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奇，博士生导师，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农业大学、安徽大学等院校兼职教授。主要著作： 《刘奇文丛六卷》《中国三农危与机》《贫困不是穷人的错》《大国三农 清华八讲》《乡村振兴：三农走进新时代》等十余部。
习近平总书记在2 0 2 1 年12月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专题研究“三农”工作时指出，应对各种风险挑战， 必须着眼国家战略需要，稳住农业基本盘、做好“三农”工作，措施要硬，执行力要强， 确保稳产保供，确保农业农村稳定发展。特别强调，“三农” 工作领域的领导干部要抓紧提高“三农”工作本领。面对新时代、新形势、新要求，“三农”工作领域的领导干部应该掌握哪些知识？应该提高哪些本领？如何抓紧提高？这是摆在各级“三农”干部面前的新课题、新任务、新挑战。就当下情形看，遵循十个“三”的法则是关键。
一是常读三本大书。从人类的阅读史来看，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农业文明时代读天地之书，也就是通过对大自然的观察，认识和掌握自然规律；二是工业文明时代读文字之书，通过书本学习和掌握人类积累传承的各类知识； 今天，进入第三阶段，即信息时代读视频之书，通过直观、形象的视频，接受丰富的多媒体信息。从事其他工作，或许只需要读好文字之书、视频之书，但对于从事“三农”领域工作的干部来说，必须同时常读天地之书，把握自然规律， 比如知晓二十四节气，什么时候该播种什么， 什么时候该收获什么，什么时候该管理什么，尤其在近些年地球升温、气候异常多变，农业生产受到深刻影响的背景下，更需要随时观察了解自然生态、气候环境的变化。与作为人造之物的工业品不同，农产品是自然之物。工业品是工人无中生有生产出来的，工人是生产者；农产品的生产者则不是农民，农民只不过是帮助本来就存在于自然界中的动植物种子提高产量和质量而已，因此自然之物必须遵循自然规律。不常读并读好天地之书，认识把握自然规律，就无法指导农业生产。
二是遵循三大规律。即自然规律、市场规律和社会需求规律。遵循自然规律即春种夏管秋收冬藏的农业基本规律。一个鸡蛋的生成需要25.5小时， 一个小鸡的孵化需要2 1 天， 这是动物的规律。这些规律只可认识，不可打破。遵循市场规律即认识到农业发展要受到国内国际市场、消费者需求等因素的影响，农产品必须讲求效率和效益，不赚钱就不可持续。中国农业由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向市场经济转型，过去一直和不足作斗争，不像发达国家长期与过剩作斗争。中国缺乏市场经济的长期经验，东西少了办法多，东西多了办法少，因此，必须提高运用市场手段指导生产的能力，千方百计提高农产品价值，拓展农产品增值空间。遵循社会需求规律就是认识到农产品的准公共产品性质。农产品与其他产品不一样，是社会的刚性需求， 不论是否赚钱都要生产，一日三餐，人人需求，这是铁律， 保障粮食安全是“三农”工作者最基本的责任和义务。国家花费大量投入保护这一弱质产业，目的就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保供。
三是树立“三物”思维。所谓“ 三物” 就是植物、动物、微生物，传统农业是在一个自然状态下形成的三物循环。植物是生产者，动物包括人是消费者，微生物把植物和动物的残渣废料包括人畜粪便进行分解， 再还原成植物的肥料，形成传统农业封闭的自我内循环结构。而有了石油农业后，这个循环圈被打破。农药、化肥的使用使微生物被排除到这个循环圈之外，导致传统农业的自我循环中断，后果是土壤质量下降，生产不出优质农产品。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键是提高农产品质量，而提高质量的关键就在于恢复农业的“三物”思维， 重构动物、植物、微生物循环链。否则，什么生态农业、循环农业、绿色农业、有机农业，都是一句空话。按照国际标准，一亩好的土壤要有10多万条蚯蚓、300公斤的真菌细菌、5%到12%的土壤有机质含量。现实中，我们一些土壤的有机质含量不足1%，土壤有机质含量低的根源在于生物肥施用少，目前我国生物肥料用量占比仅10%左右，而美国已高达50%以上。树立“三物”思维， 当务之急需从改良土壤、净化水资源做起。
四是融合三次产业。融合三次产业是指不光农村要生产农产品，还要发展加工、贸易。有专家估算，在整个农业产业链条中，生产端获取的利润只占10%左右，剩下90%都在设计、包装、加工、储藏、运输、销售等环节，可见后端附加值和利润很高。要融合三次产业， 意味着乡村要发展二三产业，与城市二三产业不同，这个二三产业只能是以农产品加工业和传统乡村手工业为主，以为农业农村服务为中心的服务业为主。发展这样的二三产业，既可让农民挤入后续产业参与利益分配，又可让农民就地就近兼业，通过两条途径实现增收。当前， 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还须破除由城乡二元思维衍生出的二元文化，摒弃从事农业丢人、不赚钱的旧观念。美国农民占总人口的1%，约300多万，但美国为农业服务的就业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17%到20%，一个农民身后有十几个人为其服务。旧观念不破除，乡村二三产业就很难发展，农业现代化就很难实现。
五是推进“三体”共化。农业现代化的本体是农业、主体是农民、载体是农村，农业现代化不光是农业有了现代设施、引进现代技术就现代化了，而是要让作为现代化主体的农民同时现代化，作为现代化载体的农村同时现代化，只有本体、主体、载体共同现代化了， 才能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如果引进了发达国家的先进设备但是农民不会操作技术，也实现不了现代化；农村作为载体，基础设施不配套， 路、电、水不能保障，也实现不了现代化。推进“三体”共化应重点围绕农业高质高效、农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三大目标，像发展工业和城市那样千方百计引入各类现代元素， 诸如现代理念、现代思维、现代技术、现代设施、现代管理、现代金融、现代人才、现代制度等， 只有让“ 三农”插上现代化的翅膀， 乡村振兴的“两高两宜两富” 目标才能实现，建设现代化强国的“短腿”才能加长。
六是保障三大安全。乡村对城市和社会最重要的功能就是保障三大安全，即食物安全、生态安全和文化安全。食物安全是最基本的保障，从过去的吃饱到现在的吃好，不光要吃出营养，还要吃出健康， 这对农产品的质量要求越来越高。为了实现食物安全，应树立大食物观念， 即面对现在吃粮越来越少、肉蛋奶瓜果菜及食用菌等消费需求增加的食物消费结构变化，不光要向耕地要食物，还要向江河湖海要食物、向沙漠草原要食物。树立这一大食物观念意味着对食物结构要有新认识，对食物来源有更广阔的视野，不光要保障主食安全，还要保障副食安全，不光向植物动物要食物， 还要向微生物要食物。国际风云变幻，粮食已经被武器化， 美国称霸世界过去靠“三金” （货币是黄金、能源是黑金、粮食是白金） ， 今天靠“ 三片”（芯片代表科技、大片代表文化、薯片代表粮食），其中都离不开粮食。守好农业这个“压舱石”，任何时候都是我们这个14亿人口大国的头等大事。
生态安全是人类生存的基础条件。从空间格局看，我国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680多个市占地约6万多平方公里， 2000多个县城加上乡镇所在地的建成区占地约12万平方公里，再加上水利、道路等基础设施，总共占地约20万平方公里。960万平方公里去掉20万平方公里，剩下都是乡村。可见乡村对生态安全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虽然生态安全的难点痛点在工业在城市，但重点关键点都在乡村。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安全是国家、民族得以延续的根脉。中国5000年文明之所以生生不息，乡村作为文化载体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5000年文明史的主体是乡村文化，载体是村庄。对于乡村不能仅从经济利益考虑，开展旧村撤并、集整土地生财，还应该从文化角度去思考。
我国改革开放之初， 有400多万个自然村落，今天只有200多万自然村。一个村庄就代表一种文化，而文化的价值就在于唯一性，推倒一个村庄就是斩断一条中华文化的根脉。应该站在这样的高度去看待村庄的去留，做到能留尽留，如此才能保障中华民族的文化安全。不仅如此，保护村庄保留传统文化，也是在为一代人留住集体记忆、留住乡愁。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城镇化率只有17%，如今已经达到65%左右，在这个过程中进城的人都有乡村经历，他们都有共同的情感寄托。保留乡村就是为这个庞大人群的集体记忆留下一个回忆场景。否则， 就是对这个群体巨大的情感伤害。在乡村建设进程中应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乡村是“迭代”而不是“换代”， 可以遵循“外面五千年、内里五星级”的标准进行修旧如旧的现代化改造，在保留传统中让村庄与时代同步。
七是守好三块土地。我国土地从性质上分为城市国有土地和农村集体土地。城市国有土地主要用于发展开发，农村土地主要用途是保障食物供给和生态环境。其中农村集体土地又分为三种类型， 即农地、市地、生态地。农地就是耕地，用于种植农作物；市地是指可以拿到市场上交易的土地；生态地就是用于生态保护的土地，如森林、草原、沼泽等。1957年到1996年，我国耕地年均净减少超过600万亩， 1996年到2008年，年均净减少超过1000万亩，2009年到2019 年年均净减少超过1100万亩， 现有耕地19.18亿亩，照此速度减少，10年后可能会突破18亿亩红线，目前人均只有1.3亩耕地，而土地质量也相对较低。中国工程院院士唐华俊称全国耕地由高到低依次分为10个质量等级，平均仅为4.76等；中央政研室农村局称一等到三等耕地仅占27.3%，中低产田占比三分之二还多。对于农地必须坚决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守住耕地质量、守住不抛荒这三条原则。每年我国的农产品消费量约需3 5 亿亩的产出物， 但我国每年加上复种指数，也只有25亿亩的播种面积，也就是说，每年都需进口10亿亩土地的产出物。人多地少的资源约束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任何时候都必须正视这一先天不足的现实。
市地主要包括道路、学校、村部、广场等公益性建设用地、乡村企业使用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和农民宅基地。对这三块可以上市交易的土地要按照政策用好用活，不断推进改革。对于生态地要死防严守，绝不能侵占。保护好生态就是保护好社会的大环境。
八是提升三种能力。现代社会中，人的能力由三方面构成：基础能力、思维能力和品质能力。基础能力是指人从事一般生产生活所必备的基本技能， 这些技能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要求， 比如操作电脑、驾驶汽车等， 在4 0 年前可能很神秘， 今天是年轻人人人皆会的基本技能。思维能力决定着人与人之间的差距， 别人想到的你没想到， 你想到的别人想得比你还深， 他可能就会棋高一着超越你。品质能力则是人格力量的升华， 是最高境界。领导干部只有不断提升上述三种能力，尤其是思维能力，才能站在时代的潮头、引领事业正确发展。而要提升上述三种能力， 必须跟上人类社会的知识结构变化。现代知识大体分为三个层次，即明知识、默知识、暗知识。明知识是可以意会也可以言传的知识， 可以通过言传、读书等获取； 默知识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知识， 比如琴棋书画等， 要靠练习揣摩； 暗知识则是突破传统认知的现代新知， 如量子、黑洞、暗物质等。从事其他领域的工作需要了解这三个层面的知识， 从事“三农”领域工作的干部也同样需要知晓，只有把握人类知识发展变化的脉动，才能跟上时代，提升新形势下从事“三农”工作的新本领。这样才能重塑农业文明的现代尊严，改变对“三农”的传统认知，纠正农业文明是腐朽的落后的应该抛弃的文明的错误观念， 推动农业文明作为母体文明与工业文明、城市文明同时、同样、同步发展。
九是驭好“三驾马车”。做好“三农”工作要把握好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让政府、市场、社会各司其职、各尽其责，既协同共进，又互相监督，互促共赢，做到既不能缺位又不能越位，也不能不到位。
乡村是农民的乡村，农民的主体地位不能缺位。如果不能把民间力量、乡村能人的作用发挥出来，乡村振兴就缺乏内生动力。那么，民间力量怎么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怎样激活？前提是摸清乡村能人“底数”，通过建立乡村各类能人档案、能人组织，搭建好能人发展乡村产业、服务乡村事业的舞台，让能人愿意主动为乡村振兴出力，让民间智慧充分涌流。
乡村振兴离不开政府主导作用的发挥。政府主导意味着政府要做好顶层设计，明确高质量发展理念，优化软硬环境，完善政策支撑、制度保障等体系，当好“有为政府”。但在实际工作中必须严防一杆子插到底、包打天下的越位、越权现象。有的政府部门把该交给市场配置资源的领域变成权力的自留地，有的把该让社会做的牢牢抓在手里，这样不仅让政府包袱越背越重，很难做好，也会挫伤各方参与乡村振兴的积极性，导致资源的低效配置甚至错配。
做好宏观规划、总体设计，绘制好发展蓝图，是政府的基本职责，但一些地方没有清晰科学的规划，只凭主观想象，同是一片地方，张书记来了要搞绿化带， 李书记来了要建大广场， 王书记来了又要造人工湖。这种没有规划约束的现象只能导致出现发展乱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资源配置起决定作用的是市场， 一些地方招商引资难，要素集聚难，产业发展难，因素固然很多，但市场活力不足、功能没有充分发挥是关键。当今时代，让社会组织拾遗补缺，为政府分忧解难是一个地方激活民间智慧的重要途径。一些地方社会组织发育或数量有限， 或有名无实，或服务不力，导致“英雄无用武之地”，民间力量难以发挥作用。
如何在乡村振兴的实践中， 建立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有用社会，防止工作失准失焦、走样变形、无效低效， 是检验“三农”领域领导干部能力水平的重要方面，也是一场体现智慧的大博弈。
十是培育“三农”情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要培养“一懂两爱”的“三农”工作队伍。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是“三农”干部必备的基本条件， “一懂两爱”的基础是具有浓厚的三农情怀，而“三农”情怀的培育对每一个“三农”干部都是一场长期持久的挑战。
第一是空间上融入， 要经常到农民群众中去、到基层去，能到现场的不要在会场，能到田头的不要在案头，变“坐而论道”为“做而论道”。
第二是时间上融入， 中央要求从事“三农”领域工作的领导干部要把主要精力和时间放在“三农”工作上，这就意味着要舍得花时间在基层， 舍得把精力放在群众身上，而不是“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
第三是情感上融入，把自己当成农民一分子，与老百姓“坐在一条板凳上”，只有培养出共通的感情，才能赢得百姓信任和认可。中国乡村是熟人社会，最重视情感，乡村团结靠的是情感的粘合。与西方社会不同，中国乡村处理事务的思维是情、理、法，西方是法、理、情；中国乡村的团结靠情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有机性融合型团结，西方社会的团结靠契约，是随时可合、随时可分的机械式组合型团结。爱一个人、一件事、一个地方不容易，需要时间的积淀，想忘掉也很难。“三农” 干部只有通过日积月累的生活细节，才能与农民建立无话不说、心心相印的共情场域。
第四是话语融入。习近平总书记在地方任职时，曾就一些领导干部不会跟群众说话批评道：“与新社会群体说话， 说不上去；与困难群体说话， 说不下去；与青年学生说话， 说不进去；与老同志说话，给顶了回去。”生动描述了某些领导干部跟群众说话时的真实状态，也反映出了领导干部亟需提高跟群众说话的水平。《周易·系辞》中说：“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意思是说，要想说服鼓动天下，就得借助言辞。“三农”领域工作的领导干部只有学会跟农民群众说语，才能产生同频共振的效果。有的领导干部到基层调研农民收入，张口就问农民收入中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各占多少，这样问虽然没错，也是经济学上对农民收入的划分，但对普通农民来说他不懂更没法回答，这种交流与农民不是一个话语体系。懂得群众的话语体系，用好群众语言，才能与群众更好沟通、产生共鸣、形成合力。
第五是知识上融入。对从事“三农”领域工作的领导干部来说，这个知识不是书本知识，也不是学历知识，而是农业这本大书的实践知识、专业知识。曾有一位名气很大的专家在中央电视台讲解古诗“锄禾日当午”诗句时，说是“农民在顶着烈日播种”，引发笑谈。她显然没有锄禾的经历， 不知道锄禾就是用锄头除掉庄稼地里的杂草，为什么要“日当午”时除草呢？因为中午阳光强烈，锄掉的杂草很容易被晒死，这样锄草效果就好，如果是早晚锄草， 太阳光线不强，草可能还会复生。对“三农”干部来说，就是要懂一些基本的农业技术和农业知识， 跟老百姓交流起来不说外行话，否则外行指挥内行，很容易造成工作跑偏，更难赢得群众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