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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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编自毕马威企业咨询（中国）有限公司发布的《2025 年中国首席执行官展望》报告，重点呈现中国企业管理者对于中国企业出海的展望。本文提出的主要观点包括：能源、科技类中国企业全球化布局加速；战略资源布局成为中国企业出海的首要驱动因素；新兴市场对中国出海企业的吸引力进一步提升；中国企业出海路径的转变凸显其本地化进程的加深。在全球经贸格局深度调整的背景下，中国企业的出海策略正在从积极扩张转向理性深耕。
2025 年11 月，毕马威企业咨询（中国）有限公司（下称“毕马威中国”）发布了《2025 年中国首席执行官展望》报告。该报告基于毕马威中国在2025 年5 月—8 月期间对114 名中国企业的首席执行官展开的调研，展现了中国企业管理者对当前经济增长及企业发展趋势的研判。本文节选自该报告，重点呈现这些企业管理者对于中国企业出海的分析与展望。
总体看来，中国企业的出海战略已从积极扩张转向理性深耕。在全球经贸格局深度调整、供应链加速重构的背景下，中国企业争当全球产业链链主，从被动式、依附式的出海模式向独立的市场开拓者转变，主动进行战略资源布局， 以服务整个区域市场。通过与本地伙伴建立股权或战略层面的深度合作，出海企业能够共享当地的政策红利与渠道、供应链资源，并在长期竞争中掌握主动。
能源、科技类中国企业全球化布局加速
在全球经贸格局深度调整、地缘政治因素不确定性持续存在的背景下，中国企业2025 年的出海策略呈现出从积极扩张转向理性深耕的态势。多极化发展趋势下，不同区域市场的增长潜力和风险特征分化明显，促使中国企业更加注重出海的节奏与质量。中国企业的出海决策转向更为谨慎的战略布局。已出海企业将持续在海外市场深耕，进入更注重稳健经营和深度本地化的阶段。
在这一过程中，部分中国企业可能出现业务回流和区域调整的趋势。主要源于三方面因素：一是部分企业在海外运营中发现当地市场潜力或盈利水平未达预期，而国内产业链配套等比较优势依然明显，促使企业重新配置资源。二是一些国家（地区）营商环境变化、政策不确定性增加，促使企业主动收缩非核心市场。三是在全球供应链重构过程中，近岸外包和本土化布局趋势推动了部分产能的区域性回流。
分行业看，工业制造业方面，调研显示，有36% 的企业管理者表示其所在企业已经出海，这一比例较2024 年持平。这表明已出海的制造业企业正通过持续的本地化部署来巩固其海外布局。计划出海的企业比例较2024 年下降9 个百分点，这反映出企业的出海决策更为审慎。工业制造业作为重资产行业，其出海决策依赖长期战略规划与供应链的整体协同。在全球供应链重构、成本及地缘政治因素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中国企业不再盲目追求出海速度，而是更关注前期对出海目的地市场风险、政策合规、成本结构的全面评估。这也体现出工业制造业企业进入了以系统性风险管控为前提的出海阶段。
调研显示，受访的科技类行业企业中，已经出海的比例达50%，较2024 年提升6 个百分点。越来越多的科技企业不再选择观望，而是将全球化作为企业发展的必选项。
科技企业对外投资比例的上升由三重因素拉动。一是在国家战略的引导下， 中国科技竞争力的整体提升。科技企业具备了多层次的出海动能。得益于“数字丝绸之路”建设以及数字服务贸易方面的政策支持，深度融合通信与流程管理优势的协同办公平台在海外市场快速拓展；领先的云计算服务商则通过输出“云+ 解决方案”模式为出海企业提供数字化底座；在数字内容与社交应用领域，中国短视频平台的成功出海不仅是产品层面的突破，更是其算法推荐和运营体系的全面输出；在人工智能与大数据领域，虽然基础模型研发与国际顶尖水平尚有差距，但中国科技企业发挥提供应用端解决方案的优势，将智慧城市、金融科技等解决方案成功落地至东南亚、中东等地区。
二是科技企业的业务模式具有数字全球化的天然优势。相较于传统制造业， 科技服务企业出海具有“轻资产、快迭代、强网络效应”的特点。轻资产运营意味着其核心产品，如软件、算法和数字内容等，可通过云端实现近乎零成本的全球分发，无需重金投入海外生产设施建设。快速迭代能力使其能够基于用户数据持续优化产品功能和本地化策略， 迅速响应不同市场的偏好。此外，社交、电商及协同办公等平台型业务极易形成网络效应，早期用户积累可自然转化为强大的市场基础，推动业务进入自发性增长轨道。与此同时，数字服务的跨境交付受传统关税壁垒和物理供应链中断的影响较小，使其能在复杂的国际贸易环境中保持较强的运营韧性。
三是科技服务对制造业深度赋能， 共同构建企业出海的核心竞争力。制造业出海高度依赖研发设计、品牌营销、国际物流、售后维护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全链条支持。数智技术发挥着关键的赋能作用，通过提供海外市场的数据分析、数字化营销渠道和本地化运营工具，显著提升了制造业企业从产品研发到市场推广全流程的效率。随着数智技术的持续迭代与应用场景的不断拓宽，其将更深入地嵌入设计、营销乃至售后服务的各个环节，形成以技术驱动为核心的服务业新生态，推动中国出海企业实现从价格优势到价值优势的转型。
中国企业的全球化进程正在迈入新阶段。过去更多的是“中国制造”把产品卖到全球，是产品出海。现在是“中国制造”在海外本地化生产，同时“中国服务”为其保驾护航并独立开拓市场， 形成了制造出海与服务出海并举的格局。未来将进一步演化为生态出海，即中国的资本、技术、产品、标准、商业模式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在全球市场落地并参与市场竞争。
除了制造业与服务业之外，能源行业出海的比例同样较高。调研中56% 的能源行业企业CEO 表示其所在企业已经出海。能源行业较强的出海意愿或由于其战略资源在全球分布。一方面，在各国推进能源自主与低碳转型的背景下， 中国企业通过投资海外光伏、风电、氢能等项目，能够快速接入国际绿色技术体系，积累碳管理经验。另一方面，能源合作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重点领域，企业通过参与“一带一路”沿线的电网升级、电站建设及清洁能源开发， 不仅优化了东道国的能源结构，也提升了中国在国际能源治理中的话语权。此外，地缘政治因素加剧了传统能源供应链的风险，出海布局有助于形成多元化的供给渠道，增强中国能源安全的韧性。因此，中国能源企业的全球化不仅出于资源获取，也是融合绿色转型、战略协同与风险管理的系统性部署。
战略资源布局是中国企业出海的首要驱动因素
调研显示，77% 的受访企业CEO 将战略资源布局作为企业出海的驱动因素， 较2024 年提升10 个百分点。对于大部分出海企业而言，出海旨在获取、整合和优化全球范围内的关键战略资源，包括在目标市场设立本地化研发、设计和营销中心，以更贴近当地市场与消费者； 获取能源与原材料，保障供应链稳定； 在资本市场活跃、有税收优惠或产业政策支持的地区布局，以更好地利用全球资本等。这些趋势与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紧密相连。中国企业通过全球布局，向提供高附加值的研发、设计、品牌营销和服务解决方案延伸，构建以技术创新、品牌价值和全球运营能力为核心的综合竞争优势。
调研中有45% 的受访CEO 认为， 供应链的多元化需求是其所在企业出海的主要因素之一，该比例较2024 年提升6 个百分点。在地缘政治冲突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国际形势背景下，供应链安全成为企业全球布局的底层逻辑。26% 的受访CEO 表示， 企业正在积极探索新的市场机遇，以应对地缘政治风险。中国企业的应对策略从区域集聚演进为在多个市场构建产能的多点布局， 以系统性提升供应链整体的抗风险能力和韧性。
调研显示，随着国内市场变化，出海成为一些行业企业生存发展的必选项。例如，新能源汽车、智能手机等先进制造业企业需要通过开拓东南亚、中东等新兴市场来维持规模效应；互联网科技行业同样需要通过全球化布局来获取新的用户增长空间。这些企业正通过国际化运营来建立更加可持续的业务增长模式。
与2024 年相比，海外品牌建设不再是中国企业出海的主要驱动因素，占比从41% 降至26%。这意味着受外部环境影响，中国企业的出海战略重心出现转移。在欧美等发达经济体中，隐私保护法规使得精准营销变得更具挑战；而部分地区对中国品牌的信任不足，也抬高了中国企业在当地进行品牌建设的成本， 使得企业对此更为审慎。
随着中国企业自身竞争力的提高， 企业从被动式、依附式的出海模式向主动进行战略资源布局和开拓新市场转变， 从作为配套企业跟随客户出海向主动进行全球战略布局转变，以服务整个区域市场，成为独立的市场开拓者。
新兴市场对中国出海企业的吸引力进一步提升
在出海目的地的选择上，中国企业更加转向东南亚、中东等对华经贸合作更积极、市场准入相对友好的新兴市场， 这也是中国企业分散地缘政治风险、提升供应链韧性的战略选择。
调研显示，东南亚地区继续成为中国企业出海的首选地，60% 的受访企业将其列为出海目的地。东南亚地区庞大的消费市场潜力、较低的劳动力成本以及贸易法规与招商引资政策是吸引中国企业出海的重要因素。
中东、南美及非洲等新兴市场对中国企业的投资吸引力持续提升，分别有26%、11% 的受访企业将中东地区及非洲作为其主要出海地区，较2024 年分别增加了4 个、5 个百分点。中国企业将南美地区作为主要出海地的占比从2024 年的6% 提升至15%，增加了9 个百分点。
中东海湾六国的经济转型需求及与中国的双边贸易利好为中国企业提供了巨大的商机，尤其是在能源（包括新能源）、基础设施建设、金融服务、制药及生命科学等领域。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中东国家正在推动石油经济向数字经济转型，为中国企业提供了机遇。例如沙特政府持续推进智慧城市建设， 有大量的数据中心及对境内外数据安全合规存储的需求，中国企业在这些领域展现出了强大的竞争力。
拉美地区则因其丰富的矿产资源以及欧美“近岸外包”的区位优势，吸引了中国新能源与制造业企业在这里加强布局。同时，拉美地区人口基数大、消费需求持续升级，例如巴西新能源汽车市场增速较快，驱动中国车企通过本地化生产辐射整个拉美市场。
非洲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合作区域，中国企业在这里的投资和经济建设活动主要集中在传统制造业及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中国企业在农业、能源、矿业、数字经济、医药、物流等领域的投资也持续推动了非洲产业链的转型升级，助力其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进程。
美国被36% 的受访CEO 列为其所在企业的主要出海目的地，较2024 年下降11 个百分点。美国仍然是中国企业出海的主要目的地。美国市场庞大的消费能力、成熟的商业环境与创新生态仍具有不可替代的吸引力。为规避中美关税摩擦带来的成本压力，部分中国企业调整供应链布局，通过在美国本土投资设厂等方式，将生产环节直接放到目标市场。此外，已在美建立市场基础的中国企业更倾向于深化本地化运营，而非轻易退出。
中国企业出海路径转变凸显其本地化进程加深
在出海路径的选择上，本次调研显示，中国企业主要的三种出海方式为当地承销代理商合作（28%）、合营（26%） 以及绿地投资（26%）。选择与当地代理商合作的企业比例较2024 年大幅下降， 而合营的占比显著提升，体现出企业从单纯依赖本地经销商或建立代销渠道转向深度本地化。出海企业的核心诉求从“快速卖出产品”转变为“深度扎根市场”。通过与本地伙伴建立股权或战略层面的深度合作，出海企业能够共享政策红利和渠道、供应链资源，并在长期竞争中掌握主动。
这一转变印证了英国经济学家约翰· 邓宁提出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该理论指出，企业海外扩张的最佳模式取决于其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及内部化优势的动态平衡。早期中国企业出海依赖代理商，因其能快速利用当地伙伴的区位优势，同时避免较高的内部化成本。然而，随着中国企业自身所有权优势（ 如技术、品牌、资本等） 的增强， 代理商模式已难以帮助企业实现深度本地化和价值提升。因此，合营模式的增加是中国企业出海战略升级的表现。
绿地投资的占比较为稳定。采用该模式出海也是随着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企业为更贴近市场、降低成本并实现长期本土化运营的主要策略之一。但企业也面临着该模式下的固有挑战，比如，独资项目需要承担高昂的前期成本， 且在对东道国营商环境的适应过程中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因此，本次调研数据也呈现出更加精细化的“三维均衡”格局。这一结构性转变的核心逻辑在于中国企业出海转向深度本地化。企业出海不再依赖单一模式，而是根据行业特性、资源禀赋与风险可承受度，在代理商合作、合营和绿地投资三大路径中进行战略组合。中国出海企业对应对复杂国际环境、提升本土化运营水平有强烈需求， 中国企业的全球化运营也进入了更加成熟的新阶段。
调研显示， 中国企业从“ 走出去” 向“走进去”的深度演进中，选择合适的本地合作伙伴仍是其面临的第一大挑战。随着出海模式从与代理商合作向合资合营以及绿地投资等深度绑定模式迁移，寻求价值观一致、资源互补的本地伙伴成为防范应对后续运营风险的关键前提。品牌建立与产品和服务的本地化定制并列为第二大挑战，建立具有情感共鸣和文化认同的品牌价值体系是出海企业实现深度本地化的必经之路。
值得注意的是，资金压力对企业出海的制约有所上升。这与企业的出海模式和深度本地化需求高度相关。首先， 企业从相对“轻资产”的贸易合作模式转向合资合营与绿地投资，意味着自身需投入较大的前期成本及股本资金。这一转变将催生企业多元化的融资需求， 例如项目融资需求从短期流动资金扩展至中长期设备贷款、股权融资等。其次， 跨境资金管理需求增加，要求金融机构提供多币种现金管理、供应链结算等综合服务。最后，企业的风险管理需求升级，需要配套汇率对冲、政治风险保险等工具。这些需求也为中资金融机构出海创造了战略机遇，推动中资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通过创新跨境金融产品、拓展海外分支机构网络、深化银保合作等方式，构建与企业出海战略相匹配的金融服务生态，在助力企业降低资金成本、提升运营效率的同时，实现金融业自身的国际化升级。
作者为毕马威中国经济研究院院长，本文摘编自毕马威企业咨询（中国）有限公司发布的《2025 年中国首席执行官展望》报告，题目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