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越 王晓明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升级的主方向、主阵地、主力军。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 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环保等一批新的增长引擎”，对我国新阶段产业发展提出更高要求。战略性新兴产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关键带动力量，是我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支撑。
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现状与发展态势
战略性新兴产业经过“十二五”“十三五”两个时期的发展，科技创新能力、产业规模与竞争力发展迅速，产业体系呈现融合化、集群化、生态化的发展趋势。
一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带动作用不断提升。2010 年， 我国正式提出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随后《“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相继出台，战略性新兴产业迈入发展快车道。2020年，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 比重为11.7%，比2014 年提高4.1个百分点。2021年，北京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9961.6 亿元，同比增长14%。上海市经信委今年5月份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市战略性新兴产业总产值占规上工业总产值比重提高到43%。
二是科技创新的驱动能力不断增强。一批关键技术取得重大进展。例如，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太空量子通信技术取得突破，在国际上首次成功实现了白天远距离（5 3 公里） 自由空间量子密钥分发；京东方开发的高级超维场转换技术是世界领先的超硬屏技术之一，提升了中国显示产业在全球高端显示领域的竞争力。生物医药领域，我国独立研发、具有完全知识产权的“重组埃博拉病毒病疫苗”在全球首家获批，突破了病毒载体疫苗冻干制剂的技术瓶颈。高端装备制造领域，国产大飞机C919和我国制造的全球最大水陆两栖飞机AG600均首飞成功，实现了航空领域的重要突破。新能源领域，我国在南海北部神狐海域进行的可燃冰试采获得成功，创造了天然气水合物试采产气时长和总量的世界纪录。
三是产业集群规模优势突出。形成一批特色优势产业集群。例如，北京中关村科技实力继续增强，已经培育形成全球知名互联网产业集群；上海市围绕软件和集成电路等产业，积极打造国际化产业集群。同时，深圳市的电子制造等产业集群、武汉市的生物医药和光电子等产业集群、湖南长株潭区域的轨道交通产业集群、安徽合芜蚌区域的新型显示产业集群、杭州市的软件和电子商务等产业集群都各具特色，并形成较强综合竞争力。
四是产业生态活力凸显。我国在5G、工业互联网、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增材制造、智能制造、新型显示、新能源汽车、节能环保等多个重点领域孕育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新业态新模式。例如，北京、上海、山东等多地正加码新兴产业布局，聚焦5G、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创新平台等新业态，策划形成了一批引领性、带动性、根植性强的重大项目。
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面临的制约因素
一是新一代数字化、绿色化技术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融合度亟待提升。当前，我国数字化技术与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发展的要素培育、制度建设仍不完备。数据采集利用的相关权属不够清晰。企业能耗与排放数据的采集、交换、运用受到标准和使用规范缺位的制约。数字化发展人才、资金、技术等要素培育不充分。特别是数字化转型人才方面，既懂数字技术又懂行业知识的人才紧缺是数字化转型的巨大挑战，而在数字化与绿色化发展中，更需要“ 数字化+绿色化+行业知识”的复合型人才。
二是支撑战略性新兴产业各领域发展的产业基础薄弱。在高端芯片、工业软件、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重要领域，产业技术基础不够完善， 产业链存在明显短板。虽然我国拥有较为齐全的工业品门类，但在部分门类的细分领域，一些关键产品目前仍无法生产，或者在良率、性能、稳定性等方面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较大。例如，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装备、高技术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高性能医疗器械、航空发动机、农业装备等领域产业基础薄弱，先进工艺应用程度不高，核心基础部件和材料严重依赖进口，科技创新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保障能力亟待加强。在核电领域，受制于我国工程基础方面的因素，部分满足核级标准的仪控系统、大型核电分析设计软件尚依赖国外。
三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际市场准入的技术壁垒和政治干扰因素增加。美国通过科学技术领域“ 精准脱钩”、产业制造领域“ 低端锁定”、智力环流的“人才限制”、金融投资的“双向封堵”对我国进行遏制，对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重点领域实施“小院高墙”的科技竞争战略，更加突出政府主导、盟友协作、精准定位等特征。拜登政府在芯片及其制造设备、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关键技术领域对华“ 脱钩”。在技术管制上，管制范围从军用技术、关键技术扩大到基础技术、新兴技术，特别是在半导体、信息通信技术、医疗器械、高铁设备、生物医药、新材料和航空设备等高技术产业重点领域打压我国科技进步。美国在供应链上推动友岸外包，通过供应链多元化方式部分替代中国供应链。
四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宏观统筹协调的治理机制亟待优化。一些地区存在同一产业重复布局、缺乏整体统筹的情况。以新材料产业为例，一些地区发布的新材料产业规划未充分立足自身条件及优势进行合理定位和差异化分工，存在趋同现象。相关材料产业布局缺乏顶层设计和市场分析，宏观统筹协调不够，盲目跟风式投入尚未得到有效遏制，造成低水平重复建设，影响了新材料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下一步发展的对策建议
战略性新兴产业以科学技术创新为重要驱动，支撑了我国农业、工业以及国防领域的发展，是我国建立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动力。当前，亟须深刻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发展机遇，推动产业高端化发展，特别是向类脑智能、量子信息、基因技术、未来网络、深海空天开发、氢能与储能等未来产业领域延伸布局，促进产业治理模式升级与国际开放合作。
一是把握产业变革机遇， 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发展。以智能化为重要特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集成了信息技术、智能制造、生命科学等多种科学技术，推动科技体系与产业体系、传统产业与未来产业深度融合，也相应地推动了产业组织模式变革。当前亟须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将数字化、绿色化等新技术成果充分融合渗透到各行各业，不断推进工业化、信息化、智能化、数字化融合，并向纵深发展。例如， 在新能源汽车、智慧能源、智能交通等领域，加强推动分布式能源、储能、智能微网建设、“人— 车— 路— 云”高效协同。
二是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高端化发展，强化科技创新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关键驱动作用。一方面，围绕产业基础再造工程，重点聚焦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基础工业软件、基础材料、基础制造工艺和装备、产业标准与基础技术检验检测系统等“五基”领域，集中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健全“五基”领域基础设施，试点建立一批国家科研设施共用平台和新型研发机构，推动科研设施资源的高效利用与服务共享，促进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对接融通，推动我国在关键重点领域的突破。另一方面，提升科研仪器装备自主研发能力和产业化能力。加强大科学装置相关设备研制，在能源、生命、材料、粒子物理和核物理等领域，启动实施若干大科学装置建设，促进多学科交叉融合，前瞻部署大科学装置的原理探索、技术攻关、工程验证等预研工作。开展科研监测用高端仪器设备进口替代验证评价工作，增强国产仪器的灵敏度、精确度、稳定性和可靠性。此外，提升科技创新服务支撑水平。推动研发和转移转化服务新业态，建设基础科研数据服务体系，推进计量、检验检测与认证认可服务创新。
三是融入引导全球创新网络和产业分工，提升国际开放合作新高度。推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深度融入全球创新发展网络，推动全球创新资源深度融入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国内国际双循环。积极参与全球新兴产业分工合作，发展新型国际合作伙伴关系，拓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开放发展新路径。对接国际规则，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形成战略性新兴产业开放合作发展新格局。参与乃至主导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等领域的重点创新联盟、标准化组织和高端交流平台建设，积极利用国际合作机制， 促进我国新兴产业参与全球协同创新。对接国内高新区、开发区和产业聚集区，鼓励国外有先进经验的园区来华建立合作产业园区，探索“两国双园” 合作机制，打造新型国际合作产业园区。推进更深层次、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推动全球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共同发展，营造共生共赢的国际化产业竞争环境。
四是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与治理模式同步升级。建立跨部门、跨学科的协调对话机制。全面评估当前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法治体系、监管体系、创新体系、审查体系。通过分析技术特点、构想技术应用场景、研判技术发展趋势等方式，完善技术治理体系，实现治理体系与技术产业发展同步升级。例如，要加强基因编辑技术的伦理监管。建立“伦理考量指导规范”，从原始来源、生产工艺、适应证等方面给出判断依据，综合考量伦理风险，指导临床试验/研究。又如，在人工智能领域建立风险分级分类的治理体系，完善贯穿基础层、技术层、应用层的全产业链治理模式。建立“风险— 收益”评估体系，进一步加强对生命伦理、生物安全和生物安保等潜在风险的预判和评估，最大限度地实现产业安全和产业发展之间的动态平衡。
作者分别为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产业科技创新研究部副研究员；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产业科技创新研究部部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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