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良敏
消费社会已经来临。这是经济社会结构不断发生深刻变化的结果，且随着这一变化的深入，其呈现出的特征也会变得更加多元。对此，人们观察和分析的角度不同，也就得出不同的结论。最近关于消费升降级的争论就是一个例证。
这些深刻变化主要发生在近十年。
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首次过半，达到51.3%，开始由传统的农业社会进入城市社会。这是中国社会持续变迁的重要转折点。尽管中国人口流动并没有带着户口进城，引发“半城市化”和“不完全的城镇化”的质疑，但从人的角度却发生了巨大变化——其由农产品的生产者变成了农产品的消费者。这既带来生产力的解放，同时又为消费扩张带来新的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幅提升，消费社会开始萌芽。
从2012年起，我国最终消费支出连续六年占GDP比重超过50%，2017年达到53.6%，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达到58.8%，今年上半年更是达到78.5%。这一持续稳定的态势，决定了消费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第一动力的地位。只要看看最终消费支出的构成，我们就能明白其重要性，一是城乡居民的消费支出，二是政府的公共支出，这些支出主要满足人们对物质、文化和精神生活的需要，包括货物和服务。随着互联网的深度应用，城乡居民消费不断加快增长，这是消费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的结果。尤其是，消费的电商化为城乡平等消费创造了机遇，并挖掘出农村消费的巨大潜力。而政府公共消费，在社会事业、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不断取得进展，为消费多样化创造条件。
2015年，三产占GDP的比重首次过半，达到50.2%，此后连续两年保持在51.6%。这也是社会产业形态的巨大变化与转折，产业结构“轻型化”、“清洁化”特征明显，为消费转型升级提供新机遇。如教育、培训、健康、医疗、养老等消费需求不断增长，品质消费呈现新态势。
正是基于这些变化，我们可以看到，由城市消费社会向城乡融合的消费社会全面转型正在发生，消费需求、消费层次都在发生深刻变化，不但多元，而且在基本需求得到满足的同时不断向中高端迈进，也就是我们期待的消费升级，其内涵更多的是注重“质”而不是“量”。而“质”就意味着更高、更精致的需求。
最近，由拼多多上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幅下降，引发一轮关于消费升降级的讨论。我们在讨论这一话题时，可以关注两个视角。一是从体验和观感上得出消费降级的判断。基于拼多多上市而发现居民对于“廉价消费”的追捧，由此认为“穷人”还是多，集中在低端消费。同时，找到另一个现象来佐证，就是方便面和榨菜公司业绩暴增，直观感受还是“穷人”多，青睐低端快消品，“榨菜指数”、“方便面指数”走强，意味着居民消费能力弱，出现消费降级之忧。
二是消费群体千差万别，消费多元是其最大特征，而更好满足这些群体的消费需求，是市场充满活力的体现，并不是简单的降级。实际上，每个群体的消费需求既要横向比又要纵向比。不同的人，生活阶段不同，消费需求也不同。比如，两大方便面企业，其业绩增长主要来源于产品升级、价格上涨，而其低端产品销售恰恰大幅下滑。从这一点看，或许是弱势群体的消费需求在一个小点上升级，其内涵不同于富人由普通消费向高端消费甚至奢侈消费升级。无论大小，只要在升级，就能反映出其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满足这种愿望就会带动消费需求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就相应提升。判断消费是升级还是降级，不仅看不同群体的个性消费需求，而且看整体消费需求的变化，既看点也看面，既看总量也看质量。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幅下降，有可能是消费结构变化而呈现阶段性波动，只要在一个稳定的平台上运行，不是大起大落就没问题。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主要在发挥其基础性支撑作用的同时，不断满足不同群体的消费升级需求，也就是在“有没有”和“好不好”上兼顾，最终落脚在“好不好”上进行考量。
“好不好”是衡量消费层次、消费需求质量的重要标准。从社会变迁和进步来说，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就是我们不断满足更高消费需求的根本指引。只有不断提升整体消费质量，社会才能向更高水平阶段迈进。其中有几个关键点需要把握。一是发现新需求，满足新需求，供给端要跟上节拍，及时反应；二是不断提升需求端的消费能力和水平，这是影响消费水平提升的最直接因素。相对于支出压力，收入增长必须更快，这是最值得关注的。消费升降级的争论，很大程度上是人们内心压力和焦虑的反映。因此，稳定就业是前提。而就业的最大来源是民企。创造更加公平的环境、更好的财产权益保护机制，让民企健康发展，不断壮大，是解决就业和税收的重要抓手。国企和民企共同发展，才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和初衷。多位高级官员回应有关民企发展的争论，是给市场、给民营经济发展吃下一颗定心丸，必要而及时。尤其是，在中美经贸摩擦不断升级的当下，正本清源，给市场以信心最重要。在外需受到影响和冲击时，要激发民企投资的积极性，带动就业稳定增长，从而稳定居民消费预期，让消费继续扛起重担，发挥其战略支撑作用，使得经济在充满韧性中实现稳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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