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冰倩
21世纪以来，数字技术的发展大幅降低了交通运输成本和沟通协调成本，最终产品的生产过程越来越分割化，不断细分出来的生产工序被分散到世界多个经济体进行， 形成众多全球化的生产链和价值链。因此，尽管最终品由一个国家组装和出口，但其中同样隐含着多个其他国家的增加值贡献。全球价值链的时空演变使得世界各国的联系日益深化，并推动着产业转移的持续发生。
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 以来，中国借助自身的市场优势和低劳动力成本优势，成为承接劳动密集型生产工序的最佳选址，逐渐成为“世界工厂”。根据最新全球投入产出表测算，在世界最终品出口中，中国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从2000年的5.09%上升到2018年的15.72%；在世界中间品出口中，中国出口总量占总出口的比重从2000 年的2.73%上升到2018年的8.71%。
然而，受生产成本、地方产业政策以及国际贸易协议等因素的影响，国家间的产业分工不断变动，引发全球产业布局不断地动态调整。纵观近几年来，影响“产业外移”的基本面因素（劳动力成本上升、环境保护标准不断提高等）已经在中国显现，加之中美贸易摩擦、新冠肺炎疫情等突发事件的影响，跨国企业意识到对单一经济体供应链过度依赖的风险，开始思考是否重构全球供应链以及如何重构的问题。
针对现阶段面临的潜在产业外移的挑战，我们需要在对全球产业链特征以及我国产业现状梳理的基础上，挖掘新兴发展动能，积极推动传统产业技术改造，提升中国“智造”水平，稳固我国在全球产业链的供给份额。在这方面，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新模式展现出强大的发展韧性，数字化转型将是我国激活市场动力、打造国家新型竞争优势、由“世界工厂”变为“中国智造”的一条重要途径。
数字技术对传统经济理论的冲击和颠覆
一是对国家间比较优势的重新定义。比较优势贸易理论认为，国际贸易的基础在于国家间生产技术的相对差别，以及由此产生的生产成本的相对差别。因此，当交通运输成本下降，各个国家由自给自足的状态转到国际贸易状态时，每个国家得以集中生产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其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亦即“两优相权取其重，两劣相衡取其轻”），最终使各国获得由专业化分工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以及多样化商品的福利。
21世纪以来，数字信息通信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CT）的发展使得沟通协调成本不断降低，促进了生产链条在国家间不断分割，产品生产不再由单一国家完成，而是由多个国家协作完成，各个国家在产业链上从事自身具有比较优势的某个或者几个工序（“tasks”）。全球化的这些发展，使得生产链条越来越全球化，逐步形成了“全球生产链” 以及“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
由此可见，数字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国家的比较优势不再仅限于各国要素禀赋的力量对比，而是对基础设施、营商环境等综合素质的考量。若一国的物流和通信等基础设施发达，可帮助企业降低运营成本；并且在制度环境上产权分明、行政干预少，让市场充分发挥活力，帮助企业减少交易成本，那么该国对跨国投资商的吸引力便会大大增强，从而促进该国在全球生产链的不断融入。
二是对产业价值创造的重新构建。在生产供给层面，数字信息技术的发展大大降低了行业间的交易协调成本，推动了产业间的垂直整合。这一变革进一步推动了社会分工的细化和企业生产的专业化，设计、物流、法律等一些非关键业务的外包催生了服务业新旧业态的发展壮大。以数字信息技术为底层核心的平台经济和共享经济重新构建了产业价值创造的方式。
数字信息技术搭建了链接生产和消费的桥梁，形成价值创造闭环，提升企业价值创造。例如，滴滴打车、美团外卖、苏宁易购等企业商业平台的构建，一方面帮助企业更精准迅速地获得客户资源，另一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用户消费数据，为企业分析客户行为和需求偏好提供了良好的数据基础。通过大数据分析和识别消费者消费偏好， 并制定个性化商品，从而提升企业的价值创造。
数字信息技术助力社会资源有效配置，不断推动着共享经济的发展。企业生产周期的存在使得厂房、生产设备、车辆等有形资产总有闲置时期，其在增加企业运营成本的同时，大大降低了资产的价值创造效率。而随着大数据处理的数量、质量和速度的不断提升，各类平台市场促进了资产闲置者与资产需求者的高效匹配，推动了闲置资产的共享利用，从而不断优化社会资源的配置，提升经济社会的价值创造和运作效率。除有形资产之外，数据以及数据处理方案等无形资产的互通共享，同样在助力中小商户降本增效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数字信息技术推动智能监管发展，变被动处置为主动发现，实现治理现代化。就企业内部生态来看，在传统云平台上叠加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而构建的工业互联网，帮助企业精准、实时、高效地采集数据，从而实现工业企业的智能响应和精细化管理。工业互联网将传统的生产流程信息化、网络化，帮助企业实现对生产环节的实时监测和对生产故障的提前预警。可以说，工业互联网是传统企业向智能制造转型发展的关键路径。
全球产业链正面临深刻调整，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是我国保产业链稳定的有力抓手
受生产成本以及国家产业政策和突发事件等长短期因素的影响， 全球产业链正面临深刻调整。
近年来，随着劳动力和土地等要素成本的上升以及资源环境约束趋紧，中国的生产成本不断上升， 部分产业已呈现向外转移趋势。一些跨国企业拟将生产基地转向不太发达的东南亚、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区，并将在中国的生产环节涓滴式地向这些地区外移。受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以美国市场为主的产业链受冲击最大，这类产业链上的跨国企业纷纷考虑寻找替代生产国， 并将在华的生产环节外迁至劳动成本和关税均低的东南亚国家，以及与美临近且关税较低的国家（比如墨西哥）以规避关税风险。中国承接的出口至美国的加工贸易以及转口贸易均受到较大程度的冲击。同时，突发事件增加产业链布局的不确定性。一方面，疫情使得各国意识到涉及国家安全和民生的产业（如医疗和高科技等）过度集中于国外，则会使本国在面临突发事件冲击时处于被动地位，因此各国纷纷出台鼓励制造业回流的措施。
就目前分析，跨国企业短期内将产业链大规模迁离中国的动力不足。一方面，疫情持续在世界各地蔓延，企业现金流不足，重新投资建厂和进行产业链搬迁并非现今考虑目标。另一方面，产业链的配套产业集群以及服务于制造业的物流、信息网络以及工业园区等基础设施难以在新基地短期内配置，而且东南亚等不太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劳动力素质普遍不高。相比之下， 中国有比其他经济体更加完整的工业体系，是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在部分特定产业，中国所能提供的技术和劳动力水平不是东南亚低工资国家在短期内能轻易取代的。
然而，我们应充分认识到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高度警惕美国联合其他欧美国家实行“去中国化” 的打压政策。中国应把握现阶段国内外供应链恢复的“时间差”，转危为机：在坚持自主创新，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同时，加快推动数字经济的发展，运用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服务于产业链，从而实现社会资源的高效配置，使得数据真正成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要素，最终助推中国在全球供应链调整过程中占据更加积极有利的位置，将全球产业链调整对中国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一是要大力发展电子商务，发挥平台经济和共享经济的优势，线上打通联接供给和需求的渠道。中国幅员辽阔、资源丰富，拥有强大的生产制造供给能力，相比之下， 快速吸引订单，打通供给需求的联接通道才是稳产业链的重要抓手。电子商务，作为数字经济初期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使用互联网等电子工具，实现了信息在企业内部、客户和合作伙伴间的共享，提高了生产和交易各环节的效率。而中国在此方面有着其他国家不可比拟的优势，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最新发布的研究报告《中国数字经济如何引领全球新趋势》，中国电商交易额现已超过英、美、日、法、德五国的总和。未来应继续推动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采取线上直播、云洽谈等方式扩大市场需求，为保障全球产业链稳定注入正能量。
二是要充分挖掘跨境电商贸易和市场潜力。尽管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电子商务市场，占到全球电商交易总额40%以上，但主要面向国内市场，国际市场的开拓仍然有限。应借助中国在跨境电商积累的经验和优势，打造针对“一带一路”国家的电商平台，帮助“一带一路”国家加入跨境电商平台，扩大中国贸易的进出口总额。与此同时，充分发挥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的作用，构建线上综合服务平台，通过信息共享体系为企业提供金融、物流、风险防控等服务；并通过建设线下综合园区平台，为企业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
三是要坚持创新驱动发展，不断提高自主研发水平，攻关核心技术。虽然近三年间，我国的工业互联网发展速度迅猛，但基础相对薄弱，大部分工业互联网平台之间并未完全实现资源共享和信息互联。一方面，需要加强我国的自主研发能力，提升产业自身的技术水平；将攻关“卡脖子”技术提高到国家战略高度，加快完善技术创新体系。另一方面，需要注重相关教育和人才的培养，技术创新高度依赖基础研究能力，要重视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等基础学科建设，为培育高质量的劳动力以及实现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升级奠定坚实的基础。
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
一是融资难问题不利于电商企业持续发展。电子商务企业多以中小微企业为主，这类企业“轻资产”的特点，使得其难以通过抵押等方式获得低息贷款。加之中小企业受生产周期以及先货后款模式下的资金占用问题的影响，经常受到流动资金紧张的困扰。
二是数字贸易规则制定方面话语权不强。欧美等发达国家凭借其先发优势，主导着数字贸易规则的构建，掌握了新规则制定的话语权。在国际上，美国最先对数字贸易进行了定义和出台规制措施。尽管数字贸易的全球规制尚未成型，但欧美等发达国家已经在数字贸易领域签订了部分双边或多边的贸易协定，向外输出其数字贸易的标准。而我国在该领域基本是被动地适应国际规则，存在国内的跨境电商在美国等电商平台上遭到不公平待遇的情况。
三是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的融合有待加强。数字经济赋能实体经济的关键在于将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的融合，利用数字优势实现对生产链的事前监测预警和事中优化处置，最终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效率的提升。与快速发展的数字贸易相比，工业互联网的发展仍有待加强。如何充分利用数据这一关键要素以及推进数据要素市场的市场化配置，是未来数字技术为全球产业链赋能的关键。
四是对数字经济的统计核算不足。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情况下，新产品、新业态层出不穷，传统的统计核算方法无法将这部分经济活动充分体现出来。以数字贸易为例，那些在跨境电商平台成交而最终以传统贸易形式交付的交易， 均被统计为传统贸易，而无法体现跨境电子商务的作用。类似地，数字技术所具有的渗透性特征，使得数字技术几乎能够渗透到经济社会运行的任何环节，但数字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所带来的增加值，均被统一核算到传统产业的增加值。对数字经济不全面的统计核算，将低估其对经济社会贡献的价值，不利于促进其进一步发展。
有关对策建议
一是要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和产品创新，以供应链金融等方式破解电商等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一方面，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加大对电商企业的支持力度，增加对优质电商企业的信贷投放，提高信贷资金的支付效率和延期付款便利；另一方面，探索供应链金融服务产品， 提供以订单为基础以及存货与仓单质押等融资方式。同时，根据电商企业买卖赊销、交易履约等方面的数据记录，构建企业商誉的无形资产，同时运用大数据风控数据加强对电商中小企业的贷款支持。
二是要积极参与国际数字贸易协定的谈判，完善应对国外壁垒的支撑体系。在接下来的双边贸易协定谈判中，中国应积极主张数字贸易条款，保护数据安全，争取主动权。注重加强对基本规则的研究跟踪，定期发布报告，为企业“走出去”提供基本情况支持。同时，完善应对国外壁垒的支撑体系，推动解决中小企业在拓展海外市场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例如不公平待遇和歧视性监管等。相关部门应协调建立针对数字贸易的法律援助体系，扶持成立一批高水平的法律、公关及相关服务机构，使企业遇到问题时能够及时获得专业援助。
三是要推动建立数据共享平台， 发挥数据的最大效能。数据作为新型的生产要素，唯有流通、共享，才能创造价值。因此，应积极推动构建产业链信息合作机制和共享平台，联通“信息孤岛”，实现信息互联互通，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依托政府部门以及各企业的授权数据，构建信用评价和统计监测体系，运用大数据等分析方法为企业提供融资服务、智能仓储以及智能物流配送等解决方案。
四是要充分利用大数据等技术，探索数字经济统计方法，完善数字经济核算体系。考虑到数据的渗透性和协同性特征，传统的基于产出的单一维度的统计方式不再适用于数字经济的度量。从多个维度衡量“数字”和“信息”等这些无形资产，是数字经济统计核算的关键。因此，可在大力发展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将这类技术在数字经济统计核算和数字采集上进行应用，使其方法和体系得到完善。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