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雅婷 张慧慧
精华速览：
扩大内需战略是中国应对近年来国内外经济发展环境变化采取的重要举措，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基点。本文通过梳理中国内需发展的现状特征，总结出扩大内需面临的突出挑战，并提出需通过持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从稳定就业、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改善营商环境和优化投资结构等多个方面入手，深入实施扩大内需战略。
深入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是我国应对国内外复杂环境、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选择，也是走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必然要求。《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强调，“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这凸显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传统西方现代化道路的显著差异：即我国更强调在统筹内外部挑战中，通过优化供需结构、提升发展韧性来实现可持续增长。
立足当前我国的发展基础和所处的国际环境，扩大内需的关键在于扩大消费和提高投资效率。一方面，总量层面消费不足，最终消费率亟待提高。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6 年以来， 中国的最终消费率在55% 左右波动。利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 E C D） 公布的数据对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部分发达国家的最终消费率进行测算可以发现， 美国和英国的总产出中有80% 以上的占比流向最终消费。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经济高速增长期间， 日本和韩国最终消费占总产出的比重均达到60% 以上， 随着经济进一步发展， 总产出中流向最终消费的占比超过70%。另一方面，投资动能亟待提质增效。过去高投资率有效支撑了中国经济增长，但近年来由于投资回报率较高的领域已渐趋饱和，新增投资的资本回报率下降，因此单位资本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规模明显减少。现阶段，我国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期，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对市场主体的投资信心造成明显冲击，如何激发活力、优化结构、提升效率是我国在投资方面面临的重要课题。
近年来， 大国博弈格局加速演化， 中国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发生了重要变化。一方面是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特别是发达国家经济增速下行成为影响全球潜在增速下降的重要因素。发达经济体作为中国重要的出口贸易对象，其增速下行将影响中国出口需求。另一方面， 受中美经贸关系复杂演化，以及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影响，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东南亚地区转移的现象正在加速显现（张晓兰和王晗，2022）。同时，部分高技术企业投资正在向发达国家回流，或在中国以外的国家或地区布局供应链。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将给中国带来外商投资规模增速减缓的风险。因此，维持宏观经济稳定增长，必须发挥扩大内需在弥补潜在增长缺口方面的重要作用。
在此背景下，扩大内需不仅是短期对冲外需疲软的缓冲器，更是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畅通国内大循环的长远支撑，体现了内需驱动发展的战略自主性。相较于为应对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所采取的扩大内需战略，我国现阶段的扩大内需战略存在明显不同。一方面，经历了快速的城镇化和工业化历程， 我国基础设施建设已经达到较高的发展水平， 在相关领域进行进一步投资的空间有限。因此， 本轮扩大内需要围绕现代化产业升级寻找新的发展空间， 而且要更加突出恢复和扩大消费的作用。另一方面， 本轮扩大内需战略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内在要求。因此政策设计不仅要关注对现阶段内需的提振作用，而且要关注对国内大循环体系以及新发展格局整体的长期影响。
中国内需发展现状
就内需结构而言，如果把居民和政府消费进行加总，将内需分为消费和投资两大类，那么根据国民收入恒等式“ 收入= 消费+ 储蓄” 和“ 储蓄= 投资”，消费与投资在国民经济中为此消彼长的关系。根据OECD 和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美国和英国的消费占比在80% 以上， 法国、德国、日本在70%—80%，韩国在60%—70%，而中国（50% 左右） 还有很大增长空间。与之相对应， 中国的投资占比在2005 年之后持续维持在40% 以上，在2008 年之后进一步攀升至45% 以上。简而言之，中国具有典型的“低消费、高投资”特征。这与中国过去二十年的经济发展模式相吻合。有研究注意到，东亚国家有节俭的文化传统，倾向于“高储蓄、低消费”（叶德珠，2008），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日本、韩国尽管已经迈入发达国家行列，但其投资占比依然显著高于西方发达国家。
进一步将最终消费拆分成居民和政府两个部门， 可以发现中国政府部门的消费占比与美国、韩国相近， 为15% 左右， 法国、英国、德国、日本的政府消费占比在20% 左右。相较而言， 中国政府部门的消费占比并不低， 关键在于居民部门的消费占比长期维持在35%—40% 附近， 低于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韩国等国家。
消费方面，利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八大类居民消费支出数据分析可知，从2003 年到2021 年，居民支出中占比变化较大的类别为食品烟酒和居住，其中食品烟酒所占的比重由38.13% 下降至29.78%，而居住支出占比则由15.58% 上涨至23.41%，合计占比稳定在53% 左右。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和生活用品服务等项目的支出占比均较小。据OECD 公布的发达国家的居民消费支出数据，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 美国居民在食品烟酒方面的支出占比低于20%， 到二十一世纪初则进一步降低到10% 以下， 英国和德国居民在食品烟酒方面的支出占比为10%— 15%， 日本和法国居民在食品烟酒方面的支出占比为15%—20%。总体而言， 中国居民在食品烟酒方面的支出占比明显高于发达国家，但在医疗保健和教育方面的支出偏低（张慧慧和李雪松， 2023）。此外中国居民在其他用品及服务方面的支出占比较小，表明中国的现代服务业仍具有较大的增长空间。
投资方面，中国投资占GDP 的比重偏高，进一步对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分行业投资数据进行分析可以发现，第一产业投资占比基本维持在3% 以下，第二产业自2016 年以来降到40% 以下，2019 年以来进一步下降到30% 左右， 第三产业近三年来维持在65% 以上。而第三产业中投向房地产和广义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投资占比较大。从绝对规模来看， 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2021 年中国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是美国的1.5 倍、欧元区的2 倍以上、日本的6 倍、英国和韩国的10 倍以上。从效率角度来看，分析资本回报率、增量资本产出比（ICOR）、存量资本回报率三个指标的变化趋势可以得出结论，即中国的投资效率在2009 年之后进入了趋势性下行阶段，其中ICOR 的下降幅度甚至超过一半（于雪，2019）。因此，扩大内需在投资领域的关键是在维持合理的投资规模的情况下优化投资结构，提升投资效率。
扩大内需的制约因素
根据对内需现状特征分析可知，我国内需总量层面主要表现为消费不足， 结构层面表现为消费结构亟待优化。“十五五”时期扩大内需既面临新形势新要求，也面临一些现实挑战，需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逐步破解。
一是居民消费潜力有待进一步释放。近年来，居民收入增长承压，加上未来预期不稳，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消费意愿。存在部分情况：如，部分居民受前期购房负债影响，资产收益与还贷压力并存， 储蓄意愿增强，消费空间受到挤压；青年群体面对未来大额支出预期，也倾向于增加储蓄，制约了即期消费潜力的充分释放。
二是消费供给结构有待优化。伴随人口结构转变和消费升级趋势，相关服务供给不足。在少子化、老龄化背景下， 托育、养老等服务发展相对滞后，抬高了家庭生育与养老成本，也强化了部分群体的储蓄动机。医疗健康资源紧张， 家政、社区服务等业态发展不充分，难以充分满足居民多层次需求。此外，中高端消费领域国产品牌影响力和高端消费载体建设仍有提升空间，需进一步增强供给对需求的适配性。
三是部分传统领域投资增长放缓。过去以制造业、房地产和传统基建为主的投资结构面临转型。受劳动力成本上升、国际产业格局调整等因素影响，部分传统制造业投资空间收窄。房地产行业进入新发展阶段，投资规模趋于平稳。传统基础设施经过多年建设，边际收益有所下降，亟待在新领域拓展有效投资空间。
四是民间投资活力亟待提升。近年来，受多重因素叠加影响，部分民营企业预期不稳、信心不足，民间投资增速有所放缓。激发民间投资需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拓宽投资领域，同时要妥善应对地方财政紧平衡对政府投资能力的制约，推动形成政府与市场投资良性互动的新格局。
深入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的政策建议
“十五五” 时期， 中国在深入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中面临的挑战并非集中于单一领域， 而是具有一定的系统性和复杂性， 需要财政、货币等各类宏观政策协调配合， 同时还需持续深化改革， 释放经济活力。通过“ 宏观政策协同+ 制度改革深化”的双轮驱动， 构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内需可持续增长机制。
一是以稳定就业、提升劳动收入为重点， 促进居民增收。强化宏观政策的就业优先导向， 以更大力度的改革措施激发民营经济活力，增加就业。切实加强就业保障政策在保市场主体、稳增长、保民生等相关政策中的优先地位，针对性地对劳动密集型中小微企业进行用工补贴，帮助企业降低用工成本。完善就业监测和预警机制，增强对就业的宏观调控能力。逐步健全和完善就业需求、岗位技能需求、失业监测预警等体系， 增强就业保障对零工经济、平台就业等非传统就业的包容性。依托技能培训中心、职业学校、普通高等院校等公共平台， 构建与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岗位需求相适应的技能培训体系， 形成城镇就业“ 蓄水池”， 缓解就业压力。
二是从供需两端引导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一方面要稳定商品房市场，妥善处置化解大型房企风险，增强市场对房地产价格长期平稳发展的信心， 缓解房地产市场下行给地方政府财政带来的压力；加快完善多渠道住房保障体系，特别是推动保障性租赁房、共有产权房等合理发展；根据人口流动规律对城市住房土地供应进行合理调整， 重点缓解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住房压力。另一方面要加快居民存量房贷利率的动态调整， 鼓励商业银行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房贷利率， 帮助居民修复资产负债表。
三是大力推动现代服务业发展，加快促进消费结构升级。需不断提高对妇女生育和婴幼儿养育等方面的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学前教育阶段的普惠托育供给，推动义务教育在地区间的均衡发展， 降低教育成本。在提升养老公共服务水平的同时，着力推动多层次养老服务市场的发展。鼓励适老化技术开发，有序促进公共设施的适老化改造，大力发掘养生保健和旅游等行业的老龄需求，释放银发经济潜力。大力支持家政服务业专业化发展，充分利用数字技术拓展消费市场。加强对家政从业者的职业保障， 完善家政服务从业标准，促进家政行业健康发展。
四是持续推进市场化改革，充分激发民营经济活力。一方面，需深化投资体制机制改革，放宽市场准入，创新监管方式，为民营企业“松绑”，改善投资预期，稳定投资信心。另一方面，需加快完善现代企业产权制度，增强对企业产权的法制保障，激励地方政府加速优化营商环境，保障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政策支持落实到位。
五是积极拓展与现代产业体系发展相适应的投资领域。制造业方面，围绕制造强国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增加对基础工业设备、关键核心技术、重大技术装备、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等领域的投资； 围绕新能源、高端装备、绿色环保、生物医药等领域加大投资力度，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现代化基础设施方面， 围绕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加快对5G、大数据、云计算、工业互联网等信息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 为智慧城市、智慧产业发展奠定基础。此外， 还应围绕现代清洁能源体系和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拓展投资空间。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领军人才项目（编号：22VRC082）“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与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资本市场学院教学研究部；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