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移动支付和数字货币的普及改变了全球支付体系。
  • 虚拟现实技术在教育和娱乐领域的应用越来越广泛。
  • 随着环保意识的提高,可持续消费成为新的消费趋势。
  • 数据隐私成为数字时代最受关注的问题之一。
  • 网络安全问题日益严重,个人数据保护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
  • 社交媒体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 科技的发展让我们的生活更加便捷,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挑战。
  • 在线教育平台的兴起正在改变传统教育体系。
  • 社交媒体在政治动员和社会运动中的作用越来越显著。
  • 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对传统零售业造成了巨大冲击。
  • 在线教育的普及为全球学习者提供了更多样化的学习资源。
  • 随着环保意识的提高,可持续消费和绿色生活方式成为新的消费趋势。
  • 随着全球疫苗接种的推进,各国开始逐步放宽旅行限制。
  • 随着疫苗接种的普及,全球旅行限制逐步放宽,旅游业开始复苏。
  • 网络安全问题日益严重,保护个人信息变得尤为重要。
  • 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技术在教育、医疗和娱乐领域的应用不断拓展。
  • 可持续发展目标推动企业采取更加环保的商业模式。
  • 在线教育的普及为全球学习者提供了更广泛的学习机会。
  • 随着环保意识的提高,可持续消费成为新的消费趋势。
  • 全球健康危机促使各国加强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设和改革。
  • 数字化转型成为企业在疫情后恢复和增长的关键策略。
  • 生物技术在医药领域的应用为治疗复杂疾病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 数字化货币的兴起正在挑战传统金融体系。
  • 电子竞技的兴起正在改变传统体育的面貌。
  • 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引起了全球对自然保护的重视。
  • 全球经济分化背景下的中国经济中期展望

    全球经济分化背景下的中国经济中期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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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郑京平

    中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之后的第一个五年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十三五规划”正在紧锣密鼓地编制之中。作为一个全方位对外开放大国,在新的五年里中国将会面临一个什么样的国际环境?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之下,应如何应对方能使经济保持比较稳健的中高速增长?本文对此进行了初步分析。

    未来五年世界经济走势将继续分化低迷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一直在持续不懈地努力,试图走出衰退或危机的泥沼。然而,到目前为止,只有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主要国家获得了初步成功,而欧元区和日本两大经济版块仍在危机中挣扎,新兴经济体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分化。经济环境较紧,经济走势分化动荡,经济低速增长将构成今后五年世界经济的主基调。此外,各国和国际社会还将共同面对人类社会前所未有的两大挑战:一是人口老龄化;二是环境保护。
    1.国际市场需求相对减弱。始于2008年的本轮国际金融危机及全球经济衰退已经六年多了,但世界经济仍未能摆脱危机的阴影,还处在艰难修复阶段,经济走势动荡分化将更加明显。无论是率先走出危机的国家,还是仍在危机泥沼中挣扎的国家,其实都有各自难念的经,国际市场需求总体相对较弱。
    美国经济较好,已经进入稳步复苏的轨道,货币政策正准备采取上调利率的收紧措施。2014年经济增长达到2.4%,比上年加快0.2个百分点。但危机中美元的国际地位遭受挑战,危机后政府债务问题、财政预算赤字问题、经济发展的均衡问题,以及长期失业人数占比升高等问题也还远未解决。
    欧元区经济仍在与衰退作斗争,货币政策正处于刺激或量化宽松阶段。希腊债务危机一而再,再而三地冲击和考验着欧盟和欧元区领导人的能力、信心和耐心,成为影响这一地区和世界经济的风向标。此外,高企的政府和企业债务负担、主权国家的协调困难、银行系统问题层出不穷、长期居于高位的失业率、投资支出疲软、德法意等领头国家经济增长速度依然偏低等,都将在未来几年拖累欧元区的经济增长。欧元区经济要真正走出危机,步入复苏轨道仍需要时日。
    日本经济在安倍政府刺激政策的作用下,虽有一定起色,但由于金融流动性过剩、财政赤字庞大、政府债务率高达2.5倍,加上劳企关系、银企关系、创新动力不足等深层次矛盾并未解决,消费税率不断提高,以及与周边国家的关系长期僵持,迟迟得不到改善等,日本经济的前途也很难被看好,依然要与经济停滞进行抗争,货币政策等也还在宽松的过程中。
    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在经历了主要国家货币政策调整、国际市场剧烈波动后,还没有恢复元气,增长速度有一定反弹,但与危机前和危机之后的头几年相比仍较低。而且,新兴经济体中的俄罗斯受国际政治因素,以及油价下降的制约,增速明显回落。巴西等经济受货币汇率波动等影响,增速也在恢复当中。印度经济伴随改革开放,增速加快。
    总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均非易事,在各经济体的内部结构性调整完成之前,新一轮全球经济的荣景或许难以在短期内再现。此时,各国和有关各方应戒急用忍,耐心推进相关领域的转型,特别是相关体制机制的深层次改革,并以共度时艰的心态,力避在此期间因为短期目标和自身利益,过于短视地采取以邻为壑的经济政策,以造成损人不利己延缓世界经济复苏的结果。
    2.人口老龄化和环境治理两大挑战严峻地摆在世界各国面前。
    一是人口老龄化的挑战。据统计,日本人口老龄化率(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高达25%,欧元区的人口老龄化率为20%左右,美国人口老龄化率也达到14%~15%。新兴经济体大国俄罗斯的人口老龄化率超过13%,我国的老龄化率也超过10%。老龄化的结果是,创造财富者日寡,享受或消费财富者日众,加上社会保障福利条件的刚性约束,经济增长放缓、社会矛盾尖锐恐难避免。虽说可以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科技创新、提高退出劳动年限、人口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配置等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抵消负面影响,渡过难关。尽管人类发展的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了人类创造潜能之巨大。但是,这次人口自身老化所带来的挑战绝不容低估,这是人类历史从未经历过的。
    二是环境治理的挑战。全球无论是大气、土壤、水,还是光等的污染程度已经相当严重。以最容易被感知的空气污染为例,2015年全球大气二氧化碳年平均浓度将超过400ppm,即100万分之400的水平,这是近100万年来之首次。雾霾等室外空气污染已经成为全球人口早亡的首要原因。此外,水污染,特别是不易被人们感知的土壤污染,在许多国家也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就连被视为清洁能源的核能,在经历了福岛核电泄露事故之后,也已经引起许多国家的恐慌。在环境保护和治理问题上,各国政治家们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由于更多的资源将用于环境治理,生产经营的成本在不断提高,全球经济增长速度势必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
    因此,今后五年国际经济将继续分化,增长速度依然较低。IMF的最新分析预测表明,世界经济将迎来“低增长时代”。发达国家在2015-2020年间的潜在产出年均增速将为1.6%,略高于其在过去六年(2008至2014年)间的增长速度,但远低于衰退之前2.25%的潜在产出增速。新兴市场的增长速度下降将更加明显,其潜在产出的年均增速将从年过去六年间的6.5%下降至未来五至六年的5.2%。

    未来五年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

    在新的五年里,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既来自外部环境,也来自自身的矛盾积聚,需要认真梳理和应对。
    1.外部环境的挑战。如前所述的国际经济环境已经比较严峻,而中国经济自身的特点则使这种挑战变得更加严峻。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的国际环境将明显弱于改革开放初的30多年。
    一是中国制造业将面临更激烈的竞争。这种竞争一方面来自国际市场供给能力的增强。危机期间和危机之后发达国家进行了所谓“再制造业化”,并纷纷实施更高版本的制造业发展战略,从而提高了国际制造业市场的供给能力。另一方面,则来自中国制造业生产要素成本的相对提高。近年来,中国制造业生产要素成本不断提高的趋势比较明显。如,中国银行的存贷款利率远高于欧美日;房地产价格也明显高于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国企业面对的资源有效利用、环境保护、社会保障等约束正在逐渐变强变硬;人力成本不断上升。而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正在兴起,相比较而言,其要素成本优势较强。这也大大提高了与中国制造业竞争的供给能力。中国制造业面临着更激烈的竞争。
    二是中国尚未完全适应国际地位的变化。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中国的国际地位正在悄然发生变化。2014年中国经济总量突破10万亿美元,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进入GDP超过10万亿美元的国家,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国际地位更加巩固。中国在许多领域和市场,正在从普通的“价格接受者”(Price Taker)转变为“价格制定者”(Price Maker)。中国正在从国际舞台的边缘走向中央。但与此同时,中国面临的竞争压力也更大了,被关注的程度会更高,先进国家的掣肘会更明显。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承担的国际义务也会随之增大。尽管这些均在预料之中,但中国要做到应对自如尚需时日。
    三是中国对外开放和加入WTO的红利正在相对减弱。中国对外开放已经30多年,加入WTO也已经15年了。由此带来的红利在今后仍然存在,但经历了数十年的释放之后,相对而言,力度正在减弱。
    上述这些挑战将使中国在未来五年面临着比其他国家更加严峻的外部环境。
    2.中国经济内部矛盾和挑战。从中国内部看,环境、资源制约强化,养老及其他社会保障难度加大,经济增速换挡、结构转型升级、消化过剩产能等三大因素叠加的影响将持续发酵,未来五年面临的各种挑战较大。
    一是“三期叠加”使中国经济成功稳定在中高速增长区间难度加大。近几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趋势明显,已经从10%的高速增长,回归到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但要使之不进一步回落,并稳定在7%左右的增长区间仍需要花力气克服消化过剩产能、去杠杆化、创新升级等一系列困难。
    二是人口老龄化加剧,且未富先老,养老保障体系较弱。根据现有人口结构和有关条件约束推算,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率将由2014年的10.1%,进一步提高到2020年的11%~12%。15~6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将会从2014年的73.45%连续下降到2020年的70.32%。而2014年中国的人均GDP仅7600美元,排在世界80位之后。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养老保障体制的建设还相对滞后,保障能力较弱。
    三是公民的环保意识增强,资源环境约束强化。我国淡水、耕地、森林、煤炭、石油、铁矿石等重要资源的人均占有量均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人均可再生淡水资源拥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人均石油可开采储量、人均天然气可开采储量均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十分之一。原油、铁矿石等主要能源、矿产资源的对外依存度持续上升,石油的对外依存度已逼近60%。我国现有近三亿农村人口喝不上安全饮用水,近6000万城镇人口饮用水水源水质不合格。土壤污染面积大,重金属、持久性有机物污染较重。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资料显示,中重度污染耕地已达到5000万亩左右。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及部分大中城市大气污染严重,雾霾等极端天气增多,已成百姓的切肤之痛。全国近80%以上的草原出现退化,水土流失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37%,生态系统缓解各种自然灾害的能力减弱。经济发展不顾资源环境、简单依靠总量扩张的粗放模式已经走不下去。经济发展向优化结构、提高效率、创新驱动转型势在必行。而这对于一个发展中大国而言,难度很大。
    四是经济风险仍在累积过程之中,虽总体可控的,但化解需要时间。尽管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增长较快,存在一定风险,但从全国总体看,风险仍可控。中国的赤字率还在3%以内,2015年仅为2.3%。外汇储备充足,高达近四万亿美元。2014年末,中国的外债余额为54793亿元人民币(约8955亿美元),外债负债率为8.6%,债务率为35.2%,偿债率为1.9%,短期外债与外汇储备的比例为17.8%,这些均在国际公认的安全线以内。中国商业银行贷款不良率也保持在较低水平。尽管如此,一些潜在的风险仍不容忽视,金融体系改革正在爬坡阶段,金融监管体系还很不适应发展需要,面对规模总量较大的存量债务,以及影子银行,资本市场波动等引发的金融风险等问题,要在建立防范和化解机制的过程中,逐步消化处理,需要较长时间。
    五是宏观调控约束条件将进一步强化。由于产能过剩,简单扩大需求总量的效果递减、难度加大、余地有限。资源环境制约、人口结构制约、意识改变制约等都将使宏观调控受到更大的约束。政府主导型的调控方式退位,正在向政府+市场混合型,以及更进一步向市场主导型转变。国家治理法治化特征将进一步强化。
    六是信息化、网络化的发展,对政府治理机制与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随着信息化、网络化时代的到来,随着社会进步,中国民众的民主意识不断提高,参政议政的动力不断增加。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透明化成为趋势。政府面临着更大的转型压力和更好的治理能力需求。

    未来五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机遇

    尽管中国面临的国内外挑战较大,问题不少,但今后五年中国发展的机遇也依然较大。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仍然比较有利。国际地位的提高使中国应对挑战有了更多的回旋空间,经济发展新常态孕育着新的机遇。
    1.国际地位进一步提高,和平与发展仍是主基调。未来五年,国际社会仍将继续维持一超多强的格局,但力量对比会继续倾向于多强;和平与发展仍是世界的主基调。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进一步提高,话语权和影响力进一步增强,可以牵头办成一些过去难以办成的事。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创办,不仅亚太地区的国家积极参与,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也纷纷积极参与。国际市场上价格制定者的角色也增强了中国的自主权。这些积极因素均有利于中国的发展,扩大了回旋空间。
    2.中国政通人和,投资发展环境稳健。十八大及其以来的一系列重要会议和举措,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等“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形成充分说明,中共中央领导集体顺利平稳地实现了新老交替,并形成了政通人和的大好局面。这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和投资环境,以及中国在国际上的信誉均是不可替代的巨大正能量。强力反对腐败缓解了政府和民众之间的矛盾,减小了因手段不公带来的收入差距过大等问题,深得民心。
    3.中国仍处在新型城镇化的黄金阶段。无论是30%多的城市户籍人口,还是54.8%的城镇化率,从总量上看均远低于经济发展阶段应有的水平,加之城镇化的质量差距,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潜力和市场空间巨大,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足够的动能。与此相关还有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以及新近提出的绿色化,都是中国经济未来五年中高速发展的强大动力。
    4.人口红利,特别是潜在的人才红利依然较大。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和年度人口变动抽样调查的资料推算,2014年末,中国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人口已经超过1亿人。中国直接影响创新能力的“研究人员总规模”在2010年达到121万,首次超越美国的119.8万人,跃居世界第一位。每年700万以上的大学毕业生、600万以上受过中等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的毕业生、30万以上的海外归国留学人员在源源不断加入劳动者队伍。中高端人才的不断积累正在将传统意义上的人口数量红利转换成人口质量红利、人力资源红利。而且中国高端劳动力人才的成本相对较低。只要能够充分利用上述人口质量红利,中国经济完全可以在新常态下实现知识驱动、创新驱动、产业升级驱动型的较高质量增长。
    5.改革开放的红利依然较大。中央“四个全面”发展战略布局的确定,以及与之相配套的一系列改革与对外开放方案和举措正在陆续推出,将不断释放出新的改革和对外开放红利。国际社会将继续看好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作用。
    6.区域发展政策的重大创新为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的区域发展政策已从过去的“四老”变为现在的“四老+三新”。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发展的四个老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会继续实施。与此同时,中国又推出了三大新的发展战略,包括“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特别是其中的“一带一路”战略蕴藏着许多重大机遇。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创建和“一带一路”丝绸基金会的成立,我们就可以明显感觉到这一战略的巨大吸引力和动力。新近批准的《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使“长江中游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成渝城市群”共同构成长江经济带的三大跨区域城市群。三者交相辉映,成为拉动长江经济带协同发展的“三驾马车”。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也将在未来五年迎来数十万亿元基础设施投入。
    7.中国的信息化、智能化、数字化(机器人、互联网、大数据等)发展正在成为新亮点。2014年末,全国移动电话用户128609万户,移动电话普及率上升至94.5部/百人。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20048万户,移动宽带用户58254万户。互联网上网人数6.49亿人,其中手机上网人数5.57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47.9%。2014年,中国全社会网上零售额27898亿元,比上年增长49.7%。阿里巴巴在美国股票市场成功上市,得到投资者的极力追捧。目前中国网民已有6.5亿人,手机上网人数超5.6亿人,已经或正在成为上网人数最多,互联网模式消费支出增长最快、规模最大的国家。“互联网+”的理念正在成为现实。

    未来五年中国经济中高速发展仍然可期

    综合上述情况,结合中国政府的政策取向分析判断,我认为,中国经济在未来五年将大致保持在6%-8%的水平。与改革开放前32年年均增长9.9%的高速增长阶段相比较,年均增长速度大概回落三个百分点左右。但与世界其他国家或全球经济增长速度相比,这一增长速度仍然不低。根据IMF2014年10月的预测,2014年-2019年世界经济年均增长速度将为3.9%。
    当然,为了使中国经济未来五年的可能走势成为现实,还需要继续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
    1.坚持改革开放不放松。要按照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全面深化改革方案和中共十八大以来重申的对外开放承诺,认真抓好落实,真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让中国进一步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大潮。靠体制机制创新、靠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不断创造和分享改革开放的红利。
    2.坚持发展不放松。要积极而审慎地把握好发展目标,继续把发展当成硬道理,保持经济增长速度的恰当水平。政府要积极探索在新常态下,服务和助力经济发展的方式,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更好地推动发展。注意总量扩张的必要性和局限性,适度为之。把资源有效利用、环境保护、社会保障,及民生改善放在重要位置。                                                       3.坚持依法治国不放松。把依法治国理政放在重要位置。大智治法,要立好法、执好法。特别要有整体和综合的顶层设计,不能让法律相互矛盾和抵触。营造良好市场环境,保护好产权和知识产权,维护好社会公平正义,以实现“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的目标。
    4.坚持防范风险不放松。一是要注意防范金融和经济风险。二是要精心管控群体事件,防范引发震荡。中国在发展中积累起来的许多矛盾,随着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会逐步显现出来,而作为托底的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管理手段又相对比较滞后。对此,中国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要更加精心地应对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防止因小事酿成大事,因局部问题发展成全局问题。
    作者系国家统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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