相匹配，实现了供需平衡，解决了农民“筹钱”和“囤货”的问题。
五是基于模式创新，为贫困地区农户提供了更多灵活就业机会。平台通过直接连接供需双方产生了新的就业需求， 提供了新的就业形式，例如， 美团骑手和滴滴司机，通过平台可以实现灵活就业，从而实现脱贫。美团骑手的技能门槛相对较低，灵活性较强，可以在较短时间内提高收入水平， 容易实现“一人就业，全家脱贫”。滴滴通过发挥平台优势， 在为贫困地区带去便捷出行服务的同时，也带去大量就业机会。
总体来看，过去十年间我国在数字减贫方面取得显著成效，是三大因素交汇融合、共同发力的结果。其一是国家战略引导。党中央的顶层设计和自上而下的着力推动，必然引导社会资源向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领域汇集。其二是基础设施先行。新世纪以来，我国加快了基础设施建设步伐。传统的“铁公机”配合以宽带、光纤、新一代移动通信等为代表的数字新基建，基本实现了对全国绝大部分行政村的覆盖和触达，为边远乡村切实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了物质技术基础。其三是平台模式创新。我国的头部互联网平台基于履行社会责任和业务下沉两方面的考虑，从拓展平台市场空间出发，围绕农业农村开展了一系列的模式创新。从最初相对自发的淘宝村，到后续腾讯的“互联网+”助力，再到抖音、拼多多、美团、京东等平台的各种模式，都是政府引导和平台创新协同发力的结果。中国的数字减贫，特别是乡村数字减贫所取得的成效，是我国为人类扶贫事业贡献的伟大实践。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创新与治理协同互促机制研究”( 2 2 & Z D 0 7 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分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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