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俊伟
新发展格局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战略地位
根据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根据《建议》，国务院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并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上述两份文件明确了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发展目标和主要战略举措，为各地区、各部门做好各项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
而贯穿上述两份文件的红线，就是“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 构建新发展格局”。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 “进入新发展阶段明确了我国发展的历史方位，贯彻新发展理念明确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指导原则， 构建新发展格局明确了我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其中，“把握新发展阶段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现实依据，贯彻新发展理念为把握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了行动指南， 构建新发展格局则是应对新发展阶段机遇和挑战、贯彻新发展理念的战略选择”。
在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三者中，人们对于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并不感到陌生。早在2017年，十九大报告就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 等。而新发展理念更是在“十三五”期间已深入人心。早在2015年10月，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就明确提出：“必须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坚持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 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2016年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新发展理念就是指挥棒、红绿灯。”过去五年来，新发展理念逐步渗透到各项工作的方方面面，人们对新发展理念早已耳熟能详。只有新发展格局，是一个新概念。习近平总书记最早提出新发展格局的思想，是在2020年4月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联系到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下我国经济运行的客观现实，可以发现：总书记最初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很大程度上是因应新冠肺炎疫情冲击、针对国内产业循环受到阻碍（具体如人员流动受阻、关键零部件供给短缺、国外订单大幅下降等）而提出的。而到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上就把“构建新发展格局”明确上升为国家战略，指出： “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做出的战略决策，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 今年1 月， 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就“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发表重要讲话，并就准确把握《建议》精神，避免工作出现偏差提出明确要求。新发展格局的构想从最初的应变型应对政策迅速上升为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走向的国家战略，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就是我国发展所处的国内外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
“两个百年”交汇的时代背景
（一）从国际环境看，世界迎来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上世纪90年代初，伴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两大阵营对峙的冷战格局随之消失，世界迎来了由美国主导的“新秩序”。随着苏联、东欧在政治上放弃社会主义，在经济上转向市场经济；也随着中国、越南等国家推进市场化经济改革，印度、巴西等国大幅削减贸易保护措施，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大市场形成了。世界迎来了全球化快速发展的“全球化2.0”时代。在此背景下，由于技术变革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以美国企业为首的跨国公司纷纷剥离非核心业务，把标准化的、盈利水平较低的生产和经营环节转移到国外，从而形成了“发达经济体— 新兴经济体—传统发展中国家”的梯度国际分工格局。
次贷危机以后，上述分工格局逐渐发生了改变。次贷危机爆发于美国，很快席卷欧洲乃至全世界。在这次危机中，发达经济体受到沉重打击，迟迟难以走出泥潭，更难以发挥带动世界发展的“火车头” 作用；而中国却与时俱进地推出了一系列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保稳定的措施，保持了经济较快增长。发展态势的此消彼长，明显加快了世界经济格局的演变。从1990年到2010年，发达经济体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从80% 下降到65.5%（按现值美元计算， 其中美国所占比重从25.4%下降到22.7%），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则从20%上升到34.5%，中国经济更是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到了2019年，发达经济体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进一步下降到59.8%，而中国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则从9.2% 上升到16.3%。世界经济格局的快速变化，对既有的国际关系产生了深刻影响。
首先，中国的崛起给发达经济体带来了巨大的调整压力。对发达经济体而言，中国市场规模的扩大和产业竞争力的显著提升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中国经济的崛起一方面带来了市场需求和发展机遇，使发达国家的优势产业（企业）能够更充分地实现规模经济；另一方面，中国产业的强势崛起也使发达经济体的产业面临激烈竞争，甚至会出现部分产业衰落乃至消亡的现象。对于发达经济体而言，这意味着调整和改变的巨大压力。
其次，中国的崛起引来了美国的领导地位“保卫战”。中国经济实力（综合国力）的快速提升， 招致了美国的猜忌和防范。在一些美国人士看来，要维持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就必须遏制中国的崛起。无论是奥巴马政府时期“重返亚太”，搅局南海；还是特朗普政府发动贸易战、推动科技经济“脱钩”，都是上述思潮的反映。
再次，中国的崛起还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中国经济的发展、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迫使跨国公司不得不开展新一轮的产业转移。这就为部分发展中国家接续中国，成为“新—新兴经济体”创造了难得的机遇。而中国企业大踏步“走出去”，也为相关国家承接中国投资、加快自身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世界迎来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目前各主要国家都在加快调整战略， 以谋求对本国更有利的国际环境。例如，拜登政府一方面强化联盟关系，加力遏制中国，另一方面计划增加对基础研发、前沿科技的投入以确保产业领先地位；欧盟则把中国定义为“制度性竞争对手”，试图出台专门措施以平衡中欧制度性差异对产业竞争力的“影响”；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等国则在积极推动组建“弹性供应链”，等等。
（二）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看，我国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时代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人孜孜追求的发展目标。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主席就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向全党发出号召：“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 使中国稳步地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1954年，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我国的经济原来是很落后的，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可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1964年，周恩来总理在第三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又进一步提出了分两步走、在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随着工作重心的转移，我国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认识，先从四个部门的现代化转为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后来又陆续把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纳入进来，形成了“五位一体”的现代化战略布局。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骤上，中共十三大报告把邓小平同志“三步走”的战略构想上升为全党意志，明确提出： “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部署大体分三步走。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一九八○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个任务已经基本实现。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随着时间的推移，“三步走”战略也不断得到丰富和延伸。1997年10月，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共十五大上明确指出， “展望下世纪，我们的目标是，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 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十年的努力， 到建党一百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从而把邓小平同志的“第三步战略构想”进一步细化为新的“三步走”。中共十六大报告则把“新‘三步走’”构想的前两步合并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 明确提出：“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 由此，“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成为新世纪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
随着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中国的基本国情也发生了诸多阶段性变化：工业化、城市化取得显著进步，人均收入、综合国力显著提升，城乡面貌显著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明显提高，中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也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等等。上述变化虽然没有改变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但也推动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了新时代。中共十九大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新的规划，明确提出了“两阶段”战略安排：第一个阶段，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 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共十九大还全面阐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归纳了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必须坚持的十四条“基本方略”，明确了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基本政策框架。“十四五”时期就恰恰处在我国“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新征程”的起步阶段。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建议》综合研判国内外大势，明确提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 《建议》还明确提出要求：“全党要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保持战略定力，办好自己的事。”
“ 构建新发展格局” 的决策，就是在上述背景下迅速上升为事关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战略决策的。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主要途径
习近平总书记曾明确提醒全党，在构建新发展格局过程中要避免陷入一系列认识误区，具体如： “只讲前半句，片面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主张在对外开放上进行大幅度收缩”；“只讲后半句，片面强调‘国内国际双循环’，不顾国际格局和形势变化， 固守‘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旧思路”；“各自为政、画地为牢， 不关心建设全国统一的大市场、畅通全国大循环，只考虑建设本地区本区域小市场、搞自己的小循环”；“认为畅通经济循环就是畅通物流，搞低层次物流循环”；“一讲解决‘卡脖子’技术难题，什么都自己干、搞重复建设，专盯‘高大上’项目，不顾客观实际和产业基础，结果成了烂尾项目”；“讲扩大内需、形成国内大市场，又开始搞盲目借贷扩大投资、过度刺激消费，甚至又去大搞高能耗、高排放的项目”；“不重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只注重需求侧管理，无法形成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以及“认为这只是经济科技部门的事，同自己部门关系不大”等等。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从如下几方面入手：
（一）积极扩大内需，形成更高水平供需动态平衡
在外部环境复杂多变的背景下，部分企业面临巨大的调整压力，在此背景下，积极扩大内需、创造相对宽松的供需环境，无疑是有利于上述企业调整的。不仅如此， 面对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劳动人口总量持续下降、房地产市场调整和土地财政转型等诸多压力，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呈持续下降态势。要确保到2035 年初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也必须牢牢把握扩大内需的政策基点，充分发掘经济增长的内在潜力。
充分发掘内需增长的潜力， 需要注重加强需求侧管理，充分发挥需求对供给的牵引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需求是生产的目的， 是生产发展的最终推动力。我们要顺应居民收入增加、消费升级的趋势，促进消费向绿色健康安全发展；要聚焦重点领域，消除阻碍汽车、住房消费健康发展的障碍； 要全面落实带薪休假制度，把节假日消费与亲情、家庭建设更好地结合起来。在投资领域，要严格落实“负面清单管理”的市场准入制度，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民营企业家的投资积极性；要聚焦新型城市化、乡村振兴、新基建等主题， 充实政府投资项目库，明确投资优先次序，发挥政府投资在改善基础设施、稳定经济运行方面的职能； 要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降低政府投融资成本； 要进一步发挥政府产业引导基金的作用，引导民间资本更积极地参与到推广新技术、新产品生产应用，培育新兴战略性产业，加快产业结构升级的进程之中。
充分发掘内需增长的潜力，也需要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由供给创造需求。积极扩大内需，绝不意味着只把眼光聚焦在需求端上。从动态的、发展的眼光看，是供给创造需求，改善供给在扩大需求方面的作用不可忽视。加快产业结构升级步伐，以更加精细的社会分工、更高质量的产品供给创造和引领市场需求、拓展经济发展的空间，是近年来我国推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经验。我们只有把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形成高水平的供需动态平衡，在发展中化解外部不利因素的冲击，在提升产业水平的过程中实现高质量发展。到2020年，我国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54.5%，第三产业就业人口占就业总人口的比重也达到了47.4%（2019年数据）。第三产业在我国经济中占“半壁江山” 的客观事实，决定了今后无论是“扩内需、稳增长”、还是“扩大就业、改善民生”，我们都必须把第三产业作为主战场。像金融、铁路、航空、电信、传媒出版、信息咨询等行业，大多是国有单位占主导、政府严格监管的领域。应当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的步伐，在确保市场运行秩序和消费者权益的前提下，大幅放开市场准入，为市场引入更多的“鲶鱼”，从而激发出市场的活力；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资本布局调整步伐，确保国有企业在新的市场环境下实现长足的发展，确保国有资本保值增值。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快产业升级的步伐。要抓住知识革命的浪潮，以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等为重点，大力发展数字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要深入实施“互联网＋”战略，推动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推动智能制造、智能家居、智慧医疗、智慧交通等向纵深发展；要实施制造业核心竞争力提升行动，聚焦新材料、重大技术装备、新能源汽车和智能汽车、高端医疗设备等实现重大技术突破，显著缩小我国制造业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
（二）科技自立自强，有效应对“脱钩”挑战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中有一股逆流，就是个别国家对华实施“脱钩”战略，试图通过限制高技术产品和关键零部件对华出口、限制双边科技交流与合作，以确保其领先地位。这一举动，将对中国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产生深刻影响。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产业链分工是全球化的重要推动力量。企业聚焦核心能力建设，只追求在核心领域、特定环节做优做强，至于其他的零部件和配套服务，则借助外购零部件、服务外包等方式予以解决。这样，即使不拥有全产业链的生产能力，那些具有系统集成和关键零部件生产能力的企业也可以创立品牌、向市场提供最终产品和服务（如汽车、电脑、手机等）。但在部分国家限制对华出口的背景下，中国企业要想向（国际）社会提供可与国外一流企业匹敌的高技术产品，就必须确保关键零部件的稳定供给， 就必须掌控整条产业链。这样， 复杂产品的国际竞争也就演化成了全产业链竞争。在复杂产品竞争的背后，不是单个企业之间（如华为公司和苹果公司之间）的竞争， 而是不同产业链之间的全面竞争和整体效率之争。从“产业链分工” 向“产业链竞争”的转变，要求我们实现科技自立自强，以补齐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供应的短板；要求我们稳固粮食、能源、基础原材料供应，以降低经营风险。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企业、政府和社会都要为此做出相应的、系统性的改变：
在新的竞争模式下，需要充分发挥龙头企业的引领作用。在产业链分工体系中，大企业是产品服务的提供者，是产品标准的制定者， 也是重要零部件、子系统的集成者；而中小企业则聚焦于细分市场精耕细作，是原材料、零部件的供应商，是产品（服务）子系统的生产者。在产品升级换代、性能提升的过程中，大企业明确全产业链技术进步的路线图、协调全产业链产品研发的节奏，是整条产业链技术进步的龙头。只有把大企业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产业上下游、生产各环节才能真正活起来，才能把全社会的创新活力真正激发出来。因此，需要加快国有资本管理体制改革，完善国有（控股）企业法人治理结构；需要切实提升企业经营理念，聚焦核心能力，强化竞争优势，优化资产布局和企业经营战略。
在新的竞争模式下，需要鼓励大企业间的战略合作。应当看到， 单个企业的资源和能力是有限的， 重大技术突破往往需要多个企业通力合作才能完成。以阿斯麦尔公司（A SML，荷兰光刻机制造商）为例，其跨越式发展的一个关键节点就是其与台积电、三星、英特尔等公司开展了战略合作。通过吸纳上述公司的战略性投资，阿斯麦尔公司获得了研发新一代产品的资金支持，并提前为研发出的新一代光刻机找到了稳定的销路，这就使其能够“专心致志地”从事重大技术研发活动。当然，台积电、三星公司也通过采购最先进的光刻机强化了其在半导体制造业中的领先地位。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多赢的结局。我们要借鉴阿斯麦尔公司的发展经验，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基础上鼓励企业开展战略合作，通过共同开发关键技术、共同使用研发成果、共享由此带来的经济利益，加快突破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瓶颈，显著提高我国产业的技术水平。
在新的竞争模式下，还需要加快构建产—学—研—官良性互动的产业创新生态。以招商引资为特征的传统经济模式，侧重点在于支持生产和制造环节，而目前国际竞争的焦点却是技术、专利和研发。需要对传统经济模式进行更新和完善。研发、创新不是单纯的市场行为， 涉及到企业、研究院（所）、大学、政府等多个行为主体，需要形成多方力量的合力。应当看到，由于历史文化存在差异，也由于企业力量不同、政府职责范围不同，不同国家在推动科技进步方面的制度安排（具体做法）也不一样。根据我国的国情，要构建高效的科技研发体制，可行的选择就是把政府主导、企业与科研机构各自为战的创新模式转变为由政府召集、社会主导、多主体协同推进的创新模式。为此，需要打破由政府官员选定课题承担者的传统做法，在研发领域普遍引入“揭榜挂帅” 的竞争机制；同时推动开放国家实验室、研究所等基础研究设施，鼓励研究人员自由流动和跨地区、跨领域的科研合作，为研发领军人物（研发团队）的脱颖而出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从教育的角度看，则要改变以成绩论英雄的评价体系，突出对素质和能力的培养；大力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 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和探索欲；完善高校、科研院所的管理体制， 鼓励跨领域、跨学科的研究；完善科研成果评价与成果分配机制，引导科研人员把主要精力聚焦在本职工作上。
深化改革，消除经济循环的堵点和断点
现代经济体系是高度分化、彼此联接的复杂网络。上下游衔接是否紧密、横向交流与合作是否顺畅、关键节点作用发挥是否充分， 直接关系到经济体系的整体运行效率。正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如果经济循环过程中出现堵点、断点，循环就会受阻，在宏观上就会表现为增长速度下降、失业增加、风险积累、国际收支失衡等情况，在微观上就会表现为产能过剩、企业效益下降、居民收入下降等问题。”在新的发展阶段，我们要构建高水平供需动态平衡，把经济增长的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就必须大力深化改革，疏通经济循环。
首先，要畅通企业退出通道， 激活新旧更替循环。我国经济已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在劳动人口既定甚至逐年下降的背景下推动经济增长，就必须在优化存量资源配置、提高劳动生产率上下大功夫。这就要求我们不仅鼓励创业创新， 鼓励企业做大做强，还要疏通企业退出通道（完善企业、个人破产制度），使生产要素尽快从低效率使用的领域和环节转移到高效率使用的领域和环节。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打通企业成长的全周期循环，为破坏式创新、内涵式增长创造良好外部条件。
其次，要消除人员流动的障碍，激活城乡经济循环。在劳动人口逐渐减少的条件下，新鲜劳动力的流入是地区发展最重要的优势来源。各城市要把吸引外来人口作为转变发展方式、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要积极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在义务教育、妇幼保健、公共卫生、再就业培训等领域实现对外来人口的全覆盖；要采取切实措施加快城市保障性住房体系建设，把外来人口纳入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引导其在工作城市安居乐业。另一方面，农村人口持续向城市转移也使农业现代化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而部分城市居民到城市郊区生活、休闲的庞大需求也为乡村振兴注入新的动力。要采取措施，引导资金、人才向农村流动，用现代经营理念改造传统农业；要充分发掘建设用地指标交易的潜力，有序推动村庄整治，提升农村社区服务水平；城郊农村、部分乡村要依托独特的区位、文化优势，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民宿等产业，充分发掘大龄农村劳动力的生产潜力。
再次，要推动发展成果共享， 激活生产消费循环。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关系到党的执政基础的政治问题。如果收入两极分化，广大群众为了基本生活疲于奔波，而极少数高收入人群奢侈型消费，那么，全社会将出现严重的消费不足，这反过来又会抑制供给、压制增长潜力的发挥。因此，我们不仅要努力发展生产、“把蛋糕做大”，还要努力“把蛋糕分好”、推动发展成果共享。为此，需要完善企业制度，提高职工地位。要推动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切实保障工人合法权益；要推动实行集体工资谈判制度，改变员工相对于企业的弱势地位；要引导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保障职工收入随企业效益提高而持续增长。需要完善国民收入再分配，增加公共服务供给。要聚焦1%高收入人群，加强所得税执法，打击逃税、避税行为；要积极推动遗产税立法， 发挥遗产税的调节功能；要全面清理、大幅缩减政府对企业的补贴，把财政资金更多用于增加提供公共服务；要积极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托底低收入群体消费。
最后，则要破除物流、园区壁垒，打通供需循环。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意味着外部环境的快速变化和风险因素的增加。当国际市场需求明显下降时，处在对外加工区、自贸试验区内的部分企业希望能够转向国内市场销售，以缓解经营的压力；反过来，当国际需求大幅增加时，部分国内企业也希望能够迅速增加出口以充分利用国外市场的发展机会；但它们都会遇到产品标准不一致（如在食品药品安全、技术标准、环境保护等领域，欧盟、美国与中国标准之间的不一致问题）、难以跨地区销售的挑战。因此，我们不仅要推动要素流动型开放，推动商品、服务、资金、人才流动；还要推动制度型开放，通过统一规则规制、管理流程、技术标准，降低商品、要素跨境流动的门槛。从国内市场的角度看，则要加快建设现代物流体系，消除地区性市场壁垒，使供需双方无缝对接起来。要完善综合运输通道布局，加强高铁货运和国际航空货运能力建设，加快形成内外联通、安全高效的物流网络。要加快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现代流通企业，推进物流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和跨界融合发展；推动商贸流通设施的改造升级，不断提高流通效率。
防范和化解风险，切实保障经济安全
在全球化分工的格局下，我国形成了“进口上游产品，出口下游产品”的独特分工格局。从进口角度看，我国人口众多，资源相对贫乏是基本国情。自然资源的比较劣势决定了我们必然要大量进口农产品、能源、矿产品等基础原材料； 另一方面，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制造业水平整体处于世界“第三梯队”。在知识密集型、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领域，比较劣势地位决定了我们必然要大量进口芯片、设计软件、尖端加工设备、精密仪器等产品。从出口角度看，我国作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在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品生产领域具有比较优势，因此，我国大量出口附加值含量相对较低的普通工业制成品（如普通钢材、机械、服装、箱包等）。即便高技术产品出口也在快速增长，但这些出口产品往往包含有进口的关键零部件。这样的分工格局，决定了我国经济的相对脆弱性。大宗商品市场的波动、发达国家对华出口政策的调整，都会对我国经济的运行产生比较明显的影响。正是基于上述考虑，同时也受特朗普政府对华贸易战的激发， 《建议》明确提出，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把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防范和化解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各种风险，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对防范和化解风险提出了明确要求：宏观经济方面要防止大起大落，资本市场上要防止外资大进大出，粮食、能源、重要资源上要确保供给安全，要确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安全，要防止资本无序扩张、野蛮生长，要确保生态环境安全，坚决抓好安全生产。在社会领域，要防止大规模失业风险， 加强公共卫生安全，有效化解各类群体性事件。
2020年下半年以来，由于各国经济恢复进度不一，也由于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部分进口大宗商品价格持续攀升，由此导致国内基础产品和基础原材料价格的大幅波动，增加了国内经济运行的风险。这也再次提醒我们要重视防范和化解风险，为长期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需要深入、系统分析重大风险的来源，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例如，对于农产品、能源、铁矿石等大宗商品，可通过加强所有权投资来稳定市场供应渠道；完善市场流通体系，建立战略储备制度；推广人民币结算，化解汇率波动风险；充分利用期货市场等手段，开展保值增值等方式化解市场风险。对于外汇市场风险，则要完善对外资流动的监管，既要放得开，又要管得住；要加强对短期资本流动的监控，防止热钱大进大出；深化财政金融改革，推进法治社会建设，持续增强国际投资者信心；提升产业竞争力，夯实人民币币值的基础。至于关键零部件“卡脖子”风险的化解，则一方面要加强研发，推动科技自立自强， 摆脱对国外产品和技术的依赖； 另一方面则要努力营造相对宽松的外部环境。
努力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四十多年的发展，2019年我国出口17.24万亿元人民币，出口贸易依存度为17.4%；进口14.33万亿元人民币， 进口贸易依存度为14.4%。我国目前是全世界最大的商品贸易国，是世界第二大服务贸易进口国和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国，中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留学生和游客来源地。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已经深度融合在一起。而独特的自然条件和特殊的发展阶段，又决定了中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进口上游产品，出口下游产品”的独特地位，决定了中国经济运行容易受到国际市场波动的影响。面对各利益主体大幅调整战略以更好应对世界格局快速演变带来的风险和挑战，我们需牢固树立“世界离不开中国，中国更离不开世界”的观点，在纷繁复杂的世界变局中始终保持清醒头脑， 始终牢牢把握战略主动权， 踏踏实实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牢固树立“世界离不开中国， 中国更离不开世界”的观点，也是我们在未来的道路上克服艰难险阻、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客观需要。我们是在发展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开启全面建设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为此开出现成的药方，国际上也无社会主义国家成功发展市场经济的先例，再加上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间很短、经验也不丰富，因此，要解决前进道路上遇到的各种问题和挑战，还必须大量借鉴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即便当前我们所处的国际环境已经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我们也必须放低身段、保持开放心态，虚心向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学习。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充分吸收其成功经验，避开其惨痛教训，使我们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行稳致远。
要牢固树立“世界离不开中国，中国更离不开世界”的观点， 就必须创造新的语境，摆脱“意识形态叙事”。当前，有人将一些国家遏制中国、打压中国的举措归纳为“新冷战”，其险恶目的就是用“意识形态叙事”为地缘政治冲突披上正义的外衣。“意识形态叙事”把中国视作“前苏联”，给中国贴上不民主、侵犯人权的标签以妖魔化中国、孤立中国，并使相关国家占领道德制高点。我们必须坚持社会良治的立场，坚决避开部分人士为中国预设的“话语陷阱”。当前，新冠肺炎疫情把同一张考卷摆在了各国政府的面前， 但不同国家的考试结果却判若云泥。一些国家更是以其拙劣的社会治理表现而备受知识分子、普通公众和媒体界的普遍质疑。甚至有学者在不久前发表文章，把美式资本主义比喻为一列“冲向石墙的列车”。毫无疑问，受新冠肺炎疫情刺激，上述国家正在加快抛弃“新自由主义”，转向更加积极的政府干预。我们要抓住机会，引导各国“眼光向内”、优先解决各自国内的难题，并在此过程中倡导相互理解、相互借鉴、取长补短， 努力塑造“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氛围，为化解大国间重大的利益冲突寻找新的出路。可以设想，如果大国间的相互防范和敌对意识趋于缓和，那么高水平的经济、科技合作仍将能够得以维系。从这个角度看，大国间经济、科技“脱钩”的程度、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国际环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双方领导人对两国关系的引领和塑造。
作者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