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富伟 游 田 苏 梅
精华速览：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和2025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均围绕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作出论述。这意味着我国将战略性统筹财政、货币、就业、产业、区域、科技、环保、监管等各类政策工具，将引导市场行为和预期纳入宏观调控体系，确保政策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本文认为，需从深化供给侧政策跨部门协同、统筹需求侧政策合力、做好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强化资本市场法治化建设、完善预期管理机制等维度强化政策统筹，为“十五五”规划的顺利开局奠定坚实基础，推动中国经济行稳致远。
2025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国内供强需弱矛盾突出，重点领域风险隐患较多。面对我国经济发展中的老问题、新挑战， 增强宏观调控的有效性不仅取决于单项政策的力度， 更取决于各类政策的“ 组合拳” 效应。本文从深化供给侧政策跨部门协同、统筹需求侧政策合力、做好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强化资本市场法治化建设以及完善预期管理机制等维度， 探讨如何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和宏观调控有效性，为“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的内涵
“十五五”时期是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承上启下的关键五年。我国发展环境正面临深刻复杂变化：从国际看，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大国博弈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加剧；从国内看，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依然突出，且伴随人口负增长、少子化、老龄化等挑战，短期周期性问题与长期结构性矛盾交织。在此背景下，如果各项政策各行其是，甚至出现“相互掣肘”的情况， 将极大削弱宏观调控的质效。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强化政策实施效果评价，健全预期管理机制，优化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考核”。对于2026 年经济工作如何开展，2025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同样强调，“要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和有效性。将各类经济政策和非经济政策、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这意味着我国将战略性统筹财政、货币、就业、产业、区域、科技、环保、监管等各类政策工具，将引导市场行为和预期纳入宏观调控体系，确保政策同向发力、形成合力。
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要基于国家发展规划和战略导向，统筹各类宏观政策及工具，这不仅是治理手段的升级，更是国家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深刻转型。当前宏观经济治理复杂度增加， 若中长期、全局性政策在执行中被短期化、地方化或碎片化，极易引发信心危机并制约经济平稳运行。因此，围绕国家中长期规划目标，将经济与非经济性政策统一纳入一致性评估，下好“全国一盘棋”，不仅能避免政策目标的潜在冲突，更能通过强化协同联动放大组合效应，以政策的确定性对冲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为“十五五”时期我国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与量的合理增长提供坚实保障。
我国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实践
近年来， 我国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经历了深刻而系统的变革，从过去依赖单一政策的“单点突破”，转向注重系统集成与协同发力。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已成为顶层设计的明确导向。这项系统性工程不仅要求传统的财政、货币政策同向共振，更将产业、区域、科技、环保等非经济性政策纳入统筹协调的范畴， 旨在通过打好政策“ 组合拳”，形成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强大合力。我国的实践进展主要体现在顶层设计与评估机制的强化、关键政策领域的协同、非经济性政策的统筹衔接以及跨区域跨部门执行壁垒的破除等多个层面。
第一， 顶层设计与评估机制逐步建立健全，为政策协同提供制度保障。 政策协同的前提是目标与方向保持一致。党中央、国务院通过一系列重要会议和文件， 反复强调“ 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 的重要性。2024 年， 国务院以此为主题开展专题学习， 旨在强化政策统筹和部门协同。标志性的制度创新举措之一，是2022 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牵头建立政策文件评估机制， 开展新出台政策与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工作。该机制要求， 国务院各部门出台文件凡涉及宏观经济稳定和市场预期稳定的， 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开展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该机制建立以来， 各项政策的协同性显著提升， 宏观政策取向的一致性不断增强。
第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双宽” 协同， 成为逆周期调节的突出亮点。 作为宏观调控的两大主要工具，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已从“松紧搭配”的传统模式，升级为适度宽松取向下更为灵活、紧密的深度协同。2025 年，财政政策力度显著加大，赤字率提升，并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与大规模地方政府专项债；货币政策也同步转向适度宽松，通过降准、降息、设立专项再贷款等工具维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两者协同的关键节点之一，在于保障政府债券顺利发行与市场稳定。中国人民银行通过综合运用中期借贷便利（MLF）、买断式逆回购等工具，调节市场流动性， 有效护航政府债券大规模发行，避免了因政府融资对市场产生过度冲击。这种协同超越了简单的规模叠加，而是在支持科技创新、稳定房地产市场等关键领域，形成“前端财政投入+ 后端金融支持”的模式，显著提升了逆周期调节的整体效能，更好地服务“扩内需稳增长” 等共同目标。
第三， 多重区域战略叠加优势通过政策统筹得以释放。我国许多地区同时实施多个国家战略， 如安徽是长三角一体化、中部地区崛起、长江经济带发展等国家战略集中覆盖的省份。过去，国家战略叠加可能带来规划衔接不畅、政策工具不协同的问题。当前的政策实践强调，将多重战略视为有机整体， 通过健全规划统筹与衔接落实机制释放叠加优势。具体做法包括：强化各类区域规划、专项规划与国家发展规划的有机衔接； 在政策执行层面， 纵向确保地方与中央步调一致， 横向协调经济、社会、生态等各领域政策； 在政策出台前后， 严格执行一致性评估与效果评估。
第四， 把非经济性政策纳入宏观大局考量， 减少“ 杂音” 对经济的干扰。将环保、执法、社会等非经济性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 是我国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重要创新。其中的逻辑是政策通过影响生产要素、企业信心和营商环境，对经济运行产生深远影响。因此，必须打破思维定势， 兼顾“ 谋一域” 与“ 谋全局”。以生态环境领域的政策演进为例。一方面，国家加强法治建设，推动高水平生态保护，如12 部门联合印发文件，加强执法与司法协同以服务保障长江流域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 生态环境部专门印发文件，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要求强化非现场监管，完善“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执法正面清单等制度，坚决纠治检查过多过滥等问题，旨在实现保护环境与呵护市场活力之间的平衡。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 国家致力于清理涉及不平等对待企业的法律法规， 规范涉企执法行为， 并建立常态化政企沟通机制， 以法治化手段稳定市场主体预期。
第五， 破除行政与区域壁垒， 提升政策执行的协同效率。政策的最终效果取决于打通政策执行的“最后一公里”。近年来，通过数字政府建设和跨部门、跨地区协作机制创新，政策执行的协同性显著增强。例如，在跨省监管与公共服务一体化方面，山东、浙江两省开展畜禽产品检疫证明无纸化出证试点，通过数据共享实现产品准出与市场准入高效衔接， 降低了制度性交易成本。在民生领域， 浙江省率先试点财政电子票据跨省报销， 打通票据共享通道， 解决群众异地报销的痛点。这些实践背后体现的“ 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和“ 跨省域协同监管” 的理念， 正是宏观政策在执行层面取向一致、形成合力的生动体现。
与此同时，我国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仍面临诸多挑战。政策制定的系统思维与执行中的跨部门协同机制有待进一步夯实，供给侧与需求侧各类政策工具在节奏、力度和传导路径上的精准匹配与同向发力仍需加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的范畴与刚性约束有待拓展， 如何将非经济性政策纳入评估并建立有效的评价体系是关键。此外，资本市场的基础建设与稳定透明的政策沟通机制亦有提升空间，这对于稳定市场预期、确保宏观政策意图有效传导至关重要。这些挑战表明，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是需要持续迭代、动态优化的经济治理过程。
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的建议
为提升宏观调控质效，应从以下维度完善并强化政策统筹。
（一）深化供给侧政策跨部门协同， 形成科技、人才与金融的良性循环
增强供给侧政策取向一致性， 必须进一步打破部门间壁垒， 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整体提升。货币政策应更加注重“精准滴灌”，通过科技创新再贷款等结构性工具， 引导金融资源精准流向高新技术与专精特新企业， 确保金融支持与产业升级目标高度契合。教育、科技、人才政策必须与国家战略同频共振， 通过加强人才培养规划与“十五五”时期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需求的匹配评估，应对人才供给与产业需求脱节的挑战。只有实现财政资金、信贷投放与人才红利协同发力， 才能形成科技创新引导产业转型、产业转型带动人才聚集、人才聚集吸引长期资本的良性循环。
（二）统筹需求侧政策合力，实现财政补贴、金融支持与消费提振同向发力
化解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需要强化各需求侧工具的同向性，避免政策碎片化削弱调控效果。应系统性整合财政补贴政策与金融消费信贷政策，在“两重”“两新”政策框架下，通过数字化手段确保补贴精准直达绿色消费等重点领域，同时鼓励金融机构同步配套灵活性消费贷款，放大政策叠加效应。在提升居民消费能力方面，统筹收入分配政策与就业保障政策，以稳经营主体实现稳就业、稳收入、稳消费的一致性。通过引导医疗、养老等领域数智化升级，优化消费结构，使需求侧政策不再仅是短期刺激，而是与高质量发展目标深度衔接的战略支点。
（三） 健全预期管理机制，确保政策沟通与宏观调控目标高度一致
预期管理作为宏观经济治理的核心任务，要求政府在政策制定与发布全过程保持高度一致性与透明度。应坚持“多支持、少打压”的政策取向，在政策落地前进行严格的预期影响评估，确保政策初衷不被市场误读，避免因情绪波动引发预期转弱。通过建立多层次、全方位的政策沟通机制，积极听取经营主体的合理诉求并将其纳入政策考量，有效打破“信息孤岛”，实现政策取向精准对标。在步入“十五五”时期的前奏期， 政策设计必须充分预留衔接空间，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构建预期动态监测系统， 以政策取向的确定性对冲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为经济持续回升向好凝聚社会共识。
（四）强化金融法治化建设，健全投资和融资相协调的资本市场体系
资本市场健康运行是发展新质生产力和实现“十五五”发展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融资端，资本市场应发挥其强大的资源配置枢纽功能，包容多元融资需求：既要通过资本力量推动传统行业实现数字化与绿色化转型升级，也要为攻克“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提供耐心资本支持，更要引导资源向前沿硬科技企业集聚。在投资端，面对人口老龄化与少子化带来的挑战，资本市场亟须通过完善财富管理功能来稳定社会预期。资本市场不仅是企业融资的场所， 更应成为居民共享高质量发展红利、实现资产保值增值的平台，其核心在于通过法治手段稳定市场预期，实现财富效应向提振消费的有效传导。将完善资本市场回报机制与提升上市公司质量纳入宏观经济政策统筹，通过强化证券市场虚假陈述民事赔偿责任制度，压实中介机构责任，建立科学统一的损失测算规则， 从法治层面保护投资者利益。完善证券期货纠纷的多元化解机制， 利用在线诉调对接机制等手段降低维权成本，有效增强市场主体的获得感与安全感。这种法治化的制度环境能够确保金融市场运行与宏观调控目标保持高度一致， 通过提升居民财产性收入， 为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提供持久动力。
（五）做好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以系统思维统筹经济政策与非经济性政策
做好一致性评估是增强宏观政策效能的前提，必须坚持以系统思维统筹经济政策与非经济性政策，下好“全国一盘棋”。环保、教育等非经济性政策在资源配置和市场预期方面具有深远影响， 将其纳入统一评估范畴，可以有效避免因政策目标冲突而引发的“合成谬误”。应建立跨部门政策协调机制，通过常态化信息沟通平台与定期联席会议，打破部门间的信息壁垒，在确保政策短期效益的同时兼顾长期全局目标。同时，应推进评估体系的数智化建设，引入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建立预测模型，利用数字孪生技术模拟不同方案产生的影响， 并通过加强评估过程的信息公开来提升政策透明度，进而提振市场信心。
【本文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项目号:25VRC056) 的支持】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厦门大学邹至庄经济研究院；深圳价值在线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