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奇，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中国农经学会副会长，中国农村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首席专家。
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征程。自此，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到处回荡着破冰冲浪的震响，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不懈奋斗，推动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使我国国际地位实现前所未有的提升，党的面貌、国家的面貌、人民的面貌、军队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站在四十年改革开放的历史时点上，回首来路，检视当下，瞻望未来，令人思绪万千，心潮澎湃。一个栉风沐雨、破冰融雪的四十年；一个开拓奋进、创新超越的四十年。
回首来路，走出四种发展关系的陷阱
所谓的四种发展关系即指人与人、人与物、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所谓这四种发展关系的陷阱，就是在发展过程中，走入误区，不正确地处理四种关系，陷入不能自拔的境地。改革开放四十年就是逐步冲破禁锢，不断开拓探索，跳出这四个陷阱的过程。
首先看人与人的关系。过去我们奉行的是“斗争哲学”，以阶级斗争为纲，见人就批，不仅要用阶级斗争眼光审视一切，还要“狠斗私字一闪念”等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想方设法“斗别人”，也“斗自己”，不谈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逐步找到了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正确道路，形成人与人之间互帮互助、和谐相处的主旋律，全社会终于摒弃人人自危的斗争哲学，达成以人为本的共识。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得以充分迸发，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社会氛围基本形成。
其次看人与物的关系。在极左思潮泛滥的背景下，人人以穷为荣，当时普遍存在的夸张现象是买了新衣服要打个补丁才好意思穿出来，不然穿得漂亮就会被认为是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是大是大非的政治问题。在那个时代，生活上以“穿得破、形象糟”为光荣，把追求物质看成是资本主义的毒瘤， 一个叫得震天响的口号就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改革开放以后，人们逐渐抛弃那种“左”得发紫的观念，开始以合法致富为荣，清醒地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也要追求物质财富，没有物质基础，一切都是空谈。改革开放40年来，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增长22.8倍，其中农村居民从1978年的134元增长到2017 年的13432元，增长上百倍。
第三看人与自然的关系。过去讲的是人定胜天，人要发挥主观能动性改造自然，比如当年的人造梯田、围湖造田、开发草原种粮食等等。很多违反生态规律的人为行动给大自然造成了极大破坏，而最终我们又因为这些刻意“改造”受到大自然惩罚。今天，我们已经在一个个惨痛教训中得出人与自然要和谐相处的结论，40年改革开放实践经验深刻说明：人类只是大自然中的一员，人只能认识自然、顺应规律，适度地开发和利用自然，这也正是我国传统文化里提倡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哲学观点的体现。在发展的过程中，长久地秉承、实践如此理念才能与自然和谐相处， 规律只能认识，违背规律是肯定要埋下隐患，受到惩罚的。目前，习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经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绿色化发展，生态文明建设正在深入人心。
第四看人与社会的关系。过去，在农村只有一个组织，叫生产队，而在城里这一组织就是工作单位，除此之外不允许有其他社会组织，人与人之间想在政治关系之外建立其他社会关系，渠道几乎为零。今天，我们在纷繁复杂的市场变化和剧烈深刻的社会变革中，终于认识到要建立政府、市场、社会三位一体的治理格局。该市场的给市场，该社会的给社会，政府不可包打天下。社会组织是人与人之间合作的粘合剂，特别是在社会化分工越来越细、专业化分工越来越强的背景下，如果不搞好合作，个人单打独斗创造的价值在社会价值链中所占比重会越来越少。今天的社会组织发展越来越快，整个体系也越来越发达，而社会合作的深度与效率在合作组织的承托下也逐步得到加强和提高。比如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就极大地促进了现代农业的发展。这些都是促进人与社会关系发展的经验结晶。
从见人就批到以人为本，从以穷为荣到合法致富光荣，从改造自然到道法自然，从没有结社到培育组织，40年改革开放的历程，实质上就是逐步走出这四种发展关系陷阱的过程。
检视当下，中国功夫与多类疾患并存
40年改革开放，各领域、各阶层、各行业、各地区的变化可谓翻天覆地，仅科技成果方面，我国练就了七大中国功夫，有些可称为独门绝技。这七大功夫可概括为路桥港、车洞网、核电厂。
路指的是高速铁路，全长3万多公里，为世界第一，高速公路全长10多万公里，也是世界第一，修路技术、建设水平也是名列世界前茅。中国是桥梁大国，目前我国公路桥梁数量已超过80万座，铁路桥梁总数已超过20万座，成为世界第一桥梁大国。且每年还以一万多座的速度在增加，建桥技术世界一流，已经创造出无数世界纪录，仅宜宾以下的长江干流上，长江大桥总量就达135座。桥梁已成为中国建造的亮丽名片。港是指港口吞吐量及现代化水平，我国水路货物运输量和港口吞吐量连续多年稳居世界第一，为我国经济社会和对外贸易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2017年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40.07亿吨， 比上年增长6.1%，完成外贸货物吞吐量40.93亿吨，比上年增长6.3%。车是指高铁列车，造车技术和列车数量都是世界第一。关于洞，我国的山洞地洞隧道挖掘与发展也是世界第一，挖洞水平、长度都是世界领先。我们在深钻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的突破。“蓝鲸一号”是世界上最大半潜式海上钻井平台，最大钻井深度可达到15240米，世界第一。网是指互联网，我们的用户数量、普及率都是世界第一，互联网技术应用创新非常活跃，比如电商的繁荣发展、共享单车、网上支付的应用等等。我国发电技术领先，我国电力总体规模居世界第一位，电力技术在核电、大容量火电、高电压等级输变电等方面也均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国家电网已经走向了海外市场，特别是闯入发达国家市场， 我们拥有的核电技术、核电设施、核电管理已成出口主打产品。
与成就相对应，在发展中我们也患上了一些中国疾病。
第一，中国制造业患的是“先天性‘芯’脏病”。有研究认为， 我国在核心技术、关键技术上对外依存度高达50%，高端产品开发70%的技术要靠引进，重要的零部件有80%需要进口，一些关键的芯片甚至100%依赖进口。在芯片核心技术上，我们是短板，例如：全球半导体市场规模3200亿美元，其中54%的芯片被出口到中国，而国产芯片市场份额只占10%；中国每年耗费2000多亿美元用于芯片进口， 进口依赖度甚至超过石油；中国一年制造11.8亿部手机，3.5亿台计算机，1.3亿台彩电，均为世界第一， 但内嵌其中的高端芯片专利费使我们沦为国际厂商的打工仔。除此之外，中国制造在大设备、大机器等很多核心技术上都还有欠缺。
第二，中国服务业患的是“残疾症”，功能不全，许多现代化功能跟不上。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 在很大程度上与过去开放度低有关。比如，中国的金融和电信市场长期以来是具有完全垄断特征的市场，金融服务由国家银行垄断， 电信服务由国家电信垄断。由此造成这些领域的服务质量差、经济效率低。总体来说，服务业表现为总体发展水平不高、结构不合理、区域发展不平衡、竞争力不强的态势。虽然2017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达到427032亿元，占GDP的比重为51.6%，超过第二产业11.1个百分点，成为我国第一大产业，但我国服务业总体发展水平仍然比较落后。以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来衡量，我国服务业不仅低于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也低于俄罗斯。我国服务业的结构层次也明显偏低，使得服务供需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比如：传统服务业比重过高，生产性、流通性服务业发展水平偏低，部分知识和技术高度密集的服务供给严重依赖进口，部分生活性服务业的发展还不适应居民高质量、多样化、便利化的需求。
第三，中国城市患的是“体制病”，与农村相比长期以来处于优先发展地位。城市优先发展首先依靠的是长期通过“剪刀差”从农村拿走价格极低的农产品、劳动力和土地。基础设施建设及公共服务也享有极大优势。此外，人才与资金等资源从农村向城市的单向流动又再次拉大农村与城市的发展差距。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对农业、城市对农村要素的虹吸效应加深， 城乡要素“剪刀差”问题依旧比较严重。这些二元制度带来的体制病使城市发展产生了依赖惯性。很多城市还患了“奢华病”，争先恐后地炫富，不是自己的财富消费起来就大手大脚，跟风式、攀比性地兴建大广场、大学城、大剧院、大马路，建筑极尽奢华。许多城市还患有“功能病”，中国城市化在历史上有三次浪潮。第一次在春秋战国时期，城市的主要功能是为军事政治服务，第二次发生在宋代，主要功能是作为商贸中心在发挥经济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是第三次城市化浪潮，这次的主要功能是创造便捷、丰富、舒适的生活环境。但是从实际情况看，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种种弊端反而影响了城市生活的舒适度。
第四，中国农村由于长期营养不良，持续性大出血，患的是“综合性疑难杂症”。在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作用下，城市户籍和农村户籍使城乡二元体制自1958年至今存在了整整六十年，六十年间， 城市和农村成为各自封闭的两大板块，生产要素的流动受到十分严格的限制。优先发展城市的宏观战略定位，使乡村没有喘息之机发展自身。有资料显示，计划经济时代， 我国工业原值的90%以上来自农业农村的积累，国家在极短的时间内建立起一整套完整的工业体系，靠的就是汲取农业的剩余，从而导致三农问题成为中国的头号问题。改革开放40年里，中央为三农问题整整发了20个一号文件，这么多的一号文件就是为了解决中国的“一号问题”。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城乡两大领域和市场逐渐加强互动，但问题依旧很多，比如农民社保与市民社保无法短期实现并轨，农村大量的资金、劳动力流向城市等等，诸多农业农民农村的利益被侵蚀。尽管国家反复倡导返乡创业、工商资本下乡，但事实上促进农村加速发展的资源与要素依旧非常匮乏，农民收入低、农村人才少、农业投资回报率低等等多种现象与特征相互交织，给农业产业升级、农村进步和农民发展带来很多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