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共富:一种区域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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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帅

精华速览: 

本文认为,生态共富本质上是一种区域发展战略。本文构建了天平模型、哑铃模型、竹节模型来认识生态共富的理论逻辑。文章强调,推进实现生态共富,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推动三次分配的制度机制完善。初次分配讲效率兼顾公平, 再分配讲公平兼顾效率,第三次分配讲自愿、讲道德。文章还就生态共富与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展开分析。

生态共富本质上是一种区域发展战略,战略的落地以区域为载体,战略的实施以区域空间为范围,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解决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以下简称“三大差距”)问题,助力完善三次分配体系, 推动基本公共服务的一体化、均等化提升, 着力擘画“ 生态文明+ 共同富裕”的美好画卷。

生态共富的理论逻辑

认识生态共富,可通过生态共富的天平模型、哑铃模型、竹节模型三个模型,来理解其理论逻辑。

(一)天平模型

生态共富是以良好生态为辨识度和驱动力的共同富裕。从天平模型来看, 生态共富是一个整体概念。天平的一端表征为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着力推动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将共同富裕建设在良好生态环境的基础之上。天平的另一端表征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将生态环境优势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优势,推动实现共同富裕。

整体而言,生态共富表征着一定区域的均衡发展,是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复杂巨系统的总体均衡,对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二)哑铃模型

生态共富是连接生态文明与共同富裕的“路”和“桥”,着眼于两者的同频共振,产生“1+1>2”的效能。从哑铃模型来看,生态共富强调链接、互促、协同,一端着眼于做大“蛋糕”, 通过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运营“两山”合作社等,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另一端着眼于分好“蛋糕”,通过生态资源资产入股、村集体增收、生态产业扩大就业、公共服务提升等,推动实现共同富裕。

生态共富是做大“ 蛋糕” 与分好“蛋糕”的互促与协同。一方面,做大“蛋糕”是分好“蛋糕”的物质前提。通过“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高效转化,推动做大生态共富“蛋糕”。“蛋糕”不大,分得再好,意义也不大。另一方面,分好“蛋糕”也是进一步做大“蛋糕”的激励机制。通过完善分股金、拿租金、挣薪金等利益共享机制, 让生态资源资产的拥有者、保护者得利,为“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产业化开发创造良好氛围,促进“蛋糕”进一步做大。

(三)竹节模型 

从竹节模型来看,生态共富是一个结果,也是一个过程,由一系列事件构成,是发展过程与发展目标的统一。依据区域发展的现实状况、经济基础、自然生态、社会条件等,可以制定不同的生态共富策略和标准。不同条件的区域推动生态共富,无论从结果看还是从过程讲,都会呈现因时、因地、因人、因文化的差异,但总体而言,都是分阶段推进、逐步提升, 而不是“ 一碗水端平”、一蹴而就。

推进生态共富,是一系列事件在一定时空范围内持续发生,通过共同劳动、共同创造、共同奋斗、共享“ 蛋糕”,在高水平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将“绿水青山”的经济价值逐步转化出来,实现共同富裕。

生态共富与推动缩小“三大差距”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明确指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要以解决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等问题为主攻方向,更加注重向相对欠发达的农村、基层等倾斜。这些地区恰恰是“绿水青山”资源相对集中和丰裕的区域,是实现共同富裕、培育中等收入群体的重点区域、薄弱区域。实施生态共富区域战略,就是要在这些地区因地制宜、持续发力,通过改革创新,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一)推动缩小城乡差距 

生态文明建设的主战场在乡村,生态共富的主战场也在乡村。乡村不仅是农业生产的空间载体, 也是生态资源资产的主要分布区、生态产品的主要供给区、生态产业的主要支撑区。土地资源是人类社会发展最为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与资本、劳动力、技术等共同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发展,生态资源资产也主要依托土地存在和发展。城乡差距问题的产生,与我国城乡土地制度安排的三个“二元”(即城乡土地的二元所有制、城乡土地的二元市场、地方政府的二元角色)特征紧密相连,直接影响着乡村生态资源资产的产业化开发与经营。

山、水、林、田、湖、草、沙等有形生态资源和清新空气、碳汇、释氧等无形生态资源,都依附于土地。乡村地区生态资源资产丰富,通过土地、海域、金融等方面政策供给,可加快推动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

将乡村的生态资源资产盘活利用, 并对其进行经营开发,让资金、人才、技术、理念等生产要素进入乡村,推动生态经济、美丽经济向更多产业拓展, 带动生产方式、组织方式、发展模式的变革,促进乡村的高质量发展,缩小城乡差距。

(二)推动缩小地区差距 

从区域角度来看,以浙江省为例, 地区差距主要体现在山区县和海岛县上。浙江省山区县面积约为全省陆域面积的45%, 常住人口约占15%, 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此外, 浙江省还有6 个海岛县。长期以来, 这些区域受限于交通、土地、能耗、环境容量、资金等,发展的内生动力不足,是全省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重点关注地区。同时, 这些地区积淀了丰富、优质、价值巨大的生态资源资产,有大量生态产品可供给,适宜走生态共富的特色发展之路。“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将推动这些区域的高质量发展,缩小地区差距。

以浙江省山区县为例。浙江省山区县主要包含衢州市、丽水市的所辖县(市、区),以及杭州市、温州市、台州市、金华市的部分县,这些地区是全省重点支持发展的较落后地区。这些地区已经形成一些依托生态资源、促进共富的生态产业,例如,常山胡柚、磐安中药材、开化清水鱼、江山夯土房民宿等生态特色产业。这些生态特色产业促进了当地百姓的增收致富。

(三)推动缩小收入差距 

实现共同富裕,要推动形成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结构,重点关注技术工人、科研人员、中小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高校毕业生、高素质农民、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进城农民工、低收入农户、困难群体等九类群体。推动生态共富, 主要发展生态农业、林下经济、生态旅游、康养休闲等生态环境依赖型产业,同时也关联数字经济、洁净医药、精密仪器等生态环境敏感型产业。这些生态产业的发展将直接惠及中小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高校毕业生、高素质农民、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进城农民工、低收入农户等群体,对缩小收入差距具有积极意义。 

生态共富与三次分配

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推进实现生态共富,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推动三次分配的制度机制完善,初次分配讲效率兼顾公平,再分配讲公平兼顾效率,第三次分配讲自愿、讲道德。 

(一)生态共富与初次分配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础分配制度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它不只是按劳动来分配,还按多种要素来分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管理和数据等要素都应由市场配置,并按各自的贡献获得回报。

推进实现生态共富,通过培育生态产业,促进乡村、良好生态地区的就业,提升土地要素价值,增加技术、管理、数据等要素价值。依靠市场机制, 可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助力人民群众增收。政府加强生态产品经营开发的要素供给,为生态产品的市场化开发和产业化经营创造条件。同时,也需要增加制度机制供给,推动生态资源资产产权改革,拓展农村土地的用益物权,助力村集体、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

(二)生态共富与再分配

初次分配主要在市场主体端,再分配则由政府主导,更侧重对公平的考量, 包括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推进生态共富,要在建立统一大市场的基础上,制定有利于推进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的税收政策,引导和激励相关主体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更重要的是,要着眼于生态保护的外部性效应,建立健全面向共同富裕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形成以生态保护成本为主要依据的分类补偿体系,让受益者付费、保护者受益,实现共同富裕与生态保护的同频共振。浙江省省级财政政策主要包括区域协调财政专项激励政策和绿色转化财政专项激励政策。

(三)生态共富与第三次分配 

第三次分配一般指由公益慈善机构和志愿者组织主导,按照自愿原则, 以募集、自愿捐赠等慈善公益方式对社会资源和财富进行的分配。其核心是政府制定激励促进机制,引导高收入群体增强社会责任感,共同推动实现共同富裕。推进生态共富,应引导壮大绿色慈善和公益事业,鼓励大企业、家族信托基金持有者、高收入工作者等“先富群体”,以慈善、公益的形式,通过联合开发、技术转移、人才培训、生态保护修复、绿色产品认购、生态环境体验等方式,参与共同富裕事业。

生态共富与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

在生态共富的谋划和推动中,要重点把握两个方面:一是实现生态共富与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协同推进;二是借力生态共富发展的增量“蛋糕”来补齐基本公共服务的短板。 

(一)生态共富与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协同推进

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要更加关注山区海岛县,更加关注农民农村, 更加关注教育、医疗、养老三大民生领域。这些领域与生态共富关注的重点区域、重点群体及亟须补齐的短板高度一致。教育、医疗、养老等配套公共服务的完善,能够为生态资源资产的开发、新人群的导入、新产业的形成创造有利条件,反之同样成立。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与生态共富具有很强的协同效应。例如,近年来浙江安吉等地依托良好的生态资源及配套设施,吸引了大批数字游民及相关产业,在带动地方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乡村公共服务配套的进一步完善。要实现新增公共服务设施的可持续运营,就要将当地村民对基本公共服务的需求和数字游民等新乡人的增量需求结合起来,统筹兼顾实现“自我造血”功能。

(二)补齐基本公共服务的短板

社会保障是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目前,不同区域间、不同群体间社保待遇差距仍然较大,表现为农民养老待遇偏低,尤其是基础养老金水平较低。农村地区有大量闲置资源、资产,通过深化改革、创新政策供给,可以实现产业化开发,并形成生态共富的增量“蛋糕”。这些增量收入建议优先用于改善农村群众的社保待遇。同时,还应进一步强化社保政策统筹,统一规范投保范围、筹资标准、赔付机制、运营监管等基本政策,逐步实现省级统筹。

(本文节选自《生态共富的理论、模式和政策研究》一书,中国发展出版社, 2025 年6 月第1 版) 

作者为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生态研究室副主任、高级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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