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威
文化与城市发展密不可分。2023年政府工作报告第二部分“2023年政府工作任务” 中明确指出，“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产业”，这对文化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可以说当前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产业已经上升为国家中长期战略。城市作为发展文化事业和产业双轮驱动中的重要一环（ 乡村是另外一环），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进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文化不仅是塑造城市形象、重塑城市空间、激发城市经济发展， 实现经济增长与创意城市的手段， 同时也是城市发展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近年来， 随着人们对城市和文化相互促进关系的认识日渐深化，在城市经济持续发展的同时，城市文化面貌焕然一新，人文城市建设热点纷呈，特色城镇不断涌现，文化创意产业占比增加，初步形成了文化与城市发展良性互动的格局。
从另一个角度看，虽然我国城市在经济与文化层面均取得了不小的突破，但是仍存在着经济与文化建设不协调的问题， 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城市形象缺乏辨识度，城市规划趋同、文化标识缺少特色、过度追求“样板” 城市的发展模式，导致“千城一面”、城市规划的模仿与复制等现象；二是城市历史记忆的断裂，资本逻辑对城市发展各个层面的渗透致使一些城市文化遗产、历史文化街区和传统建筑遭到破坏甚至消失； 三是城市文化需求与供给之间矛盾突出，城市的公共文化服务、文化产品供给难以满足居民全方位、多元化的需求； 四是城市对文化与创新人才吸引力不足， 过于看重城市短时期的经济需求导致城市人才结构单一； 五是城市精神的失落，不少城市重产业建设、轻精神文明建设， 形成了“ 失落之城”“ 焦虑之城”； 六是城市治理缺乏文化视野， 很多城市往往只顾眼前利益， 对出现的城市问题“ 治标不治本”， 人文关怀与社会信任感匮乏。总之， 当前城市发展面临着城市文化资本积累不足、城市文化工具化倾向以及居民精神生活物质化倾向（ 黄威， 2 0 1 9 ） 等问题。这些问题反映了近年人们对于城市文化资本积累认识不足，过度追求城市的经济资本积累，忽视了城市文化资本积累对于提升城市综合实力的重要作用。由此，能够实现文化与经济、社会的良好融合及互动的城市文化建设成为了弥补当前城市发展模式短板的重要实践。2022 年8月16日，新华社发布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十四五” 文化发展规划》， 首次以国家规划的高度提出“ 加强城市文化建设” ， “ 建设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交相辉映、城市气质与人文精神相得益彰的现代城市文化” 。这给中国城市文化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为新兴城市构建城市精神、历史文化名城重塑城市文化内涵以及国际文化大都市提升城市国际竞争力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本质上而言，城市文化资本积累的弱化是当前城市结构性问题的深层次原因。文化资本是布迪厄提出的重要概念， 是一种社会积累的形态，可以在一定条件下与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相互转化。文化资本积累是文化资本持有者围绕文化资源，“通过文化实践增加自身文化资本的过程（黄威， 2019）。”一个城市的文化资本是积累与培育的动态过程， 并非作为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发展的工具。城市重经济、轻文化的发展路径反映了弱化的城市文化资本积累不利于实现城市文化与经济、社会的良好融合、良好互动。为实现城市文化资本积累的最大化，城市建设需要充分发挥文化引领作用，激发城市想象力、创造力与活力， 打造在生活、工作、旅游和投资等方面更具吸引力的城市。笔者认为，当前城市文化资本积累路径应当提升到新的高度，城市发展应该由单一的经济驱动过渡到经济文化双驱动， 最终实现文化与创意驱动， 走向文化城市与创意城市。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探索推进城市文化资本积累、繁荣文化事业和产业发展的路径。
推动城市文化与经济深度融合发展，打造经济文化双驱动的创意城市
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最深层次的推动力，它渗透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文化观念的变革是经济繁荣和科技进步的源泉。“十四五”时期， 文化将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点。随着信息社会向纵深发展， 城市文化与经济将在更加广泛的层次上融合，“文化产业与旅游、体育、信息、物流、建筑等行业深度融合发展” ， 新的经济增长点不断涌现， 产业链不断延伸； 知识、理念、技术、创意等文化资源将成为城市经济发展最重要的生产要素， 经济发展也必将给城市文化的生产消费方式和配置方式带来深刻变革。
一是国民经济各产业和产品的文化含量不断提升，文化含量附加值达到甚至超过其本身使用价值。二是文化传播的速度和广度大幅提升， 文化产品生命周期不断缩短。在这一进程中， 文化价值的提升会激发人们对文化知识的热情和进行文化产品创新创造的激情， 也会丰富人们文化消费的选择和文化涵养的提升。在文化和经济相互促进中， 文化活力不断提升， 经济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向前迈进。三是创意经济迅速崛起， 时代发展转由科技创新与文化创意双轮驱动。文化与创意愈发代表一个城市的灵魂， 城市也逐渐成为激发创意、展示活力的舞台。文化创意产业因其较强的带动能力成为引领城市经济的核心力量，从而促进城市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的转化。打造经济文化双驱动的创意城市是城市文化资本积累的重要方式。
凝塑城市文化标识，打造具有文化辨识度的城市
城市文化标识的构建通常从内部与外部展开。内部构建关注城市居民的感知与认同； 外部构建与城市的宣传、营销有关。也就是说，城市文化标识一方面影响居民的文化认同与社会凝聚力， 另一方面也影响外界对城市的感受与评价。因此， 城市文化标识作为对城市独特文化与城市精神的高度提炼， 具有对内社会整合、对外展示形象的作用， 是实现城市文化资本积累的重要途径。
城市文化标识的载体可以是有形或无形的，二者共同构成了城市文化标识的完整体系。无形城市文化标识是一系列反映城市鲜明特征的要素集合，相较于有形物质载体，更容易实现城市形象的再创作、产生文化共振和形成对外传播。单一的无形城市文化标识往往不利于呈现文化多样性， 从而限制城市想象力，影响城市文化资本积累水平。立体的无形城市文化标识可以有效联结城市文化多样性。例如西班牙地中海城市马拉加（ M a l a g a ） ， 完成了由单一的宣传标语到涉及颜色标识、音乐标识等方面的立体无形城市文化标识重塑过程，塑造了包容、多元的城市文化形象。20世纪60年代以来，“阳光海岸”（The Coast of the Sun） 一直是马拉加的宣传标语，单一的城市文化标识构成了游客对马拉加的刻板印象，导致了旅游业的季节性特征， 而且当地居民对这一宣传标语的文化认同感不足—— 人们普遍认为这座城市应作为毕加索的故乡被熟知。近年， 当地市议会征集了更多城市宣传标语， 如“ 风味马拉加” （ M a l a g a F l a v o r ） ，“ 伟大城市马拉加” （ M a l a g a G r e a t C i t y ） ，“ 智慧城市马拉加” （ M a l a g a S m a r t C i t y ） 等， 来构建一个“ 一城千面”的文化形象。马拉加的标识颜色不再仅仅是代表海洋的蓝色， 而且融合了当地伊斯兰文化特色的紫色和绿色。马拉加舞曲因为融合了海浪的声音与当地特色歌曲，成为了城市音乐标识；马拉加的城市形象宣传更多地重视绘画艺术、美食等元素，“毕加索之乡”、马拉加美酒等转变为人们当前对马拉加的印象，这也让其在2017年成为西班牙旅游业发展最迅速的目的地，接待了约240万的过夜游客。
城市文化标识的创意、探索与体验型构建模式可以充分实现公众文化参与。由于城市文化标识的构建不仅关乎内部居民的文化认同， 也涉及外界的感知与评价， 因而需要公众的积极参与。通过激发创意因子、探索城市空间、增强文化体验来构建城市文化标识，可以充分调动公众文化参与积极性，实现文化认同与个性表达的统一。意大利的马泰拉（Matera）开创了一条以城市文化社交凝塑特色文化标识的道路，公众通过创意分享、城市探索、文化体验使得城市文化标识的内涵不断丰富。马泰拉被誉为世界上最古老的人类居住地之一，其石窟民居（S a s s i）在1993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但是生态破坏与传染病肆虐让马泰拉成为意大利的“国家之耻”。近年来，促进该地成为2019“欧洲文化之都”的城市方案旨在通过加强公民文化参与的广度和多样性，使马泰拉成为欧洲最重要的开放文化平台。马泰拉政府首先将石窟民居改造为民宿、酒店、餐馆、手工艺工作室等城市空间，然后鼓励各地游客构成当地石窟社区的“临时居民”，与本地居民一同参与马泰拉的文化活动，如城市徒步、手工作坊体验、美食体验、戏剧、音乐会等， 这些游客可以在互联网社区平台通过多样化的叙述分享他们作为马泰拉居民的历史与文化体验经历。马泰拉的这些举措增添了外界对这座城市的文化记忆点， 任何人都被视为马泰拉的居民， 享受着创新城市文化标识的文化权利。事实上， 历久弥新的城市文化标识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表达形式， 这不仅是城市文化的自信体现， 也是形成极具感染力与吸引力城市的活力体现。城市文化社交被视为城市文化标识构建的一种途径，反映了城市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的良性循环，在建立社会联系的基础上实现不同文化的表达，最终以文化实现创意之城、探索之城与体验之城。
探索动态型城市文化治理模式，以优良的文化治理促进文化资本积累
以葡萄牙的里斯本城市文化空间塑造为例，里斯本通过打造城市节日空间，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探索型、动态型的城市文化治理模式。近年来， 里斯本在塔固斯河南岸（t h e south bank of Tagus river） 即巴雷罗地区致力于构建城市特色的节日空间， 来唤醒城市文化活力： 一是巴雷罗国际探索音乐节（B a r r e i r o ‘ s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E x p l o r a t o r y Music Festival），当地文化协会每年都会引导公众开展城市文化探索，在节日期间重新发现一个新的城市文化空间， 如建于1870年的历史街区Os Penicheiros。这一节日的理念之一是节日空间“属于城市” （belonging to the city）， 将被遗忘的历史文化街区重新引入城市发展的动态过程，这让里斯本的城市文化空间一直保持活力。二是巴雷罗摇滚音乐节（Barreiro Rocks），该音乐节第一次是在“El Matador” （斗牛士）地区举行，但是这个公共空间在2004年关闭了。于是，当地文化协会设立了国王录音棚（The King Studio），这是一种城市DIY主义的文化空间，允许当地年轻人免费演奏和录制音乐，提供了一个与El Matador类似氛围的城市音乐空间。当地对于废弃城市文化空间的动态治理，重塑了高自由度的音乐创作场景， 这让该摇滚音乐节近年在国际音乐舞台上赢得了一席之地。里斯本通过充分挖掘都市圈各个公共空间的文化价值， 以一种城市文化探索与动态治理的方式唤醒了城市空间与公民文化参与的积极性。探索型与动态型的城市文化治理反映了城市文化资本的可开发性， 说明城市文化治理并非固定与单一的过程，而是富有文化潜力、文化弹性的创造性决策过程。
探索情感治理融入城市文化框架，提升城市温度
一方面， 城市文化治理应当展现人文关怀，倡导城市文化多样性与文化包容，反映城市文化记忆与人文情感的发展。例如，德里—伦敦德里（Derry-Londonderry）被命名为2013年英国首个文化之都，这一复合名称便是当地政府关注居民情感，以包容对话驱动文化治理的产物。作为北爱尔兰的历史文化名城，本土爱尔兰人在凯尔特传统情感上往往称呼其“ 德里” ， 而英格兰人在文化记忆上更容易接受其1 7 世纪伦敦商人在这里发展种植业的城市印象。政府支持当地英格兰与北爱尔兰两种文化传统表达和谐共存， 尊重不同情感的文化治理增进了伦敦德里独特的城市文化包容空间。例如， 在英国军营旧址前举办的爱尔兰传统音乐节、在古城墙内修建的圣公会大教堂等建筑， 都反映了重塑城市文化空间过程中融入的人文关怀与情感价值。另一方面， 适当地将公民情感纳入治理过程可以提升城市温度， 打造极具归属感的温馨之城、情感之城。例如， 荷兰城市鹿特丹的K a t e n d r e c h t 半岛是欧洲历史上重要的移民港口， 承载着鹿特丹独特的历史文化记忆， 2 0 0 4 年后， 政府逐渐将公民情感融入该地品牌塑造、文化空间的改造过程中。当地营销部门组织了一项名为“ 你能搞定海角吗？”（C a n y o u h a n d l e the Cape？）的活动，旨在公正地听取社区居民的情感表达， 促使品牌宣传产品反映当地人有关航海、冒险性格特征。在改造的Fenix仓库中，其台阶为温暖的木头质地，木材与不锈钢的对比引发了人们对船舱的联想，唤起了当年移民登船的情感回忆。
未来城市应当是具有一定温度、唤起归属感的城市， 而非陌生人“ 冰冷” 的暂时居所。因此， 情感治理应当成为城市文化治理的重要路径， 正如M a r c u s 所说， 情感在任何政策的评价和制定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Marcus GE，2000）。通过增进对居民情感的关怀， 城市的文化裂痕才会弥合、文化隔阂才会消融。
以联动协作保护和利用城市文化遗产，实现城市内部与外部文化资本积累的良性循环
一方面， 城市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应当尊重相关的历史文化记忆，关注城市内部的社区与民众需求。新加坡武吉布朗公墓（B u k i t B r o w n Cemetery）的保护过程便是当地政府与民间团体合作协商的过程。作为海外最大华人公墓， 该地埋葬着许多华人先驱， 在2011年面临着城市现代化进程中被铲平的风险，但是经过数年政府与社区华人团体的对话， 最终达成保留公墓的共识，并通过数字存档保存了新加坡华人的文化记忆。另一方面， 城市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离不开系统的联动协作机制。《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O p e r a t i o n a l G u i d e l i n e s f o r t h e i m p l e m e n t a t i o n o f t h e W o r l d H e r i t a g e C o n v e n t i o n）提出，“一个有效的管理系统应包括一个持续的规划、实施、监测、评价和反馈周期， 以及利益相关者在规划过程中的积极参与”。瑞典的汉萨同盟城市维斯比（Visby）在1995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直到如今， 其历史遗迹与文化气息仍然与现代旅游业和谐共存， 这得益于其横纵联合、系统协作的文化遗产保护机制。目前， 维斯比横纵联合的遗产保护政府机构包括瑞典国家遗产委员会（ S w e d i s h National Heritage Board）、哥特兰岛地区机构（Region Gotland）、哥特兰省行政委员会（The County Administrative Board）、哥特兰岛博物馆（Gotlands Museum） 等。瑞典国家遗产委员会隶属于文化部， 自1 7 世纪以来一直作为瑞典的中央行政机构，以民主和可持续的方式保护和管理文化遗产；哥特兰岛地区城市规划委员会负责总体规划、建筑许可、环境和健康保护；斯德哥尔摩省管理局负责在一个古老的纪念碑附近颁发维修许可证，指定受保护的建筑和制定建筑保护指南； 哥特兰岛博物馆的文物专家与政府共同合作，对约2 0 0 个文化遗产建筑进行修缮， 在建筑保护方面发挥着重要的顾问作用。此外，还有一个非营利组织，拥有大约4 0 0 名成员， 由学者和建筑师组成， 致力于将市中心居民与政府组织联系起来。维斯比的城市文化遗产拥有层次分明、责任明确的联动协作组织体系，提高了民众对城市文化遗产管理的参与度。
以数字技术赋能城市“文化—经济”生态，实现文创产业与创意城市协同发展
当前城市文创产业已出现结构性变化，文化科技深度融合、创新驱动产业发展是未来文创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美国德克萨斯州城市奥斯汀（Austin）作为著名的创意城市，通过大力扶持影视、音像等数字消费性文化服务业以及设计、广告等数字生产性文化服务业， 形成了以文化内容为核心、以数字技术为引领的城市“文化—经济”生态。强大的科技引领使得奥斯汀在2005—2015年期间的创意经济增长率达55.3%，相当于增加14511个就业岗位，维持了奥斯汀的经济增长，某些行业甚至较纽约更具竞争优势。奥斯汀良好的数字文创产业生态在2020年吸引了特斯拉、甲骨文、惠普等39家科技企业， 增加了1 7 万人口。在中国， 数字技术发展为营造文化与经济良性发展的城市生态提供了机遇，成为赋能创意城市的驱动力。上海在未来五年规划中将“国际文化创意产业中心”“ 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数字之都” 作为城市发展方向，提出了“高端、数字、融合、集群、品牌”的产业发展方针和文化创意产业数字化战略。
依托数字技术，可以营造文化经济、创意经济、数字产业、品牌建设、创意城市的共存共生的城市“文化—经济” 生态。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字技术可以实现城市经济与文化建设的理念、内容与传播手段创新， 聚集文化与科技资源， 培育极具前景的文化市场， 成为走向文化城市、创意城市的桥梁。【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文化强国基础理论、测量体系和政策目标研究” （项目编号2022ZXSCXB0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文化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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