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奇，博士生导师，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农业大学、安徽大学等院校兼职教授。主要著作： 《刘奇文丛六卷》《中国三农危与机》《贫困不是穷人的错》《大国三农 清华八讲》《乡村振兴：三农走进新时代》等十余部。
家庭是社会的基础细胞， 是人的“ 社会生命之源” ， 是中华文明“ 家国一体” 大传统和“ 缘情制礼” 小传统的基石， 也是每个人解除疲劳、休憩身心的温馨港湾。在社会急剧转型过程中， 家庭的结构、秩序、传承、谱系以及建构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费孝通在《生育制度》中指出， 家庭的首要功能在于为社会培养合格的成员， 实现“ 社会继替” 功能， 所谓“ 个人有生死， 社会须持续。”家庭的全方位变化，对家庭发挥“ 培养合格成员” 和“ 实现社会继替” 两大功能提出严峻挑战。
一是结构之变：父系社会结构出现动摇。大约在四五万年前，古人进化为新人时，中国原始社会就进入了母系氏族社会。母系社会中，女性因拥有生育的能力而获得神圣性， 后代只知其母不知其父，母系氏族以母系血缘维系，并且由母系关系传递。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尤其在农业社会出现重体力劳动以后，男子在生产部门的优势突显，男女在氏族中的地位发生重大变化，母系社会逐渐过渡到父系社会， 男子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家庭结构变成以男性为核心。大约在五六千年前，中国进入父系社会， 男娶女嫁， 妻子从夫居，子女改为从父系氏族的姓氏，妻子和子女成为丈夫家庭的成员，财产按照父系继承， 世系随父系计算。自近代倡导男女平等以来，父系社会结构出现动摇，女性主导的家庭越来越多， 家庭的财权更多由女性来掌管， 丈夫的收入要“上交财政”给妻子，自己偷偷藏起来的叫“ 私房钱” ， 家庭的决策权很多由女性来主导，“妻管严”现象明显。子女有的随父姓， 有的随母姓， 如果是两胎， 则很多是一个随父姓一个随母姓。单从子女姓氏上， 无法判别出两个孩子是兄弟姐妹关系， 这和传统社会从姓名上就能看出是亲兄弟甚至五服世系差别很大。新婚夫妇生育小孩后，更多的是由孩子姥姥姥爷带养，“妈妈生，姥姥养，姥爷天天菜市场，爷爷奶奶来观赏” ， 由此诞生出跟女方家庭来往更密切， 关系也更亲密。近年来在江浙一带兴起“ 两头婚” ， 男女双方各置婚房， 婚后两边交替居住， 既无男娶女嫁， 也非女招男入赘，男女双方两头皆是婚娶婚嫁，与双方原生家庭保持一定“黏性”。在“两头婚”家庭里，没有外公外婆的概念， 小孩对爸爸妈妈的父母都叫爷爷奶奶。哪家老人有空就来帮忙带小孩。不收彩礼、不要嫁妆，生下的孩子分别继承双方的财产，两个家庭都可以传承姓氏的香火。这些现象使父系社会结构渐趋模糊，血缘姻亲关系从姓氏中已经无法知晓。在人口大流动且流速不断加快，流量不断加大的背景下， 很难辨识的“五服”近亲，会否给社会继替埋下隐患，值得关注。
二是秩序之变：家庭主体核心正被颠倒。家庭是中国人基本的认同和行动单位，中国人以家庭为本位，而非以个人为本位。传统中国社会的本质是，中国家庭是自成一体的小天地，是个微型的邦国，社会单元是家庭而不是个人。家是基本生产和生活单元，户是基本的行政单元，古代中国乡村社会奉行的是以家户为本位的‘家—户主义’，具有严密的内向性和强大的再生性，我国自古就有“国之本在家”“积家而成国”之说。传统中国人的文化观念中不能没有祖宗， 在宗法血缘观念浓厚的汉族社会，祖先崇拜是最普遍和最强烈的信仰。从形式上看，祖先崇拜主要表现为祭祀有功绩的远祖和血缘关系密切的近祖， 做人不能忘本， 不能忘根，不能忘记祖宗。乡土社会是礼治社会，礼治强调人有尊卑长幼亲疏之别，年龄因素是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长老的权威是父权制和家长制的延续，家族文化本身就体现了一种血缘等级制度，在社会变迁缓慢的农业社会， 经验可以有效应付生活， 年龄越大， 经验越丰富，越受人尊敬，因而老人是家庭的核心。中国历来以孝治天下， 子女赡养父母、对父母尽孝，天经地义。人的生命由祖先而来，老了以后由子女送终， 在家庭的范畴内阐释清楚“ 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哲学问题。在社会快速变迁和急剧转型的过程中，经验已经不能有效应付生活，靠的是知识和技术，年轻人接受新事物的能力更强， 因而更具优势，“后喻文化” 取代“前喻文化”，老人权威衰落。尤其在独生子女大量出现后，孩子成了家庭的中心， 一切围绕孩子转，孩子是家庭的“小皇帝”，老人被淡化， 家庭秩序出现颠倒，“从哪里来” 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关注。家庭小型化导致养老出现困难， 养老的功能逐渐由家庭转移到社会， 更多地依靠商业养老和社会养老， 养老不靠孩子、也依靠不上孩子，花在孩子身上的钱远没有存起来自己养老靠谱。亲代、子代以生命延续生命的接力模式是各种人类文明家庭存在的基本理由， 它包括“ 身之生命”的相续和“心之生命”的永生。西方家庭以接力模式为基本形式，中国家庭在此之外又多了一个“ 反馈模式” ， 即亲代抚育子代， 子代又赡养亲代， 西方家庭没有反馈义务， 中西家庭是两种不同的社会继替模式。家庭主体核心的颠倒， 使反馈义务逐渐淡出，中国几千年的尊老、敬老、养老传统面临新的挑战。父慈子孝是中国人的伦理取向，“慈”与“孝”都源于“爱”，但“孝”在“爱”之外还多一层“敬”和“尊”。“ 爱” 是出于骨肉血脉的自然之情，“敬”和“尊”则是“爱”的境界升华。老人在家庭中的地位失落，带来的是人生精神上的垮塌，对生命追求的迷茫与困顿。“到哪里去” 的问题前路茫茫。
三是传承之变： 传宗接代观念日趋淡化。“上以嗣宗庙，下以继后世”，传统婚姻的缔结不是因为男女双方的两情相悦，而主要是传宗接代。注重纵向链条的完整性， 要“代代延续”，自己只是家庭血缘纵向序列上的一个中介。如果没有后代甚至进一步细化为没有儿子， 就觉得是人生最大的遗憾和失败， 对不起祖宗。“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在浓厚的传宗接代观念下，有些人家生十个八个，一直生到男孩为止。在很多时候，媳妇在婆家的地位，就与其生育子女的数目成正比，这其中尤其是生育男孩的数目， “母以子为贵”，生育了男孩就有地位，生育女孩或者根本不生育，就低人一等，遭人白眼。生育后代这一继替过程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被赋予了特殊的文化含义， 所谓“ 有子万事足” ， 骂人最狠的莫过于断子绝孙之类的话，“断了香火”就是最大的不孝。经过几十年的计划生育， 在教育程度提升、住房压力加大、经济社会转型等多重因素影响下， 传宗接代的观念正在淡化， 出现少生不生。尽管生育政策近几年在不断宽松， 2 0 1 6 年放开二孩、2 0 2 1 年放开三孩， 但生育率仍然直线下降。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 2 0 2 1 年全国人口出生率为7 . 5 2 ‰ ， 创下了1 9 7 8 年以来的最低值， 同期人口自然增长率仅为0 . 3 4 ‰ 。自2016年实施二孩政策以来， 自然增长率由6 . 5 3 ‰ 降至0 . 3 4 ‰ ， 人口出生率由2 0 1 6 年的1 3 . 5 7 ‰ 降至7 . 5 2 ‰ ， 呈现断崖式下降状态。生育多个儿子的家庭现在不是被“ 羡慕” ， 而是被“ 同情” ， 儿子是“ 建设银行” ， 需要不停地投入。陈东升《长寿时代》一书指出， 在长寿时代， 孩子不是资产， 而是负债， 按照中国中等收入家庭支出计算， 孩子从0 到2 2 岁需要花费大约300万元。不注重传宗接代， 老了也不依靠子女，更加注重自身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 儿孙自有儿孙福， 不生儿孙我享福” ， 个体正在由生育的客体变为生活的主体，以自我为中心，纵向的父子关系结构转变为横向的夫妻关系结构，让家庭纵向链条不断延续下去不再是神圣义务和人生职责， 中国人几千年垂直纵向的代际关系正被平面横向的代际关系取代。而反馈机制和接力意识的弱化， 二者互为作用， 使“ 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哲学命题在家庭范围内陷入困境。
四是谱系之变：光宗耀祖思想逐步消解。“光宗耀祖、出人头地”是传统中国人坚守的信念。上有祖宗， 下有子孙，人们才觉得有责任感，有生命的动力和意义。费孝通指出， 中国文化的活力在世代之间， 一个人不觉得自己多么重要，要紧的是要光宗耀祖，是传宗接代，养育出色的孩子。中国自古以来就以氏族为基础， 以家属为中心， 慎终追远，对于宗庙、祠堂、祖坟的祭祀，向来都是头等大事。不论官民，中国人历来对于清明节都十分重视，这是追根思源，藉表孝忱的表现。通过祭祖加强生者间的联系，搭建与逝者交流的平台，能唤起族人的血系观念，强化宗族的内聚力。定期的祭祖活动，既是对祖先的敬畏，对祖先恩惠的感激和报答，也是氏族家族成员之间同祖意识的确认，人们意识到相互同宗同源， 以向心力推进凝聚力。去世之后要去见祖宗， 人生在世， 不能辱没祖宗， 必须做一番光宗耀祖、光耀门楣的事业才有颜面向祖宗汇报。在安土重迁的农业社会， 生命的重心和人生价值定位在乡村熟人环境， “ 富贵不归故乡， 犹如衣绣夜行” ， 落叶归根、衣锦还乡是人们的梦想。在没有建立现代保障制度的农业社会， 家庭、家族和宗族为成员提供必要的生存和发展保障， 使成员获得安全感和归属感。当下， 在走向原子化和个体化的社会转型过程中， 宗族意识、族群观念越来越淡化， 社会流动与现代化导致了家族的解体， 生育数量的减少使得大家庭不复存在。一代独生子女的亲属称呼中少了兄弟姐妹， 晚辈中自然没了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 二代独生子女的亲属称呼中，又少了伯伯、叔叔、舅舅、舅妈…… ， 传统亲属称谓的缺失，使得独生子女出现“六亲不认”的尴尬。“七普”数据显示，我国家庭平均人口数从2000年的3.44人减少至2020年的2.6人，家庭人口平均数降到3以下，说明“单身社会” 和“独居时代”已经来临。以姓氏为纽带的大家庭、大家族的族群意识和谱系格局正在瓦解。脱离家族、宗族的社会关系后，个体的神圣感、使命感和责任感降低，“一人吃饱， 全家不饿”“ 得过且过、胸无大志”“ 躺平” 成为一部分年轻人口中的流行词。回望历史， 从乡村走出来能成就一番事业者， 大都出自有着良好族训家规的世家大族、名门望族， 浙江钱氏便是一例。族群意识的消解，那些流传千年的家训家风家教，也将后继乏人。
五是建构之变：恋爱婚姻行为正在异化。在中国古代宗法制度的影响下，在小农生产方式的渗透下，传统观念生育以“早生”“生男”“多生”为基本特征。在社会急剧转型过程中，传统恋爱婚姻行为出现异化，“ 要不要婚恋、什么时候婚恋、和谁婚恋” 呈现出“ 结婚少了、结婚晚了、离婚多了” 的特征。一是要不要恋爱结婚成了一些青年的选择题， 而不是必答题。结婚对数和结婚率自2 0 1 3 年开始下滑， 2 0 1 3 — 2 021年， 我国结婚登记对数从1347万对的历史高点持续下滑至7 6 3 . 6 万对， 2 0 1 3 — 2019年，粗结婚率从9.9‰降至6.6‰，现在中国单身人口约2.6亿，其中9200万人独自生活。据相关专家预测， 到2030年， 我国独居人口将进一步增加，预计达到1.5亿—2 亿左右，“只恋爱，不结婚” 的独身浪潮正在蔓延； 二是什么时候恋爱结婚， 推迟婚恋成了青年的普遍选择。2 5 —2 9 岁接替2 0 —2 4 岁人群成为新的结婚“ 主力军” ， 高年龄层段（ 4 0 岁以上） 结婚登记占比大幅上升。2005— 2019年，20—24岁结婚登记人数（含再婚）占比从47.0% 降至19.7%，25—29岁占比从34.3%升至34.6%，30—34岁占比从9.9%上升到17.7%， 3 5 —3 9 岁占比从4 . 9 % 升到8.1%，40岁以上结婚登记人数占比从3.9%增至19.9%， 40岁以上结婚人数占比增幅最大。中国平均结婚年龄在一线城市超过3 0 岁， 一些四五线城市或者农村地区平均结婚年龄在2 5 岁左右， 比法定的结婚年龄推后了5 —10 年， 晚婚晚育成为趋势； 三是和谁结婚， 那种一情定终身的现象渐行渐远。离婚对数和离婚率长期持续攀升， 1987—2021年，我国离婚登记对数从58万对攀升至213.9万对，1987—2019年粗离婚率从0.5‰攀升至3.4‰，传统社会观念保守，“宁毁十座庙， 不拆一桩婚” ， 父母、亲戚、单位领导都反感离婚行为， 会千方百计地促和， 离婚会让夫妻双方面对巨大的社会压力， 会觉得是人生的失败， 特别是女性， 以前即使是娘家都不太会包容离婚的女性。现在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和经济社会地位不断提高， 社会和家庭对于离婚的包容度越来越高， 导致离婚率不断走高。“ 婚都不想结，还生什么孩子”“婚姻能过就过，不能过就离，绝不凑合”，年轻人的婚姻观在发生变化。
家庭公有制是人类社会的第一种所有制形式，家庭共同体是人类社会的最佳共同体， 以家庭建立的共情场域是人类最佳共情场域。“家”带给人们无限温情，它始终以实体形式和隐喻形式藏身于现代性之中。“家”在未来会呈现什么样的走向，为哲学社会科学提出了新课题，为社会治理提出了新挑战，为政府出台政策提出了新要求，家的流变使“何以为家”成为一个值得高度关注的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