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哲
精华速览：
当前，我国正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企业国际化布局的战略需求更加迫切，“走出去”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总体看，中国企业出海步伐持续加快，并呈现量质齐升的特点。中国企业出海正处于由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的关键阶段。本文系统梳理中国企业出海的新趋势，深入分析面临的主要风险，并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拓展国际循环”“拓展双向投资合作空间”“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一系列重大部署为中国企业出海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当前，我国正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企业国际化布局的战略需求更加迫切，“走出去”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
同时，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经济结构深度调整，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绿色低碳与数字化转型持续推进。国际经贸规则加速演变，保护主义和碎片化趋势明显上升，地缘政治因素对企业跨国经营的影响日益突出。在我国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背景下， 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明显增加，对企业的跨国经营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当前，中国企业出海正处于由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的关键阶段。本文系统梳理中国企业出海的新趋势，深入分析面临的主要风险，并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建议，以期为政府决策和企业出海实践提供参考。
中国企业出海的新趋势
近年来， 中国企业出海展现出强劲韧性。投资规模稳中有进， 绿地投资占比持续提升，“ 新三样”（ 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光伏产品） 产业引领制造业加速出海，“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东盟国家成为投资增长最快的区域， 民营企业和地方企业投资活力明显增强， 境外经贸合作区带动产业集群协同出海。这些新趋势反映出中国企业正在主动适应全球化新格局， 优化全球布局， 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
（一）投资规模稳中有进，大国地位持续巩固
从总体趋势看， 中国企业出海步伐持续加快，并呈现量质齐升的特点。根据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的《2024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24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到1922 亿美元， 同比增长8.4%，金额创历史次高；对外投资存量达3.14 万亿美元， 位居全球前列。
从发展阶段看， 中国对外投资已进入稳定增长期。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累计对外直接投资达1.87 万亿美元， 相当于2024 年末存量规模的59.6%， 连续9 年占全球份额超过一成。尽管面临复杂的国际环境， 中国企业出海步伐依然稳健， 对外投资目的更趋理性， 盲目投资和非理性行为得到有效遏制。中国作为对外投资大国的地位持续巩固， 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重要动力。
（二）绿地投资占比提升明显，跨境并购依旧低位运行
绿地投资仍是带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的主要方式。2024 年， 绿地投资占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86.6%， 占比持续保持高位。与此形成对比的是，跨境并购继续处于偏低水平。2024 年， 中国企业共在66 个国家（ 地区） 实施并购项目373 个，并购交易总额为256.9 亿美元， 尽管同比增长24.9%， 但总体规模仍为2010 年以来第三低位。
绿地投资占比持续上升， 跨境并购长期低迷， 主要是外部审查环境逐渐趋紧所致。近年来， 主要发达经济体不断提高外资审查强度，特别是在技术、基础设施等领域，以国家安全审查为由，对中国企业设定更多限制条件， 中国企业在实施并购时面临更高的成本和更大的不确定性。在此形势下，企业逐步调整海外布局， 更加倾向以绿地投资方式开展对外投资。绿地投资既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审查阻力， 提高经营的稳定性， 也更容易通过创造就业和参与当地产业合作获得东道国政策支持。总体看， 绿地投资将在今后较长时期内继续成为中国企业出海的主要方式。
（三）制造业投资快速增长，“新三样”产业引领出海
2024 年， 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到375.4 亿美元， 同比增长37.3%， 占当年总流量的19.5%。“ 新三样” 产业表现尤为突出， 成为制造业对外投资增长的重要动力。在全球绿色转型加快、贸易壁垒增多的背景下， 这些企业加快出海， 通过本地化生产提升市场准入能力， 并扩大国际市场份额。
新能源汽车企业的出海速度最快。围绕欧洲、北美等主要消费市场， 多家中国头部车企在德国、匈牙利、墨西哥、泰国等地建设生产基地， 逐步构建覆盖欧洲、北美和东南亚的制造网络。随着海外产能释放， 部分企业开始推动零部件和整车配套环节同步布局，加速形成本地化供应链。锂电池企业的全球产能布局同步提速。受新能源汽车与储能需求增长带动，多家中国企业在匈牙利、印度尼西亚、泰国等地建设电池生产项目，满足当地产业发展需要。部分企业还向上游延伸，在资源富集国家推进锂矿、镍矿等开发项目，增强原材料保障能力。光伏企业的海外投资规模也在扩大。面对欧美贸易限制， 中国光伏企业在东南亚、中东、中亚等地区推进组件制造项目， 乌兹别克斯坦、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等国成为投资重点。一些企业还在当地布局硅料、硅片等生产环节， 进一步延伸光伏产业链供应链。
（四）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东盟地区投资快速增长，战略地位日益凸显
近年来， 全球投资保护主义抬头， 地缘政治风险加剧，中国对外投资的区域布局发生结构性调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东盟地区政策环境友好、地理位置邻近，成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增长最快的区域，投资增速明显高于整体水平。
“一带一路”投资持续深化，合作领域不断拓展。自2013 年共建“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以来，中国已同150 多个国家、30 多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 余份合作文件，合作范围覆盖大多数建交国。十余年来，“一带一路”投资合作由早期以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为主，逐步向制造业、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等领域延伸。2024 年，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 共建国家直接投资流量达509.9 亿美元， 同比增长22.9%， 增速远高于8.4% 的整体水平。截至2024 年末， 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设立境外企业1.9 万家，直接投资存量达3700.8 亿美元。中国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投资， 改善了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条件，有力推动了其工业化进程，也为中国企业进入新兴市场、优化全球布局提供了重要支撑。
随着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加速， 东盟在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布局中的战略地位日益凸显。一方面， 国内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持续上升， 推动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外转移。另一方面，美欧等发达国家对华加征关税， 促使企业通过在东盟建厂来规避贸易壁垒、降低出口成本。2024 年， 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流量达343.6 亿美元， 同比增长36.8%， 创历史新高。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泰国和越南是主要承接地， 投资集中在电子信息、纺织服装、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等行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 C E P） 生效后带来的关税减让和贸易投资便利化政策， 进一步增强了东盟对中国企业的吸引力。
（五）民营企业对外投资占比过半， 地方企业成为增长主力
从所有制结构看，民营企业已成为我国对外投资的重要力量。2024 年，非公有控股经济主体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913.7 亿美元，同比增长24.6%，占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总额比重达54.3%， 较上年提升8.2 个百分点；公有控股经济主体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770.5 亿美元， 同比下降10.2%， 占比45.7%。民营企业对外投资快速增长，主要得益于其在新兴产业领域的竞争优势。在“新三样”产业以及跨境电商、数字服务等领域，民营企业能够快速响应国际市场需求。
从投资层级看， 地方企业成为投资增长的主要动力。2024 年， 地方企业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流量1084.3 亿美元， 同比增长16.8%， 占非金融类流量的64.4% ； 中央企业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流量599.9 亿美元， 同比下降9.4%， 占非金融类流量的35.6%。地方企业对外投资活跃主要集中在沿海经济发达省份，广东、浙江、山东、上海、江苏位列全国前五。这些地区制造业基础雄厚、外向型经济特征明显， 既有大量民营制造企业寻求海外市场和生产基地， 也有地方国企参与区域投资合作， 形成了多层次的出海格局。
（六）境外经贸合作区带动作用增强， 产业集群协同出海
境外经贸合作区作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平台，在推动企业“抱团出海”、形成产业集聚效应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境外经贸合作区类型包括加工制造、资源利用、农业加工、商贸物流和科技研发等，分布于亚洲、非洲、欧洲、美洲等地区。
境外经贸合作区通过集群式发展模式，有效解决了单个企业“走出去” 面临的信息不对称、配套不完善等问题。园区集中提供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政策咨询等支持，降低了企业进入门槛和运营成本。链主企业带动配套企业共同入园，在东道国快速形成产业集群，提升了中国企业在海外的整体竞争力。同时，境外经贸合作区正成为连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枢纽。依托合作区平台，中国企业能够更好地融入东道国经济， 并利用当地资源和市场优势辐射周边地区。这种产业集群协同出海的模式， 正在从传统制造业向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等领域拓展， 发展空间较大。
中国企业出海面临的风险挑战
经过二十多年快速发展，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已稳居全球前列。同时要看到，当前中国企业出海正面临更加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地缘政治博弈加剧，发达国家投资审查趋严，全球跨国投资持续低迷，东道国本地化要求不断提高，热门产业竞争日益激烈。多重风险挑战使得企业跨国经营的难度与不确定性明显上升， 对政府引导和企业应对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一）地缘政治风险加剧，发达国家（地区）投资审查趋严
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深刻调整， 对国际投资环境产生重大影响。同时，中国企业面临的投资审查压力尤为突出。2025 年2 月， 美国政府出台《美国优先投资政策》备忘录，将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审查范围从关键技术、基础设施扩展至医疗、农业、能源、原材料等战略行业，并首次提出将绿地投资纳入审查。2025 年4 月，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通过修订后的《外国直接投资审查规则》，将媒体服务、关键原材料、运输基础设施等纳入强制审查范围，并授权欧盟委员会主动干预成员国审查。这些审查政策名义上适用于所有外国投资者，但在实际执行中往往对中国企业更加严格。审查周期长、标准不透明、结果不可预测，使得中国企业在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投资面临更大不确定性。
（二）国际投资持续走弱，跨国经营面临更大外部压力
当前， 国际投资仍处于深度调整期。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的《2025 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24 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名义增长4%， 达到1.5 万亿美元，但剔除欧洲金融交易影响后实际下降11%，连续两年出现两位数降幅。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的《全球投资趋势监测报告》第49 期指出，2025 年上半年， 全球投资状况持续低迷。全球范围内的外国直接投资下降3%，已连续第三年呈下降趋势。该报告强调，由于多种因素叠加， 国际投资环境前景仍然充满挑战。
国际投资持续走弱， 给中国企业出海带来挤出效应。全球投资规模收缩导致优质项目稀缺， 存量博弈愈发激烈，项目回报周期延长，融资难度明显上升。特别是在中国企业深耕的发展中国家市场，项目落地面临更多不确定性。在此背景下， 中国企业跨国经营面临更大外部压力， 必须审慎评估投资机会， 在保证风险可控的情况下寻求机遇。
（三）本地化要求不断提高，运营管理难度加大
随着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调整， 不少国家在吸引外资的同时更加重视本国产业和就业保护。本地化要求由早期的建厂设点，延伸至生产、运营、管理等多个环节。在制造环节， 一些国家对本地用工比例、零部件采购率提出明确要求， 部分国家还通过合资要求、持股比例限制等安排， 提高本地企业参与度，推动技术向本国转移。在合规层面， 监管要求持续趋严。例如， 越南实施严格的数据保护制度， 要求数据必须存储在本地； 欧盟《新电池法》对碳足迹披露、供应链尽职调查提出更高标准。这些制度性要求抬高了市场准入门槛， 中国企业过去依赖产品输出或资本投入的模式难以延续。
更高的本地化要求意味着企业必须投入更多资源建设海外产能，并逐步建立稳定的本地运营体系。企业不仅要承担更高的合规成本，还需应对跨文化管理等复杂挑战，这对企业全球资源配置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对于国际经营经验有限、专业人才储备不足的国内中小企业而言，在当地运营时容易遭遇文化冲突、管理失当等问题。
（四）热门产业竞争加剧，市场准入难度持续上升
在新能源、数字经济、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国际竞争正由贸易摩擦转向针对中国优势领域的制度性施压。2024 年， 美国301 关税复审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100% 关税。2025 年，这一趋势从关税手段延伸至规则体系和供应链环节。2025 年10 月，美国参议院通过将《生物安全法案》作为修正案纳入2026 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的动议， 拟禁止联邦机构与特定生物技术公司签订合同。此举反映出美国对中国生物技术企业政策倾向趋严， 或将对中国医药企业布局海外业务造成影响。
欧盟在数字和绿色领域的制度规则也持续收紧。2025 年8 月，欧盟《人工智能法案》中关于通用人工智能的监管条款正式生效，对进入欧盟市场的中国AI 模型提出了较高的数据透明度与版权合规要求。2025 年9 月，《欧盟数据法案》全面实施， 强制要求智能设备制造商向用户开放相关数据， 这对大量布局欧洲市场的中国智能家居与物联网企业构成了严峻的数据治理挑战。加之2025 年2 月生效的欧盟电池碳足迹强制申报规定， 中国企业在多个热门赛道面临更为严苛的市场准入标准。在此形势下，中国企业依靠成本优势拓展海外市场的空间被大幅压缩，不得不加速转向技术出海、本地化经营之路。
推动中国企业高质量出海的对策建议
当前， 中国企业出海在规模稳步增长的同时， 正面临多重风险挑战。推动企业高质量出海， 既需要政府优化顶层设计、完善服务保障， 也需要企业提升自身能力、加强风险防控。应坚持系统思维、底线思维， 从管理体系、服务平台、产业布局、风险防范、能力建设等方面协同发力， 为中国企业在全球市场行稳致远提供有力支撑。
（一）优化宏观统筹，构建现代化对外投资管理体系
为适应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要求， 亟须优化对外投资顶层设计， 推动管理模式从传统行政审批为主向法治化、规范化的服务型管理转变。加快完善对外投资领域法律法规体系建设， 明确权利义务边界， 使企业能够在稳定、透明的制度框架内开展经营。打破部门间的壁垒，强化商务、发改、外交及外汇等部门政策协同， 建立高效的跨部门联动机制， 加快形成政策合力。
在具体实践中， 应着力构建全链条、数字化的动态管理机制，统筹发展与安全。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技术手段，对海外投资项目实施全生命周期的跟踪服务，及时识别非理性投资和异常资本流动，从源头上防范化解风险。同时， 建立健全产业外迁评估与引导机制， 引导企业在优化全球布局的同时注重将产业链核心环节留在国内， 实现开放发展与产业安全的良性互动。
（二）强化要素协同，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
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打破“信息孤岛”， 实现央地联动、境内境外贯通。在国家层面， 应加快将现有的公共服务平台升级为国家级海外综合服务平台， 通过数据集成实现政策发布与项目对接互联互通。在地方层面， 鼓励外向型经济发达地区开展首创性探索， 打造集政务服务、商事法律、跨境金融等于一体的出海综合服务港。在海外市场， 依托驻外经商机构和商协会， 在重点国别和地区布局建设海外综合服务站， 形成境内境外无缝衔接的服务闭环。
提升专业服务能力，打造全流程跟随的出海服务集群。针对企业在跨国经营中面临的痛点，引导和支持法律、会计、咨询、知识产权及数字技术等专业机构增强全球服务能力，与实体企业协同拓展国际市场。在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中，进一步拓展服务功能，将其打造为产能集聚和合规咨询的综合平台。同时，政府应积极利用双边合作机制，妥善应对贸易投资摩擦，为企业营造安全有利的外部环境。
（三）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
针对当前部分热门行业存在的“一哄而上”、重复建设及无序竞争问题， 政府和行业组织需加强引导，推动企业理性布局。特别是在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等竞争激烈的领域，应建立行业性协调机制，鼓励企业组建产业联盟， 在海外市场加强沟通协调，防止“内卷式”竞争。引导企业将核心研发与高端制造环节留在国内，加工组装环节有序外延，形成垂直分工合理、上下游紧密联动的跨国生产体系。
在区域布局与落地模式上，实施差异化和集群化策略。对于东盟、中东等新兴市场，发挥好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 引导上下游配套企业协同出海，依托境外经贸合作区打造产业集群，降低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对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重点聚焦基础设施建设、能源资源开发及新兴产业合作。对于欧美等发达市场，侧重于技术合作和市场渠道建设，通过灵活多样的投资方式融入当地产业生态。
（四）健全风险防范体系，强化海外权益保护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规模持续扩大， 面临的风险也日益复杂多元。政府需要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风险防范和权益保护体系， 为企业出海提供坚实保障。
一是要建立全球风险监测预警网络。对主要投资目的地的政治、经济、法律、安全等领域风险进行持续跟踪评估，建立分级预警机制，及时向企业发布预警信息。在重点投资目的地设立综合服务站，为企业提供政策咨询、信息服务、权益维护等支持。
二是要强化权益保护和争端解决机制。完善境外商务投诉服务平台， 及时帮助企业应对不公平待遇。充分发挥政府间对话机制作用，就企业在境外遇到的重大困难，与东道国政府协商解决。推动与更多国家签署投资保护协定，为企业提供制度保障。扩大出口信用保险和投资保险的承保范围， 针对地缘政治风险、汇率风险、政策变更风险等开发专项保险产品， 帮助企业有效管控风险。加强领事保护和安全保障， 健全境外安全风险应急响应机制， 及时处理涉及中国企业和人员的安全事件。
（五）提升企业国际化能力，夯实出海发展基础
中国企业需要在人才、合规、社会责任等方面加快补齐短板，提升国际化经营水平。
一是要加强国际化人才队伍建设。企业应建立有竞争力的薪酬和激励机制， 吸引具有全球视野、跨文化沟通能力的高端人才。加大对现有员工的国际化培训力度，提升其在跨文化管理、国际法律、国际商务等方面的能力。重视本地化人才的培养和使用，适度将关键岗位交给本地管理人才，实现管理团队的国际化和本地化融合。
二是要强化合规管理能力。建立健全合规管理体系，将合规理念融入企业治理的各个环节。在投资前进行充分的合规尽职调查，深入研究东道国的法律法规。建立专业的法律、税务、合规团队，定期开展合规审计和风险评估。重点关注外资审查、数据保护、环保标准、劳工权益、反腐败等领域的合规要求， 确保企业在海外合法合规经营。
三是要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尊重当地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等，保护生态环境，促进当地就业，积极参与社区建设和公益事业。通过融入当地社会， 赢得东道国政府和民众的信任和支持， 为企业长期发展创造良好外部环境。
作者单位：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