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经济格局变化和中国战略选择”课题组
全球化既是一种状态，更是一个过程。全球产业分工格局变化调整是全球化的重要表现。本文在总结全球产业分工格局的历史演变及其主要驱动因素的基础上，分析影响未来全球产业分工格局走势的关键因素及一些具有全局性影响的小概率事件。
全球产业分工格局的历史演变及其主要驱动因素
分工合作，一直都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演进的关键性机制。在史前人类社会的部落中，男人负责狩猎活动和部落的防卫，女人负责采集营地周围所能发现的一切可供食用的东西和抚养孩子，熟悉宗教仪式的老人则被大家推举为司仪。正如斯诺夫里阿诺斯（2006）所总结的，“旧石器时代的社会组织的实质是协作”。在过去的几百年中， 随着一系列重大技术进步的应用扩散、地理大发现、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经济联系的确立、跨国公司的兴起、后发经济体开启追赶进程等诸多因素的综合性影响，分工合作的范围从部落之内扩展到城邦之内，从城邦之内扩展到一个国家的沿海和内陆地区之间，并最终走向覆盖越来越多国家的全球化，也带动人类社会总体上走向繁荣。
（一）历史演变趋势
探究历史特别是其背后的基本逻辑，是理解当下和展望未来的基点。
1.自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 全球经济地图及产业分工演变历史以二战为分界点，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自18世纪末至二战之前。这一阶段中，最基本的脉络是全球经济地图的复杂化和美国的兴起。对此，迪肯（2007）给予了很好的总结。一是自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产生之初就形成的一个核心和一个边缘区的相对简明的结构更趋复杂化，构成也发生了明显变化。直到二战爆发前，“全球制造业生产稳定地集中在核心国家，仅4个国家就集中了全球制造业的71%；核心工业国家把它们制成品的65%出口到边缘国家和地区，同时了吸纳了边缘国家和地区初级产品的80%”。二是美国取代英国成为全球经济力量的主导者。“1870年，英国仍是全球经济力量的主导者，大约占全球工业品总产量的30%；与之相比， 新兴工业化的美国大约占全球工业品总产量的25%，德国占13%。到1913年，英国占全球工业品总产量的比重下降到14%，同期美国的份额则上升到36%”。三是明显的国际分工持续存在。“由快速发展的跨国公司带来的国际直接投资，主要来源于处于主导地位的核心工业国家的企业，资金大部分投向发展中国家（此处引文中所讲的“发展中国家”的构成与当前所理解的构成不同，这里所讲的“发展中国家” 现在基本已经成为发达国家了—— 作者注）；到二战爆发前，发展中国家吸纳了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65%”。
第二阶段是二战之后至今（特别是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对比前一阶段，这一阶段中“有变有不变”：一是依然有边缘国家在快速兴起并重塑全球经济地图，东亚部分国家和地区成为最新的、持久的崛起力量；二是全球经济主导力量没有发生更替，尽管美国的全球主导力量在达到历史顶峰后开始逐渐下降；三是全球产业分工持续深化，并出现了很多新的表现。但最重要的变化是，这一阶段是人类历史至今经济增长最快的黄金期。根据Angus Maddison数据库统计显示，1700年全球人均GDP（购买力平价，1990年国际元，下同）为615国际元，1870年、1900年、1950 年分别为870国际元、1261国际元、2111国际元，在250年间增长了2.43 倍；而1951-2008年间，全球人均GDP从2197国际元增长到7614国际元，增长了2.47倍。考虑到产业结构的变化、统计体系的变化、统计数据的连贯性和可得性、IT技术的深远影响特别是中国的崛起基本在这一阶段，下文重点分析这个阶段内的全球产业分工格局演变。
2.全球产业分工体系的构建主要围绕制造业部门展开，制造业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性并没有下降。
探究全球产业分工格局，首先要回答分工主要围绕哪些产业展开。从理论上看，相比农业、采掘业、服务业等部门，制造业部门更适宜于全球产业分工。一方面，制造业部门基本是可贸易部门。与之相比，尽管IT、金融等一些服务业部门也是可贸易的，但绝大多数服务业的生产消费是本地化的。另一方面，制造业部门通常具有生产链条长的特征，前后项关联大。与之相比，农业、采掘业的整个生产贸易链条明显较短，全球化分工深化的潜力有限。从过去几十年的实践上看也是如此，制造业部门是全球跨境投资、国际贸易的主体。目前，支撑全球经济发展的很多重要制造业部门，其产业链、创新链、价值链都已是高度全球化的。
既然制造业部门是全球产业分工的主体，那么过去几十年中制造业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是否发生了变化？尽管关于“去工业化”的讨论很多，但总的看制造业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是稳定的。Felipe和Mehta（2016）通过分析一个覆盖1970-2010年、包含64个国家（覆盖全球82%人口）在内的数据库，得出结论认为：全球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基本稳定在17%左右，全球制造业就业占总就业比重基本稳定在14%左右。
而且，现行的统计体系很可能低估了制造业的重要性。比如， 美国统计局对制造业的定义含糊不清，而且也不全面，但最显而易见的问题还是它的内涵和界限，这些操作性定义和数据收集过程无法反映制造业的复杂性（斯米尔， 2015）。总的看，制造业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制造业通常表现出人才密集、研发密集、知识创造密集的特点，对其他产业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溢出”作用；与此同时， 制造业通常还具有出口导向的特点，是国际竞争的主战场之一；制造业竞争力是一国综合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宋紫峰，2016）。
3.部分东亚国家和地区是全球产业链竞争的“新赢家”，以美国为代表的少数发达国家依然牢牢掌控全球价值链
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形成， 是全球产业分工格局的最主要表现。实际上，全球产业链布局和价值链分布很多是分离的。部分东亚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中国“抓住”了产业链，但尚未“攥住”价值链。
从全球产业链的角度看，在过去几十年中，最主要的变化是一些东亚国家和地区先后成功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在宏观层面上，根据Angus Maddison数据库统计显示， 亚洲地区GDP（购买力平价，1990年国际元）占全球的比例从1950年的18.6%快速增长到2008年的43.7%。Felipe和Mehta（2016）对制造业的研究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全球制造业版图的主要变化就是一些东亚国家和地区承接了制造业转移。在重要产业层面上，这种趋势也非常明显。先以商业化运营最早出现于1950年前后的美国、被称为第一个贴上“全球化工厂”标签的半导体产业为例。1950年代至1980年代中期，美国一直是全球半导体行业的绝对领导者。之后，随着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中国大陆的接续性崛起，全球半导体行业快速向东亚地区转移。根据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Semiconductor Industry Association，简称SIA）统计，1977- 2016年，全球半导体行业年营收额从38亿美元高速增长到3346.8亿美元；同期，亚洲地区的占比从10.4% 快速提高到70.9%。
正是在半导体工业中，一种全球范围内的生产空间等级第一次凸显出来，生产过程的不同阶段存在着明显的地理分层（迪肯， 2007）。随着分工体系不断深化， 典型的半导体产品生产过程涉及多个国家，运输距离超过2.5万英里（SIA和Nathan Associates Inc.， 2016）。与1950年代相比，2010年代的半导体产业生态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再以曾经孕育发展出福特大规模流水线和日本精益生产这两种影响广泛的工业发展理念、至今仍是全球最重要产业之一的汽车制造业为例。自20世纪初以来，美国长期在全球汽车制造业中占据主导地位。从占全球产量份额的角度看， 美国曾经达到的统治地位至今未被超越。1929年四个欧洲主要国家生产了70.2万辆私人和商用汽车，而美国当年生产了540万辆（罗斯托， 2001）。近几十年来，全球汽车产业生产布局经历了重大变化，主要就是日本和中国的先后崛起。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见证了日本汽车工业的增长，日本汽车产量占全球比重从1960年的1.3%增长到1989年的26%（迪肯，2007）；新世纪以来则见证了中国汽车工业的增长，中国汽车产量占全球比重从2000年的3.5%增长到2016年的29.5%。根据国际汽车制造商协会（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Motor Vehicle Manufacturers，简称OICA）数据显示，1998-2016年间，全球汽车年产量由5350.8万辆增长到9527.3万辆； 同期就新增产量而言，中国的贡献率达到63.4%。由于中国产量的快速增长，这一时期内亚太地区产量占全球比重由28.5%提高到54.4%。
但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看， 以美国为代表的少数发达国家依然处于绝对主导地位。首先仍以半导体行业为例。半导体行业有两种主要的生产模式：一种是IDM （Integrated Device Manufacturer） 模式。这是1980年代末台积电公司成立以前的唯一模式，即在一个企业内完成包括设计、制造、测试、封装等在内的所有环节，代表性企业如英特尔、三星等。另一种是Fabless-Foundry模式。其中，设计公司专注于设计并外包制造，代工企业专注于根据外包合同来制造，还有一类企业专注于测试封装（OAST）。目前IDM依然是主流模式。2015年，尽管亚洲地区营收额占全球七成左右，但美国企业占IDM模式营收额的51%，占Fabless- Foundry模式中设计环节营收额的62%。
再以近年来高速成长的智能手机行业为例。Kraemer、Linden和Dedrick（2011）研究发现，对每一部2010年在美国市场上售价549美元的iPhone4手机，可以将利润和成本分解为三块：一是价值获取401美元，其中苹果公司321美元、美国供应商13美元、日本制造商3美元、韩国制造商26美元、中国台湾地区制造商3美元、欧洲制造商6美元及其他；二是直接的劳动力成本，包括中国大陆地区10美元及其他；三是非劳动力的原材料投入120美元。
（二）主要驱动因素分析
过去几十年全球产业分工格局的调整重塑，是政治、经济、社会、技术、文化等一系列因素复杂作用、综合影响的结果。从回顾分析的角度看，可以将背后的驱动因素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条件性”因素，即使之能够实现的条件保障，主要包括技术革命对产业结构和生产组织的深刻影响、各方对国家间合作共赢达成共识、货物运输和信息传播等成本的快速下降等；第二类是“能动性”因素，即使之能够实现的具体操作，主要包括跨境投资和贸易协定安排、跨国公司发展壮大等。当然，国家主体作用的发挥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以上各种因素影响力的强弱，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全球产业分工格局的形成。
1 . 新的技术革命催生新的产业、新的生产组织方式，成为重塑全球产业分工格局的巨大引擎。
弗里曼和苏特（2 0 0 4）总结了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的技术变革波。在前三次技术变革的基础上， 第四次、第五次技术变革都发生在这一时间段内，不仅加速了汽车等重要行业的快速发展，而且催生了半导体、新材料、石化等新产业， 还使得大规模流水线、精益生产等先进生产方式得到更大范围的普及。尽管技术革命不是导致全球产业分工格局调整重塑的唯一要素， 但确实是关键性要素，因为它为这种深化提供了现实可能性。技术革命带来的潜在增长空间，对各个国家错位竞争、共同发展意义重大。
2.部分经济体对分工合作达成共识，领先经济体希望开拓新市场，后发经济体致力于走出全球经济的“边缘地带”。
在分工合作技术基础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合作意愿就很关键。一方面，领先经济体需要进一步开拓全球市场。自二战结束以后直至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之前，美国制造业在全球拥有绝对的霸主地位， 美国也第一个迈入以汽车、电视、冰箱、洗衣机等家用产品的普及为代表的“大众消费时代”。但在这个过程中，劳动力成本上升不可避免、部分领域产能过剩问题时有发生，美国企业有进一步开拓新市场的强烈意愿。另一方面，一些东亚及拉美经济体希望通过快速工业化实现赶超并为此做好了准备。这些后发经济体走出了不同的发展轨道，包括墨西哥和巴西的进口替代模式、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出口导向模式、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的转口贸易路径等（哈格德，2009）。但一个主要的共同点是，这些经济体为“起飞”过程做好了政治、社会、经济等多方面的准备，并较为充分地发挥了低劳动力成本等比较优势。
3.货物运输和信息传播等成本出现快速下降趋势，为深化全球产业分工提供了必要条件。
以货物运输为代表的“物理世界”的运输成本，以及以信息传播等为代表的“数字世界”的运输成本，都对企业的生产组织、布局选择有着重要影响。如果这些成本居高不下，跨国家乃至跨大洲的产业链就很难真正建立起来。幸运的是，过去几十年中，这些成本都经历了快速下降过程。在“物理世界”运输成本中，以集装箱运输为例，莱文森（2015）曾提到，“在集装箱还没有进入到国际运输的1961年，单单海运成本就占到美国出口总值的12%和进口总值的10%， 这个比例甚至高于美国的平均进口关税（7%）”，而且“海运成本也仅占跨国商品运输总成本的一小部分，在1960年把一卡车药品从芝加哥运到法国南锡的总成本是2386美元，其中远洋运输的运费占比仅为24.4%”。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开展国际贸易的产品种类和范围是很有限的，自然也不利于深化全球产业分工。而自1970年代末期开始，集装箱运输的成本出现了大幅下降。在“数字世界”运输成本中，下降趋势更是超出想象，呈现出指数型态势。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地球村”等形象的概念才广为流传。
4.区域贸易和投资协定成为助推全球产业分工深化的重要制度性安排。
二战结束以后，一系列双边、多边贸易和投资协定的签署，成为了推动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不断深化的重要制度性安排。根据WTO秘书处的统计，自1948年其前身关贸总协定正式创建以来，截至2017年底仍然有效的区域贸易协定共有455个。从时间段来看，上个世纪90年代之前实际签署的协议并不多；自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至2009年，见证了相关协议签署的快速增长期；自2009年以来至今，有逐步减少的趋势。
这些区域贸易协定的签署，带来的一个最显而易见的好处是降低了商品进口关税。这有利于形成充分发挥各国比较优势的国家间产业分工新格局，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之前因高关税壁垒而导致的国家间市场分割状态。以主要发达国家的汽车进口关税为例。1950年代之前， 这些国家的汽车进口关税普遍是非常高的，1937年日本、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的汽车进口关税分别高达70%、47%~74%、40%、11%~101%、33.3%。而1950年代之后特别是欧共体成立之后，这些国家的汽车进口关税都出现了大幅下降，一些国家之间甚至实现了零关税。
5.跨国公司是全球产业分工格局的关键性塑造者。
在二战后全球产业分工格局的形成过程中，跨国公司发挥的巨大作用无可替代。总的看，当前的全球经济地理版图，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跨国公司是否进行投资以及在何处投资的一系列决策所塑造的。对发达经济体而言，跨国公司通过在海外设立经销商、授权海外代工企业生产、直接在海外建立生产基地或者研发基地等多种形式，更加有效地利用了各国之间的政策、要素成本差异及市场空间来实现自身发展，推动了母国经济的进一步繁荣，拓展了其经济版图。对追赶型经济体而言，介入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和销售网络通常是国内经济起飞的第一步。在此之后，跨国公司的研发、人才、管理外溢效应，以及本土公司向跨国公司的学习追赶等都是一个长期过程。这个过程，实际上也是这些追赶型经济体更有效利用自身资源禀赋、实现经济起飞并融入全球经济的过程。事实上，在追赶型经济体的某些发展阶段中，跨国公司对经济走势的影响几乎是压倒性的。当然， 跨国公司和国家之间的互动影响是非常复杂的，其力量对比也是动态的，强调跨国公司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国家不再重要。
影响未来全球产业分工格局走势的因素分析
全球产业分工格局既是一种现存状态，更是一个持续调整过程。从基本逻辑看，全球产业分工格局主要取决于供给满足需求的空间地点和生产方式，是随着供需动态调整平衡而变化的。因此，从供需再平衡的角度分析全球产业分工格局新变化是适宜的。但考虑到很多关键变量会同时深刻影响供需两个方面，为力求简明直观，下文按重要性排序逐一分析这些关键变量的影响力和塑造力，以期对未来15-20年的全球产业分工格局走势有一个基本判断。总的看，新技术的创新发展和扩散应用都处在加速期；竞争博弈主要集中在发达经济体和个别发展中经济体，后发经济体成长空间有限；发达经济体的竞争优势很可能会强化；国别经济的重要性很可能会提高。
（一）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发展应用将成为全球产业分工新格局的“博弈改变者”
正如人类历史上经历过的工业革命都以技术革命为关键性先导动力一样，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为代表的一系列新兴技术的创新发展和扩散应用，预期将引领人类社会进入新工业革命时代。总的看，这几类技术极大提升了人类采集、分析、应用数据信息的能力，拓展了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连接范围和深度， 再度将人类从一般性工作中部分解放出来。尽管产业发展的基本逻辑和目的并没有变化，但由于新技术变化导致不同生产要素的相对重要性发生变化，进而导致不同国家间的资源禀赋优势发生变化，最终影响着新的产业分工格局的形成。
1.各方面对这类技术的系统重要性已达成共识，这本身就具有“自我实现”的效果。
近几年来，关于全球将迎来新工业革命的认识看法层出不穷。比如，德国提出的“工业4.0”认为， 人类社会已经经历了分别以蒸汽机、电力、电子和IT技术的应用为特征的工业革命的前三个阶段，目前正进入以信息物理系统（Cyber- Physical Systems）为技术特征的第四阶段（Industrie 4.0 Working Group，2013）。美国GE公司提出的“工业互联网”认为，工业革命带来的无数机器、设备组、设施和系统网络，以及互联网革命中涌现的计算、信息与通信系统方面最近的强大的进步，将引领人类进入继工业革命、互联网革命之后新的工业互联网革命时代（通用电气公司， 2015）。此外，G20杭州峰会提出了“新工业革命”、OECD提出了“下一代生产革命”；日本相继提出了“机器人新战略”、“超智慧社会（Society 5.0）”，等等。
分析以上这些概念，对我们认识未来一段时期的全球产业分工格局有两点重要启发。一是各方普遍认为人类社会将迎来新一轮工业革命，而且贯穿其中的核心技术要件就是一系列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的快速创新发展和广泛扩散应用。我们认为，全球主要国家和重要国际组织对此已经基本形成了共识。二是这些共识具有预期引导和投资引导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会产生“自我实现”的效果。当政府、企业、大学及科研机构普遍对未来持有一种倾向性观点时，就自然会朝着这个方向投入更多各种资源。如此一来，创新必然加速，应用必然加快，未来会更快到来。
2 . 产业链分工前端包容性提高，但终端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环节将被压缩。
导致这一变化的原因很多，但最根本的是信息传播及时性、便捷性的持续提高和成本的不断下降， 或者说“数字经济”的到来。
一方面，产业链分工前端的包容性将会提高。这一判断，实际上是过去几十年导致分工深化的基本逻辑在新技术条件下的延续。比如，在产品设计环节，由于数字化工具的应用，设计方案进展可以实时在各地传输，全球24小时不间断接续式研发成为可能，这就让更多的研发主体和研发人员参与其中。再如，在生产制造环节，由于能够通过工厂、设备之间更广泛的智能互联来解决“信息孤岛”、质量监控等问题，再加上中间品贸易便利性的提高，跨国企业能够进一步充分利用各地的生产要素禀赋，这也同时给予了更多新兴经济体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的机会。
另一方面，终端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环节将被压缩。在传统模式下，终端产品与消费者之间还有多个环节，比如购买汽车需要去4S店等经销商而不是去整车厂，购买服装等需要去品牌店或者百货商场而不是去服装厂。消费者与终端生产之间的联系是割裂的。而在数字经济模式下，由于移动互联网、电子支付方式的普及等，传统的商业模式正发生重大变化，生产和服务领域都是如此，比如服装领域的Zara和红领集团等。目前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电子商务，它不仅提高了前端产业链的包容性，而且压缩了终端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环节，显著改变了产业链、价值链的构成和特征。
3.生产要素的相对重要性发生变化，“数字红利”“机器换人”“大规模定制”等概念都更多指向发达国家竞争力的巩固和提高，“制造业回流”将在一些领域实现。
相比土地、资本、劳动等传统生产要素，数据这种新的生产要素的相对重要性在快速提升，甚至正逐渐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数据重要性提升的主要原因包括：需要全社会及企业进行大量前期的数据基础设施投资，因而竞争门槛很高；通过对数据的采集、分析和利用，企业能够大幅提升生产制造全生命周期效率，比如一些领先汽车整车厂开展的预防性维护项目等； 和消费者相关的数据包含着海量偏好信息，是商业模式创新的关键基点；等等。以生产制造环节为例，通过基于数据的各种数字化工具，企业可以建立复杂模型。数字世界借助规划模型对真实世界的设计产生影响，而真实世界则通过解释模型对数字世界产生影响。通过模型，过去必须在真实世界里执行的工作现在也能够在数字世界里完成，最终极大地提升了效率。
生产要素相对重要性的变化， 毫无疑问会导致经济体之间要素禀赋优劣势发生变化，而这会影响很多企业的投资决策，最终带来全球产业分工格局的演变。对大部分发展中经济体而言，吸引投资和生产的主要优势在土地、劳动力等不可移动要素方面的优势，再加上潜在市场优势；对发达经济体而言，资金、复合型人才、数据基础设施、知识经验、核心技术积累、营商环境等是其主要优势。两相比较，发达经济体的产业竞争优势将会有所提高。“数字红利”“机器换人”“大规模定制”等概念都指向了发达经济体既有优势的强化。因此，尽管当前还不存在“制造业回流”的压倒性证据（De Baker et.al，2016），但这种趋势不容忽视。
4.平台型企业对产业链、价值链的掌控力前所未有，已成为各主要国家竞争的新焦点。
与平台经济相通的想法和实践在人类社会中早已存在，但其对经济社会的重要影响在新技术条件下才更加凸显，焕发出新的活力。数字化平台可能是数字经济时代最重要的商业模式创新，包括电商领域的阿里巴巴、亚马逊，房屋租赁领域的Airbnb，出行领域的滴滴、Uber、Lyft，等等。这类企业与传统企业有显著差异，如成长极为迅速、运营成本比传统企业更低、客户黏性高等。更为重要的是， 这类平台型企业模糊了垄断与竞争之间的传统界限，具有明显“赢者通吃”的特征，通过与各主体间建立紧密联系的生态而拥有了对产业链、价值链的高度掌控力。
尽管当前得到快速发展的平台型企业大都集中在一般性消费品和服务领域，但对全球产业分工的潜在影响已不容忽视。以汽车产业为例，随着出行平台企业的发展，在汽车共享模式成为主流的前提下， 传统大规模生产与极致个性化生产之间的组合很可能成为生产制造的主导方式（宋紫峰，2017）。这对全球汽车产业会有多重影响：影响汽车消费量，共享会显著减少新车需求；影响产品形态，汽车品牌的重要性可能会下降；影响生产布局，一些高度个性化产品必须要贴近最终市场；等等。未来，随着更多工业互联网平台型企业的成长， 这种影响将更加深刻。
最后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尽管这类技术的发展应用前景广阔、影响巨大，但实现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潜在塑造力不可能迅速展现。比如，BCG（2016）认为，工业4.0 影响极其巨大，未来10年中仅在德国将贡献GDP的1%，使德国制造业的生产率按总成本计算提高5到8个百分点，创造39万个就业岗位，增加2500亿欧元投资。再如，通用电气公司（2015）预测，到2025年，工业互联网将影响全球经济的50%，以名义货币计价大约是82万亿美元。但尽管如此，即使在发达经济体中这类技术当前的应用扩散也远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广泛。比如，世界银行（2017）的研究表明，只有8% 的欧洲企业使用云计算服务来获取管理软件和计算呢能力，只有3%的使用了无线射频设别系统（RFID）。我们认为，整个转型过程在未来15-20年中将持续发酵。
（二）依然有很多后发经济体希望走出全球经济的“边缘地带”，但能否实现有很大不确定性
后发经济体实现发展追赶的过程，本身就蕴含着全球产业分工格局的变化。毫无疑问，当今世界的后发经济体都有迫切的发展意愿， 也面临着“后发优势”，如印度等已表现出了很高的经济增长率，但这些后发经济体是否会再次复制日本、韩国乃至中国等走过的工业化道路，实现“排浪式”的增长，尚存在着很大不确定性。
1.开启工业化进程是后发经济体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现的现实选择， 但经验表明“追赶窗口”会很有限。
根据前文分析，后发经济体的追赶过程是在二战以后才出现的。后发经济体的追赶过程，基本上都是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将国内生产要素禀赋优势与全球需求、先进技术机会等对接匹配，进而实现快速工业化的过程。时至今日，很多后发经济体依然把开启自身的工业化进程当作实现经济起飞的关键所在。
但历史经验表明，实现这个过程是困难的，而且随着时间推移会更加困难。一方面，真正能够完成追赶过程并进入良性增长轨道的经济体是“少数派”。全球所有经济体中能够真正做到这一点的只有十多个，很多国别比较研究都证明了这一点。刘世锦等（2011）指出，“中等收入陷阱落入者，不论是拉美国家还是前苏东国家，在推进工业化的体制、战略和政策上， 都存在某些重大缺陷，如拉美国家封闭型的进口替代战略和前苏东国家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工业化起步阶段变存在这些缺陷，注定了经济增长达到一定阶段后不具有可持续性”。另一方面，越是后发的经济体，通过工业化过程能够实现的追赶效果就越有限。Rodrik（2016） 通过制造业就业占比、制造业名义增加值占比、制造业实际增加值占比这三个指标，研究了全球42个主要国家在二战后至2010年这一时间段的制造业发展问题，结果显示， 自1990年以后达到指标峰值的经济体，其达峰时人均GDP水平大约只是1990年达峰经济体的40%左右。这也就意味着，相比以前的工业化经济体，后发经济体会更快、在更低的收入水平上失业制造业快速发展的机遇，也就是经历了“不成熟的工业化”。因此，当我们看待当前后发经济体的发展前景时，没有充分理由认为他们能够顺利走出全球经济的“边缘地带”。
2.数字经济兴起、气候变化谈判等可能会让后发经济体被锁定在低端发展水平。
展望未来，还有一些新的因素有可能会阻碍后发经济体的追赶过程，甚至不排除将这些经济体长期锁定在低端发展水平的可能性。一是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产业转型挑战。如前所述，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技术发展应用带来了很多新的产业机会，但这些产业机会的竞争基本在发达经济体和个别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缺少数字化基础设施和相关配套措施等劣势让后发经济体很难涉足这些领域。对后发经济体而言，更适宜的道路是承接产业转移，但这其中也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数字经济的发展具有包容性，但同时传统产业市场空间已经比较有限，“制造业回流”也给这些后发经济体以更大的竞争压力。最终哪种力量会占优势尚难预料。二是气候变化谈判带来的传统增长空间受限的挑战。全球性的气候变化谈判是20世纪90年代才真正开启的，在此之前已经完成追赶过程的经济体较少受到这一因素的制约， 迫切需要解决的环境问题基本都是集中在区域内、国家内的。未来将有所不同，尽管全球气候变化谈判的过程和前景尚有不确定性，但这个问题是客观存在的，至少在道义上也为后发经济体延续既有的工业化发展道路会带来不利影响。三是网络化时代给寻找和达成发展共识带来的挑战。强烈的社会共识，是后发经济体开启起飞进程的一个重要心理准备。战后的日本和德国是如此，我国在经过艰辛探索后开始改革开放也是如此，努力实现经济增长、民族复兴的共识为整个社会提供了一种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但在以更多元化、更透明为重要特征的互联网时代，实现这一点会更加困难，也会更经常地受到扰动。
（三）新兴中产阶级的兴起， 将推动区域性“产消一体型”经济体持续成长
需求一直是拉动产业发展的关键性力量。在推动形成全球产业分工格局的过程中，需求总量很重要，需求的结构和地域构成也同样重要。中产阶级代表着重大需求， 全球产业分工格局的变化将朝着更好满足这种需求的方向延展开来。
1.新兴中产阶级主要集中在亚洲地区，全球消费地图布局将更趋平衡。
新兴中产阶级的兴起，主要是源于这些国家和地区成功开启或者完成工业化追赶进程。截至目前，全球消费力量主要集中在发达经济体中；发展中经济体还是以满足基本需求为主，在中高端需求方面还相对较少。展望未来，各方普遍认为以中国为代表的经济体将成为中产阶级兴起的主要贡献者，也引导着全球消费地图布局的重新塑造。比如，根据De Backer和Flaig （2017），预计，到2020年、2030年全球中产阶级的数量将分别达到32亿人和49亿人，其中亚洲地区和国家对增量的贡献率达到85%；当前全球中产阶级的一半都集中在欧美发达经济体中，而到2030年2/3会集中在亚洲国家和地区；与此同时，2000年时亚洲地区和国家（除去日本）只占了全球中产阶级消费的10%，而这一比例预计到2040年会上升到40%，长期会进一步上升到60%。
2.研发、设计、生产等与消费之间的空间联系将更加紧密，区域性的“产消一体型”经济体将持续成长。
新兴中产阶级的兴起，对全球产业分工格局会产生重要影响，特别是加强了研发、设计、生产等与消费之间的空间联系。这主要是因为，这些新兴中产阶级还没有被消费习惯锁定，对新产品、新模式的接受度天然地比较高，当然与此同时品牌忠诚度也相对比较低。在这种情况下，市场竞争的关键不再是提供比较成熟的同质化产品，而是要提高需求快速响应能力，提供更具本地特色的产品并借此扩大市场份额、培养品牌忠诚度。这就要求企业需要不断强化与这些消费者的互动，而将研发、设计、生产等布局到与终端消费更接近的地方是自然选择。当然另一方面，借助数字技术的发展应用，即使不如此选择也能比当前更好地做到快速响应， 但考虑到本地化知识、“暗默”知识的可移动性很差，本地化布局依然是更优的选择。
如果这种情况发生，现有的区域性“产消一体型”经济体将会进一步成长。这类经济体会同时具备创新驱动、投资驱动、消费驱动的特征，国际竞争力会比较强，其成长也代表着全球经济力量的再平衡。
（四）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博弈将持续存在，长期趋势下中短期波动回潮将反复出现。
近几十年来，伴随着全球化深入推进的过程，反全球化的声音也频繁出现，比如WTO等国际组织门前多次发生的示威活动。全球产业分工格局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全球化的产物，因此全球化的走势及进程将会产生很大影响。
1.经济全球化深入推进的长期趋势基本可以确认，这将有助于推动分工继续深化。
对于实现世界经济总体上的长期增长和繁荣，经济全球化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对于这个结论，争议其实是很少的，结果也是实实在在看得见的。其基本逻辑非常简明直接，全球化有助于在更广范围内深化分工，实现各种资源要素的更高效配置，自然也就推动经济实现更好发展。尽管当今世界中各种反对全球化的声音此起彼伏，也有一些国家实施了不少带有强烈保护主义色彩的政策措施，但这些现象难以成为主流，只是一种阶段性的反复。究其根本，这是因为伴随着全球化进程，尽管世界经济整体发展更好，但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经济力量的转移和调整，产生了一些“绝对的输家”和相当一部分“相对的输家”。因此，从大方向来看， 由于全球化本身具有的巨大积极作用，经济全球化还将深入推进的长期趋势基本可以确认。这将进一步促进全球分工深化，拓展产业链、价值链覆盖广度。
2.反全球化声音和行动将反复出现，中短期冲击不容忽视。
反全球化的相关行动，主要是以一种牺牲全球经济长期利益的方式，在短期内维持甚至强化了一些发达经济体的相对经济力量。尽管这不能代表长期主流趋势，但要认识到这种现象的反复出现有其“合理性”。主要的原因包括：一是个别发达经济体已经把反全球化当作解决国内社会矛盾、调整国别经济关系的“行之有效”的常规手段了。二是在一些特殊时期采取的反全球化措施并不会自动被取消。据统计，自2008年以来，在G20国家中出台了1671项贸易限制措施（大部分都是要求本地化的限制措施）， 而截至2016年10月被取消的仅有408 项（De Backer和Flaig，2017）。三是全球化将持续催生“绝对的输家”和“相对的输家”，这种利益调整过程不可避免。四是不能低估人们所持信念的坚定性，即使在我们看来那是错误的信念。很多人的信念形成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并且会自动过滤掉与自身所持信念不相符合的信息，以强化固有信念。
（五）一些有全局性影响的小概率事件不容忽视
影响全球产业分工格局的因素纷繁复杂，其中一些尽管并不直接，但一旦出现将会产生系统性重要影响。除以上曾提到的如反全球化的问题之外，还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给予关注。
1.社会变革严重滞后技术变革导致的社会动荡。
相比以往，当前有显著更高比例的人在同时经历新工业革命洗礼，这肯定蕴含着机遇，但也隐藏着系统性风险。从历史经验看，在技术变革和使之成为必需的社会变革之间，通常存在一个明显的时间差。 斯诺夫里阿诺斯（2006）曾深刻指出，“技术变革能提高生产率和生活水平，所以很受欢迎，且很快便被采用；而社会变革则由于要求人类进行自我评估和自我调整，通常会让人感到受威胁和不舒服，因而也就易遭到抵制”。当我们看到新技术革命将带来的种种好处时，不应忽视其对人们既有道德观念、生活方式的强烈冲击以及对收入分配格局、就业机会等方方面面的潜在巨大影响，而这些最终都会影响全球产业分工格局的调整重塑。当然， 类似的问题在之前的历次工业革命中都曾出现， 并最终被较好地解决。但这并不意味着以后也必然如此， 比如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到底将引领人类社会走向何方还有很多争议。一旦多种因素汇聚产生较为广泛的社会动荡， 全球化也必将严重受阻，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以及国别经济的概念就会更加重要。
2.工业信息安全重大事故导致的连锁反应。
技术都具有两面性，关键看谁在使用、如何使用。随着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的发展应用，数据信息存量呈现指数型发展态势，并且相对集中在一些大型企业特别是平台型企业手中。未来，随着工业互联网的部署应用，工业信息也会呈现出当前消费信息类似的发展趋势，爆发式增长且相对集中地汇集在少数平台型企业。在这种情况下，工业信息安全保障就极为重要。一旦出现大面积事故如遭遇黑客入侵等，将对制造业发展带来启停效应，显著增大了生产过程的负担，并带来全球性协作力度减弱、保护主义等一系列问题（ W o r l d Economic Forum，2017）。不仅是制造业，能源产业也面临类似的严峻挑战。随着电力在终端能源消费比例中的不断提高，如果能源互联网发展取得明显进展， 电网信息安全问题也将非常突出。尽管当前主要国家和企业都把信息安全问题摆在重要地位，但这并不足以保证意外情况不会出现。（参考文献及部分图表略）
本文执笔：宋紫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