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良敏
粮食产量“十一连增”、农民收入增长“十一连快”，成为过去一年“三农”领域的新成就。人们期待这个“句式”在来年继续使用，并成为常态。
这个期待符合一般认识。“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被反复、持续强调，连续12年中央一号文件都涉农，这种重视程度已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种田不交税，还拿补贴，而且不断有新的补贴项目产生”，粮食生产的积极性被激发出来。尤其是对种粮大户的补贴和奖励，促使全国一大批头脑灵活、会吃“政策饭”的能手开始从农民手中把零散的土地流转、集中起来，有些地方还把土地流转作为招商引资项目吸引社会资本和人员参与，使大批撂荒地重新得到耕种。这种热火朝天的粮食生产景象，伴随着粮食产量、农民收入的连增，可以清晰地看到，其轨迹与十多年来一号文件的导向是吻合的。
但是，任何一项政策效应的释放都不是无限的，就我国农业支持政策的效应看，情况也在发生变化。首先是政策的边际效应递减。每亩几十元的种粮直补，现在已经逐渐失去政策吸引力，因为它远不如外出农民工工资的上涨来得实惠；而农村的雇工支出与城市务工工资已无太大差别，且农村雇工十分困难，因为青壮年劳动力几乎都已外出。这样，维持之前的补贴标准已经难以产生更大的激励效应。尤其是，现在国内许多农产品价格与国际市场形成倒挂，仅靠政府托市收购难以维持竞争力。前不久，奶牛养殖就遭遇来自自贸区奶制品的巨大竞争压力，“倒奶事件”在全国许多地区轮番上演。这就是专家普遍提到的“两板效应”，即国内农业生产成本的“地板”逐步抬高和国内主要农产品提价遭遇“天花板”。在成本和价格的双重挤压下，农业生产如何在支持保护政策下，提高市场竞争力，实现持续增产，是一个不小的难题，也是我国现代农业发展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考验。
其次，对政策激励的依赖效应和越过政策边界的破坏效应并存。长期的政策补贴，使得一些粮食生产行为是通过土地流转“垒大户”的形式维持的，有些甚至是通过破坏环境生态的行为而维持的。譬如，近年来有些地方出现的大面积围湖造田，就是在复垦政策补贴与普通散户补贴标准的巨大差异刺激下派生出来“靠水吃水”的另类演绎，这是基层扭曲的政绩观下的一种“官商合谋”，其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犹如“大跃进”时代的大炼钢铁。这种破坏性的开发行为不可能形成持续的“健康产能”，反而可能是“有害产能”，预后不良。
此外，我国农业资源短缺，尤其是水资源短缺将对农业生产形成严重约束。地下水的过度开采，已经在很多地区形成地下漏斗，华北平原就有20多万平方公里的地下漏斗区，农业生产隐患重重。还有，不少地区农田受到严重污染，“毒产能”的退出和土地治理周期长的特性，都将对粮食产量的增长形成直接约束，期待“连增”确实十分困难。
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从高速增长转换到中高速增长阶段后，我们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农业发展也同样进入新阶段。从理性角度看，现在我们不应盲目追求粮食产量的连增，而更应关注如何做强农业，尽快从主要追求产量和依赖资源消耗的粗放经营转向数量质量效益并重、注重提高竞争力、注重农业科技创新、注重可持续的集约发展上来，走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现代农业发展道路。这既是环境倒逼，也是农业发展内在规律使然。
“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是今年一号文件的重要精神。强大的农业，必须用现代经营方式、现代科学技术、现代管理手段和现代物质装备条件武装起来，是集市场化、科学化、组织化、设施化、机械化、集约化、信息化、社会化等为一体的现代农业。农业现代化，是整个国家现代化的基础和“关键变量”，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因此，必须以更加宽阔的视野、更加果断有力的措施，统筹农业现代化与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突出现代农业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的基础性作用；将粮食安全与食品安全统一起来，更加重视食品安全；在城镇化加速推进中，坚守耕地红线，树立储地高于储粮的思维，力求在发展现代高效农业中寻求“农业强”与“农民富”和“农村美”的有机统一。这一目标的实现，就是新常态孕育出的新农业。而在政策支持工具中，提高农业补贴政策的导向性和效能是一个重要方向，对农业支持政策进行系统评估是一项必要而紧迫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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