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涧生
2013年9月和10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期间先后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倡议（以下简称“一带一路”战略），并首次提出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加强政策沟通、道路联通、经贸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全面加强务实合作，推动双多边合作迈上历史新高度，得到了沿线国家广泛支持和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一带”横贯东西、连接欧亚，主要着眼从陆上向西开放，经由中亚、俄罗斯、蒙古、西亚至欧洲，将我国与中亚、中东欧、西亚和欧洲国家紧密联结起来，形成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和区域合作带。而“一路”濒临两洋、连接陆海，主要着眼从海上由东向西开放，经由南海、印度洋进入地中海延伸至欧洲，串起东盟、南亚、西亚、东非、北非及欧洲等各大区域经济板块，形成面向南海、太平洋和印度洋的亚欧非合作战略经济带。
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有65个，其中大多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总人口约44亿，经济总量约达21万亿美元，分别占全球的63%和29%。沿线国家能源矿产资源富集，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强劲，且各经济体的比较优势明显，经济结构互补性、互利性较强，显示出巨大的合作潜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可以预见，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将为沿线各国共享开放、共享市场和共同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新机遇和新动力。
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重大意义
“一带一路”战略，是在国际经济形势复杂严峻和全球经济格局面临深刻调整的大背景下，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我国实行新一轮对外开放的宏大战略，是科学谋划我国全方位开放、增强我对周边区域经济辐射力、强化与周边国家外交和安全合作、推动形成以我为主的区域经济分工合作体系的新思维和新举措，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具体重大实践和行动指南，对于开创我国全方位开放新格局、促进各国经济繁荣和区域经济合作、推动世界和平发展、互利共赢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具体主要体现在：
一是更加注重我国内陆沿边地区开放。在坚持实现东部地区率先开放的同时，通过实施西向开放战略，推动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协同开放、联动发展，使西北、西南、东北等地区的地理区位劣势得以改变，从开放的末梢变为开放的前沿，培育形成区域经济的新增长点和区域开放的新高地，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战略性调整，着力打造未来中国经济升级版。
二是更加注重面向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开放。在坚持面向发达经济体开放的同时，通过把国内资本输出和过剩优势产能转移相结合，推动与沿线各国特别是周边国家不断深化经贸投资及产业务实合作，连接东南亚、南亚、中东、非洲、中亚、中东欧等全球新兴市场，为我国企业走出去开展投资及产业合作、构筑全球生产营销网络、培育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提供更广阔的舞台，降低对美日欧等发达市场的过于依赖，不断提升我国在全球和区域经济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和影响力。
三是更加注重陆海统筹、东西互济。在坚决维护我国海洋权益和海运通道安全的同时，通过开辟建设向西开放的亚欧经济合作大走廊，实现沿线国家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安全高效，保障我国境外陆运通道安全可靠，推动形成陆海统筹的经济大循环和地缘战略大格局，减少我国外贸商品、能源资源对马六甲海峡的过度倚重，更多更好地利用国际市场和国外资源，为我国未来发展赢得更大的国际战略空间。
四是更加注重合作共赢、开放包容。在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同时，通过秉持“亲诚惠容”的外交理念和弘扬合作共赢、开放包容的时代精神，主动与沿线周边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和平安宁的外交关系，将自身发展战略与他国发展战略进行对接，将自身资本、技术和优势产能输出与他国发展经济的现实需求予以衔接，扩大彼此战略契合点和利益交汇点，寻求共赢发展的最大公约数。在充分发挥现有合作机制平台作用的基础上，积极推动建立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型金融合作机制，从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深层次推动双多边全面务实合作，促进沿线国家和地区经济、政治、文化和安全良性互动、共同发展。
五是更加注重国内规则与国际高标准接轨。在坚决支持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同时，通过不断创新体制机制，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投资管理模式为基础，加快同沿线国家和地区商签投资协定，大力推进自贸区建设，逐步形成以“一带一路”为两翼、以周边国家为基础、以沿线国家为重点、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有效应对由美国主导的TPP、TTIP和TISA等全球经贸高标准带来的现实压力和严峻挑战，为我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更好适应和塑造国际新规则抢占先机、赢得主动。
“一带一路”战略的基本内涵
“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揭开了复兴古丝绸之路的新篇章。共建“一带一路”旨在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新构架。其基本内涵在于，紧密结合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深入发展的新形势，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更好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持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共赢的发展，坚持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开放合作，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和有力抓手，扩大同沿线各国的战略契合点和利益汇合点，有序推进陆海统筹、东西互济的商品资源物流大通道建设，加快同周边国家和地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着力推动双多边经贸投资合作上水平、上台阶，积极推动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开展投资协定和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促进区域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形成以“一带一路”为两翼、以周边国家为基础、以沿线国家为重点、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为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和亚太自贸区（FTAAP）奠定坚实基础。同时，加快培育和提升我国企业参与和引领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着力推动国内优势产业向全球产业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不断强化我对区域经济合作进程的主导性影响，为我与沿线各国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安全互助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创造有利条件，为继续抓住用好进而拓展延伸我国重要战略机遇期提供重要战略支撑。其具体内涵特征主要是：
1、“一带一路”战略是新一轮对外开放的最综合战略
纵观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程，我国立足基本国情、结合自身发展阶段和要素资源禀赋条件，与时俱进实施了一系列对外开放战略。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实行的对外开放战略，既是统领国家整体对外开放的最大战略，也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在这一开放战略指引下，我国先后实行了进口替代战略、出口导向战略和利用外资战略。在新世纪之交，我国又提出了实施走出去战略，鼓励和支持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同时，紧紧抓住加入WTO的契机，积极推动国内规则与国际规则接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为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更好适应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大趋势，在坚持世界贸易体制规则的同时，把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应该说，这些战略的提出与实施，对于推动我国国内改革和发展、提高对外开放层次和水平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但也不难注意到，这些战略大多仅侧重于涉外经济的某个领域或某些方面，开放的内容和范围不够全面完整，开放的路径和重点也不够明晰具体，甚至有的至今也尚无相应的规划和可操作的实施方案。而“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不仅突破了这些战略的专一性和局限性，而且融合了这些战略的契合点和交汇点，从而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统筹我国出口和进口、引进来和走出去、全球经济合作和区域经济合作的最具综合性的国家开放战略。这将对我国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推动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的引领和支撑作用。
2、“一带一路”战略是以经济合作为核心的跨领域战略
始于2000多年前的古丝绸之路，既是通往沿线各国的商贸之路，也是东西方文化交流、文明互鉴之路，更是平等互利、合作共赢之路。今天，我们重提新丝绸之路即“一带一路”，并强调它是一种经济行为，是推动欧亚非经济合作的重要平台，是对千年古丝绸文化与精神的传承与弘扬，不涉及政治、安全等领域，这对于消除各方疑虑、加强相互合作、增强彼此战略互信应该说比较有利。但不可否认的是，伴随着“一带一路”的持续推进，地缘政治和安全溢出效应将会不断显现和强化，并可能会上升为大国竞争博弈的焦点。就经济、政治和安全的关系而言，三者应是相互交织、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这其中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保障，安全是关键。这意味着在探讨和赋予“一带一路”内涵时，既不能背离古丝绸之路所承载的商贸和人文精神，但也不能仅仅局限于此，而忽视其应有的政治、安全内涵。换言之，“一带一路”虽然是以经济合作为核心内容的，但绝非仅囿于经济领域或排斥其他领域的合作，其基本内涵应当更具时代特征，且丰富而多元，不仅涉及经济领域，也涉及文化和人文领域；不仅涉及政治和外交领域，也涉及安全乃至信息网络安全和生态安全领域。
3、“一带一路”战略是将陆、海两个各具特点的丝绸之路有机融合的地缘空间战略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共同推动欧亚非大陆与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相互连接的陆海一体化战略，虽然它们被简称为“一带一路”，但两者却各具特征、各有侧重。这就要求在共建“一带一路”进程中，不能简单地将“一带”和“一路”混为一谈，而是要在统筹推进中加以区别对待，在整体部署下予以分类实施。首先，从战略走向看，“一带”战略着眼从陆上加快向西开放，经中亚、俄罗斯、中东欧、西亚延伸至欧洲。而中亚地区是我国向西开放的重要战略支点和陆上运输通道要塞。这条国际大通道一旦全面建成，我国对欧洲的货物出口不仅可以降低运费、缩短约三分之二的货运周期，而且可以有效减轻或纾解我国对外海上运输的压力，其战略优势和价值尤为明显。而“一路”战略主要着眼从海上由东向西开放，经东南亚、南亚至印度洋，进而延伸至欧洲。这条大通道建设将注重深化与沿线各国和地区经贸投资全面务实合作，加强港口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海上合作，推动海洋经济伙伴关系深入发展。其次，从战略重点国家和地区看，“一带”主要包括东北亚的俄罗斯和蒙古国以及中亚、西亚、中东欧等国家和地区。在该战略走向上，由于一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对外开放程度不高，其着力点似应突出“以政促经”，即将政治关系优势和地缘毗邻优势转化为务实合作优势、持续发展优势，共同打造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而“一路”沿线国家主要包括东盟成员国及斯里兰卡、印度、巴基斯坦等南亚国家。这些国家与我经贸合作基础相对扎实稳固，其着力点似应突出“以经促政”，即将经济关系优势和周边毗邻优势转化为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优势、战略合作持续升级优势，共同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实现区域内经济、政治、安全有机融合、良性互动。第三，从战略重点任务看，中亚地区是“一带”的重要战略支点。由于该地区与东西两端的亚太经济圈和欧洲经济圈存在较大落差，加上一些大国长期在该地区经营和博弈，短期内要推动全方位、多领域、深层次的务实合作并取得实质成效，难度可能比预想的要大。现阶段，应优先考虑以推进铁路、公路、光缆、石油天然气管道等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重点，着力打通向西经济走廊和陆上运输通道，积极推动双多边经贸投资及产业合作上规模、上水平，逐步强化我对该地区的经济辐射力和影响力，为日后深入开展双多边贸易投资协定谈判奠定基础。而东盟和南亚国家是“一路”的重要战略支点，这些国家大多属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与我山水相连、边境毗邻，是我发展周边外交关系的重中之重。现阶段，我应立足东盟、着眼周边、辐射南亚，力争在深化海洋经济合作、推进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方面取得新进展。目前看，由于东盟是位于这条大通道上的重要战略支点，也是我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在发达经济体增长总体放缓、全球市场需求持续疲弱的大背景下，东盟对我的战略重要性日益凸显。因此，共同打造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应是当前“一带一路”建设的重中之重。虽然东盟少数成员国与我在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方面存在分歧和争议，但随着这一升级版的成熟定型，东盟整体与我经济的互补性、互利性和互依性将更加凸显，这将有助于消除或缓解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而对于南亚国家，应在积极推进中巴、孟中印缅两大经济走廊建设的同时，择机推动开展中印、中国－斯里兰卡自贸区可行性研究。
共建“一带一路”面临的新机遇和新挑战
由于沿线各国的社会制度、历史文化、宗教信仰、发展水平和利益诉求等存在较大差异，共建“一带一路”既面临较多的有利条件和历史机遇，也面临不少的不利因素和现实挑战，但总体看机遇仍大于挑战。
有利条件和历史机遇主要有：
1、我与沿线国家政治外交关系总体良好，为共建“一带一路”奠定了较深厚的合作基础。“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坚持倡导不限国别范围，不搞封闭排外机制，不以改变他国政治制度为目的，有意愿的国家和经济体均可参与。这既让世界看到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气度和胸襟，同时也高度契合了沿线国家加快发展经济的战略利益诉求，为沿线各国共享机遇、共同发展、共创繁荣开启了新的机遇期。近些年来，我国秉持“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坚持“合作共赢、开放包容”时代精神，积极与沿线周边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以优势互补、互利互惠、共同发展为先导，我与沿线国家关系发展势头总体良好，现有的合作机制平台不断趋向成熟稳定，现有的合作基础也越来越稳固扎实。如今，我国与东盟经贸合作走过了“黄金十年”，双方目前正致力于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共同迈向未来的“钻石十年”。我国与俄罗斯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也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的战略契合点和利益交汇点明显增多。此外，我国与中亚、西亚等沿线国家还签署了广泛的经贸合作协定和投资保护协定。这些都将为共建“一带一路”提供重要基础和有益助力。
2、我与沿线国家经济结构互补优势明显，为不断深化双边投资及产业合作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现阶段，沿线国家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是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带，但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在资本、技术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存在较大瓶颈。而我国资本相对充裕，在高铁、核电、通讯设备等高端制造装备和技术方面拥有明显优势。这种供求双方经济结构的互补和战略利益诉求的契合，使我国与沿线国家之间实现优势互补、推动资本和优势产能对外输出具有较强的现实性和合理性。
3、沿线各国政府高度重视利用外资，为我国企业走出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机遇。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经济体复苏缓慢曲折，政府债务风险不断加剧，社会资金相对匮乏，发达国家对外投资能力显著减弱，其企业资产价值处于历史低位，同时发展中国家外部融资需求却相当强劲，这为我国企业走出去开展境外投资带来了难得的新机遇。自2008年以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年均增长12%以上，2014年增幅高达14.1%，首次突破千亿美元大关并成为资本输出国。而沿线国家普遍对资金、技术、管理和先进制造等存在着长期而巨大的需求，各国政府吸引利用外资意愿比较强烈，也普遍欢迎中国企业前往进行各类投资。未来，我国应以充裕资本、成熟技术和优势产能输出为载体，以金砖银行、亚投行和丝路基金等新型金融机构为支撑，积极面向沿线国家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及投资产业合作。这不仅有助于国内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和企业国际竞争力培育提升，也有助于缓解沿线国家经济发展面临的资金、技术和产业需求缺口。
4、我与沿线国家建立多个合作机制平台，为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了重要的机制支撑。共建“一带一路”虽然倡导创新合作模式，但并不意味着否定或排斥现有机制平台的作用，或另起炉灶、另搞新机制。事实上，现有的区域合作机制和平台，如上海合作组织、亚信会议、欧亚经济联盟、南亚区域合作联盟、中国-东盟（10+1）、中日韩－东盟（10+3）和区域全面合作伙伴关系（RCEP），以及中阿合作论坛、中国-海合会战略对话、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GMS）、大图们江流域经济合作（GTI）和中亚区域经济合作（CAREC）等双多边、区域次区域合作机制和论坛，不仅可以加以借鉴，而且可以直接运用。从这个意义上讲，共建“一带一路”不仅不会与现有的各种合作机制产生重叠、竞争或冲突，反而会起到某种补充和强化作用，并为其内涵注入新的元素。同样，对现有的一些金融合作机制和制度安排，如“亚洲区域合作基金”、“中国东盟合作基金”和“中国东盟投资基金”等，发挥好其功能作用也至关重要。目前看，由于各自业务功能定位的不同，我国倡导设立的金砖国家银行、亚投行（AIIB）和丝路基金等新型金融机构，对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来说，更多是相互补充的关系，而非竞争和替代的关系。
5、我把自身发展与沿线各国利益紧密结合，顺应时代潮流和各国人民加快发展的意愿和期盼。我国愿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和义务，坚持奉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尊重各国自主选择，在承认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之间多样文明共存、谋求共同发展的基础上，推动沿线各国之间发展经验互鉴和发展资源共享，把世界多样性和各国经济互补性和差异性转化为现实的发展动力和活力。这既能够为亚洲邻国提供更多全球公共产品，也能够为周边邻国搭乘中国发展快车和便车、更多受惠中国持续增长红利提供机遇窗口；这既是通过争取和平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也是通过自身更大发展为人类和平发展作出更多贡献。
不利因素和现实挑战主要有：
1、大国战略介入和博弈加大，对共建“一带一路”形成一定的牵制或掣肘。沿线国家地缘政治复杂敏感，是大国长期博弈和较量的重点区域。从“一带”战略走向看，美国2011年7月提出的新丝绸之路战略，旨在将阿富汗打造为地区的交通贸易枢纽，通过推动南亚、中亚的经济一体化和跨区域贸易，以实现“能源南下”、“商品北上”的战略计划，同时也意在排斥中国并为遏制中国、俄罗斯和伊朗提供战略支点。目前，其重点推动的建设项目主要有土库曼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天然气管道（TAPI）和中亚－阿富汗－南亚电力网（CASA-1000）。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战略，旨在强化其在中亚地区的主导势力范围。这意味着推进“一带”建设必须考虑俄罗斯的因素及其影响力。长期以来，欧盟和日本也都视中亚地区为其战略利益的重点区域，对该地区有着自己的想法和战略利益诉求。目前，中亚是欧盟主要贸易伙伴和能源供应地，而日本上世纪90年代末就已提出“丝绸之路外交”政策。而从“一路”战略走向看，美国2009年高调重返亚太、实行亚太再平衡战略，综合运用其所谓“软实力”和“巧实力”，不断巩固其传统同盟体系，频繁插手地区热点，以强化其在亚太的主导地位。随着美国对亚太地区战略介入加大，我与少数邻国间的矛盾明显趋于激化和复杂化。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对我“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虽然从最初的抵制到消极对待进而转向表示欢迎，但这并不意味着共建“一带一路”就会一帆风顺、一路坦途，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就能如愿健康发展。而地处南亚的印度，不仅重视自身在南亚地区的地位和影响力，而且对中亚和东南亚地区也有着自身的利益诉求，近期提出的所谓“季节”计划，也旨在进一步强化其印度洋的势力范围。未来印度很可能会成为我在亚太地区的重要竞争对手。综上，目前中亚、东南亚、南亚等地区已成为全球各主要大国竞争博弈的战略要塞。尽管我国一再强调“不谋求地区事务主导权、不营造势力范围、不干涉别国内政、不强加于人”，公开声称共建“一带一路”只是“结伴”而非“结盟”，但仍难免会产生与其他大国抗衡的嫌疑。受美俄印等大国战略博弈加大和域内势力干扰增多的影响，未来共建“一带一路”可能会面临相当复杂而敏感的地缘政治生态。
2、部分国家政治局势不稳，对推动深化相互投资及产业合作带来较大的不确定性。一方面，一些沿线国家政局不稳、社会持续动荡，局部地区武装冲突此起彼伏。如，缅甸、泰国民主转型带来的政治风险，巴基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存在的政治不稳定，突尼斯、利比亚、伊朗、伊拉克、阿富汗、叙利亚和也门等西亚北非国家出现的社会震荡和政治冲突，以及一些国家和地区由于民族和宗教问题所引发的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和分裂主义盛行，都会对共建“一带一路”构成现实的威胁。另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为开拓全球市场、并购国外资产、获取国际优质资源和先进技术，我国企业积极开展对外投资，不仅走向发达经济体，也走向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但更多的还是面向那些政治社会环境相对稳定、投资收益较为丰厚的国家。从现实情况看，沿线国家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基础设施建设比较薄弱，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不完善，加上大多投资又以道路、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为主，其投资回报率较低且回本缓慢，有时甚至连能否盈利也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这些都将会制约和影响国外投资者前往投资的意愿和决策，对我国企业来说也不例外。
3、部分国家与我缺乏政治互信，对共建“一带一路”存有疑虑和抵触心理。一方面，部分国家在搭乘我国经济发展快车和便车的同时，对我实施和平发展战略心存疑虑。目前看，中俄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但需要指出的是，俄也对我崛起存有戒心和疑虑，担心我倡导的“一带一路”战略对其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和现存的跨西伯利亚铁路形成替代，或对欧亚一体化进程形成一种制衡和竞争。近期以来，随着美欧对俄实行多轮经济制裁，俄国内经济雪上加霜、不堪重负，俄对我的战略倚重也明显增大。这为中俄双方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而地处西北方向的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耳其等国，历史上都曾是抱有大国梦想的区域性强国，由于历史、文化、宗教和制度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对泛突厥主义与泛伊斯兰主义的中亚走廊也有着与我不同的利益诉求，易与我产生不信任和误解。另一方面，东南亚的越南、菲律宾等国家，与我存在领域主权和海洋权益纠纷，在承认我大国崛起影响力的同时，不断穿梭主要大国之间搞平衡，以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应该说，这些都可能对我与沿线国家开展重点项目合作特别是重大基础设施联通项目建设产生不利影响。
4、沿线省份和国家广而分散，使共建“一带一路”面临较多的现实挑战。一是从国家层面统筹谋划、加强顶层设计、创新体制机制、整合配置多方资源、制定务实可行方案等，不仅是当务之急，也是当前面临的现实挑战。二是针对国内参与省份较多的现实，如何因势利导、找准定位、发挥优势，利用好现有的有机制平台，有序推动形成优势互补、协同开放和联动发展的新局面，应是当前面临的紧迫而重大的任务。三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强劲，但资金需求缺口巨大。世界银行最新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未来全球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投资资金需求每年在１万亿美元左右。亚洲开发银行发布的《亚洲基础设施互联互通（2012）》报告预测，2010－2020年间亚洲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总需求约达8.22万亿美元，平均每年约8千亿美元，占这些国家GDP总和的6.5%。面对未来如此庞大的建设资金需求，如何解决面临的资金缺口难题显然是一个严峻挑战。而从现行的国际金融体系和有关国家金融制度安排来看，共建“一带一路”，虽然可发挥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亚洲区域合作专项基金、中阿共同投资基金、中国－中东欧投资合作基金和中国－欧亚经济合作基金，以及新设立的亚投行和丝路基金、“金砖”国家银行等多个金融合作机制的作用，但由此提供的资金供应量毕竟是有限的，预计未来这方面的资金缺口仍将比较突出。四是如何做好与沿线国家的战略对接和政策沟通，确保编制出的相关规划和方案更具针对性和实用性，无疑是一个重大的现实考验。五是如何在利用好现有合作机制平台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合作模式，平衡各方利益，建立利益共享机制，也将是未来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
作者系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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