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高妍蕊 刘长杰
农产品是人民生活的必需品，守住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是我国粮食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3月6日召开的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联组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王静围绕“筑牢农产品质量安全基石”作了发言。作为长期从事农产品质量安全研究并在农产品质量安全及检测技术研究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的科学家，她为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如何守护好老百姓的“米袋子”“菜篮子”？为什么要支持推广绿色生产技术，发展高效低毒低残留的绿色农业投入品？为什么应力推农产品快速检验技术，如何推进快检技术研究转化的协同创新？带着这些业内普遍关注的问题，本刊记者专访了王静。
守好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实现绿色生产方式
中国发展观察：中央一直提倡守住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底线，这也是粮食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农产品是老百姓每天的必需品，作为长期从事农产品质量安全研究的科学工作者，您如何理解“农产品生产不仅要保数量，还要保多样、保质量，更要守好安全底线”？
王静：新中国成立以来， 我国农产品的数量质量均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4亿人吃不饱到现在14亿人吃得饱、吃得好、吃得健康，这一变化令世界瞩目，更为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巨大贡献。今天，尽管我国农产品生产仍要保数量， 但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对于中国来说，离开质量和安全谈数量已经没有意义。
2001年，我国开始实施无公害食品行动计划，针对重要农产品开展例行监测，当时的监测蔬菜农药残留合格率为62.5%，现在的监测合格率已连续7年达97%以上。62.5%的合格率，意味着有近40%的农产品农残指标是不合格的，那时我们重点解决的是菜篮子丰富的问题，对农产品质量安全、营养健康刚刚开始关注。发展到今天，一是要在质量和安全的基础上保数量，现在我们已经有了这个底气，通过科技的手段保证稳产高产；二是要保农产品丰富多样，每一种农产品和食品都有其营养价值，我们要做到丰富供给，满足人们身体健康的多样化需求。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最近提出的“大食物观”，这种战略高度不光需要依靠土地去种植农产品，还要向森林要食物，向江河湖海要食物， 向草原要食物，向设施农业要食物，向植物工厂要食物， 向植物、动物、微生物要热量要蛋白，等等。这样高瞻远瞩的“大食物观”，在给人类提供越来越丰富的食物种类的同时，也对食物生产制造过程中保证质量和安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中国发展观察：从无公害食品行动计划例行监测制度伊始的4个主要城市到今天覆盖200余个大中城市，中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体系与国际CAC标准相比，有什么相同与不同？
王静：中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体系与国际CAC标准相比，仅以农药残留限量标准为例，从数量上，现在已经远远超过CAC；从限量数值上，绝大部分与CAC一致，有些农产品的限量标准更加严格。以芹菜百菌清农药残留标准为例， 我国的标准是5mg/kg，CAC是20mg/kg，美国是15mg/kg，日本是10mg/kg；又例如，我国稻谷甲基对硫磷的限量标准是0.2m g / k g ， CAC、美国均未制定， 日本是1mg/kg。
为什么很多指标在不同国家或组织的限量标准有差别呢？一般而言，某种农产品中的某种物质残留限量标准是经毒理学安全性评价，再结合国民的膳食结构和饮食文化而制定的。比如，欧美国家的人少食米饭而喜吃面包，他们吃牛肉多而中国人吃猪肉更多，膳食结构不一样，就要根据膳食结构和饮食习惯来综合制定标准； 另外，还要看贸易需要，会综合考量。
2019年之前，我国主要推行包括无公害农产品认证体系在内的“三品一标”产品认证体系，现如今用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创新改革了无公害农产品认证。为什么要进行改革？因为农产品“无公害”，会让那些没有此证的农产品有被误认为“有公害”的风险，而现在农产品的最低市场准入门槛必须是无公害，如果不是法人企业，不是合作社，一家一户的农民是申请不了无公害农产品认证的，在有异议、易致歧义的情况下，就对这一制度进行了创新改革。而新的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同样要符合我们规定的限量标准， 这是最基本的要求。
中国发展观察：什么是绿色生产方式？实现的路径包括哪些？在最近的三五年，从专业的角度来看，绿色生产方式有了什么样的提升？
王静： 我们倡导的绿色农业生产方式，是通过包括生物、物理、化学等手段以及科学的田间管理综合施策实现的农产品绿色高质量发展模式。我在今年全国政协会上提到的绿色生产方式，指的是“打组合拳”，就是从源头开始，进行优良品种的选育，品种健康，其免疫、抵抗病虫杂草害的能力天生就强，在其整个生长过程中就可以少用药甚至不用药，这是重要的条件。其次是土壤的质量，土壤的肥力和养分足够， 在自然生长过程中就可以少施肥。再次是用药，农产品在生产过程一旦得病就需要用药， 有时候可能还会用一些预防性药物来防止生长过程中可能发生的病虫害、杂草丛生等情况。化学性药物往往见效快， 但病害一旦产生抗药性， 易导致药物的超量超范围使用。现在有很多被推广使用的生物性药物，但大多生物性药物价格比化学性药物高，农民不愿用。生物性与化学性药物配合使用，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 但需要精心设计；而结合物理的方法，比如使用杀虫灯、粘板等也有很多成功的案例，对生物天敌控害也可发挥重要作用。根据农作物不同的病害， 结合上述几种办法，就可以找到一个综合解决方案。从科研角度来讲，实际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要对农民从事农产品生产过程进行精准指导，给他们提供绿色、低毒、低残留、高效的药物。
中国发展观察：习近平总书记肯定过您提出的支持发展高效低毒低残留绿色农业投入品的建议，对此，您有哪些新的思考？
王静：几年前我就提出重视发展绿色农业投入品，当时中国在科学使用农药、兽药、化肥等农用物资方面的成效与发达国家比还存在很大差距。以农药为例，我国既是农药生产大国、农药出口大国，也是农药使用强度大国。我国现在农药的利用率仅为40%，这就相当于这个药的药效可能仅发挥出40%的作用，而美国的药效可能达到60%以上。造成如此大的差距，既有配方、助剂的原因，也有施用方式、科学管理等问题。由此可见，发展高效低毒低残留绿色投入品， 我们还有很长的科技创新之路要走。
加大科研投入和科技赋能，实现产管结合
中国发展观察：客观上看， 我国是一个农药生产和使用大国，但不是一个农药科技强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农药产品不是很多，有些还面临着“卡脖子”的问题。目前我国在农药研发和科研投入方面，是不是应该进一步加强？对此，您有哪些建议？
王静：实际上，我国农药研发起步比较晚，目前我国批准登记的农药有745种，其中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不到10%； 即便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很多也都是浅层次的创新药，而不是原研药。因此，在农药研发方面，我们还是要做好顶层设计， 加大人财物的投入力度，做原始创新。在国际上，像拜耳、孟山都、杜邦这些著名的农药企业， 其研发起步都很早。著名的农药DDT（一种有机氯类杀虫剂） 是20世纪40年代研发出来的，当时虫灾泛滥，该产品几乎对所有的昆虫都非常有效，给全球带来了农作物的增产；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其使用范围迅速扩大， 在疟疾、痢疾等疾病的治疗方面也大显身手，救治了很多生命。保罗 • 米勒也因发明DDT， 于1948年获得诺贝尔奖。后来随着《寂静的春天》一书的出版，人们开始警惕和反思由于农药的大量使用破坏了整个生物链。当时，美国都是用飞机机群来喷洒农药的，农药的效果好， 导致虫子死了，吃虫子的鸟类也死了，自然生态遭到破坏，进而受影响的就是人类。这段农药发展史也启示我们，发展高效低毒低残留绿色农业投入品，既是人类健康生活的需要，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共同需要。
这几年，各方都在倡导发展绿色农业投入品和产业化， 呼吁加大研发力度，不只是对人、植物，对动物、微生物产业绿色化也要同步加强。事实上， 这几年国家各项科技创新项目对此已经有所体现，但是面对当前的发展形势，这还远远不够。我们需要在国家层面仔细梳理相关问题，做好顶层设计， 然后组织大的科研团队协同攻关，坚持几年下来，我相信局面会有一个彻底的改观。
中国发展观察：在科技加快融合的时代，从产出来、管出来两个方面如何综合施策？ 从支持绿色生产技术推广、支持快速产品研发应用、支持农产品风险监测评估这三方面， 您有哪些进一步的建议？
王静：“产出来”就是生产者按照标准要求，从生产源头、从全产业链安全角度选择优良的农业投入品，并在整个生产过程中精心科学管理。“管出来”则是在整个生产过程中和产后，我们都要严格监管， 通过严格监管倒逼生产者，以保证其生产的农产品进入市场流通环节是安全的。
现在基本上县一级地方都设有检测室，有些乡镇也设有快检室， 每个乡镇也都会由一些农技特派员来指导农业生产。监测制度要求在乡镇一级就应有能力第一时间发现问题， 然后才能进入下一个环节；农产品进入批发市场后也要第一时间进行检测，进入超市前也要进行检测……进入每个流通环节我们都会检测，这可能就面临着一个问题——需要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这导致官方或第三方的检测压力很大。还有技术水平问题，事实上批发市场和超市的检测水平目前还达不到要求，它们只好把大多数待检农产品委托给那些有资质的实验室代检，这些实验室采用的大型仪器设备动辄几百万元，这无形中推高了农产品的销售价格。以农药残留为例， 在专业实验室检测一个样品大多需要1500元以上，而且所需时间很长，一般的实验室要几天至半个月才能出具结果，所以现在的批发市场和超市对农产品入市检测均属于被动应对，检测滞后于销售和消费，不利于把好农产品质量安全关。
中国发展观察：在5G、数字孪生、区块链、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大发展的时代，如何利用“科技生产力”来加速对植物、动物、微生物及其产品的可靠性、使用性和内在价值在生产、贮存、流通和使用过程中进行全流程监管，为老百姓筑牢农产品质量安全基石？
王静：还是以农药残留检测为例，通常而言，农药残留检测大都由专业人员在实验室完成，检测设备昂贵，检测结果出具耗时长。然而，这种成本较高的检测方式不适合现场及流通领域快速检测的需求。农产品，尤其是生鲜农产品采收后，很难做到等检测结果出来再上市，很多情况下，没等检测结果出来，相关农产品已经被人们吃进肚子里了。因此，从政府部门到企业、消费者都亟需快速检测农药残留。我们提出支持快速检测技术推广应用，即在田间地头或是在农产品进入市场的那一刻就应该把好农产品安全这道关。这要怎么办？这需要设计出又快又便宜的快速检测技术和产品，类似于新冠病毒的快速自检试剂盒。
经过多年攻关，现在我们团队结合5G、云计算、物联网等信息技术研发出来的农药残留快速检测技术，只需一个包含试纸条、小托盘的检测包， 通过微信小程序拍照，5分钟便可同时完成多种化学农药残留的检测，检测结果直接显示在手机上。这项全球领先的技术适用于政府监管快速筛查、企业自查和消费者自检，我们创新研究的目标就是让老百姓能够在家里自检、农民能够在田间地头上自检。
但是，目前快速检测这项新技术的覆盖面还不够，亟需推广应用；与此同时，快速检测面临的监管局面更加复杂， 因为现在低毒、低残留的农药数量和种类繁多，而快检的一些针对性较强的技术手段覆盖面有限，需加快研发。同时， 应通过市场和制度倒逼改革， 从源头上即实施精准定位， 对生产进行溯源管理， 让生产者杜绝侥幸心理， 确保源头安全；还要对整个运输链条实施全过程监管，实现产管结合，保证农产品全流程安全。对产运销全流程实施监管，就是在为老百姓筑牢农产品质量安全基石。
中国发展观察：如何推动快检技术领域产学研的深度融合，让这项技术从实验室走向田间地头，广泛设置能够第一时间发现问题的“雷达”，为农产品上市把关提供有力支撑？
王静：近年来，我国科技创新取得长足进步。以专利为例，2021年授权发明专利69.6 万件，专利数量连续十年全球第一。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 我国专利数量存在“ 虚胖”现象，质量堪忧。2020年我国有效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为34.7%，其中，企业有效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为44.9%，科研院所为11.3%，高校为3.8%（与美国相比相差15-20倍），这一结果与智力资源集中、科研经费充足、科技成果丰硕的科研院所和高校形成巨大反差。这也是我为什么在本届政协会上提出《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这一提案的初衷。我在调研和实践中发现，科技成果转化的现实困难和障碍仍旧突出。
有鉴于此，我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专利质量，让成果真正值得转；二是鼓励协同创新，提供技术成果工程化的种子基金，实现如何转；三是设立各级或第三方技术评估和转移转化机构或平台，让科研单位敢于转。前面提到的农产品快检技术，在全国范围很多同类研究也都是同质化的。我们需要一个顶层设计，把实验方向重新布局，比如现在市场上常用的农药有300多种，其中可能有100多种是容易出风险的，协同创新机制可以把这100多种农残检测研究做统筹布局，不同的团队做不同的工作，梯次推进，那么一个覆盖面更广更有成效的快检产品在不久的将来就会丰富起来。在创新研发过程中，我们要做好产学研协同创新，更要利用好资本和市场的力量，走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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