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 虹
内容提要：
数字经济是新质生产力的表现形式，也是各主要国家科技经济竞争的必争之地。可以预见，随着算力和通信技术的进步、人工智能等技术赋能效应的提升和数字产品服务的丰富，数字经济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柱和国际竞争的核心领域。推动数字经济国际竞争力持续增强，需要补齐关键核心技术短板，夯实数字经济国际竞争基础；加快完善数字经济管理体制，推动数字经济更加广泛应用和赋能； 积极主动参与国际治理合作，提升对全球数字规则的影响力。
2023 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期间，参观者与智能机器人近距离互动。 图/ 中新社
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主要经济形态，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是新质生产力的表现形式，也是各主要国家科技经济竞争的必争之地。近年来，全球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我国数字经济也取得了长足进步，体量明显攀升、技术基础日益牢固、政策环境持续优化。然而，新的国际形势下，我国数字经济也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产业链、国际规则和技术供给的多重挑战，需要不断提升竞争力，围绕创新链和产业链塑造更好的发展环境，才能赢得日趋激烈的数字经济国际竞争。
数字经济发展面临的全球竞争愈演愈烈
近年来，数字经济得到了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的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高度，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展安全两件大事，充分发挥海量数据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数字经济的做强做优做大， 需要深刻把握其全球化的属性，并深入分析当前的国际竞争形势和发展趋势，采取针对性措施。2023年6月，美国总统拜登公布了一项超过42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计划，旨在到2030年让每个美国家庭都能实现高速上网。拜登将该计划与罗斯福政府20 世纪30年代在美国农村普及电力供应的计划进行了比较，指出“这是史上最大规模的高速互联网投资计划。互联网接入与电、水和其他基本服务一样重要” 。
数字经济发展于经济全球化、产业链国际分工和互联网普及的背景下，具有极其鲜明的时代特征。首先，数字经济的诞生和发展与全球化紧密结合。20世纪末开始的信息化和数字化具有广泛的赋能作用，持续推动了交易成本和运输成本的下降，进一步细化了产业内和产业间分工，提高了区域间分工效率， 并将传统的分销渠道改造为互联网平台，推动了国际市场上的供需对接。其次，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普遍重视并通过丰富手段促进数字经济领域的国际合作。近年来形成的区域经济贸易协定、国际科技合作倡议中，数字经济作为重要议题频繁出现。例如，2020年新加坡、智利、新西兰三国签署《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后，我国一直在努力推进加入该协定。最后，主要国家将本国的数字经济发展战略置于全球竞争的背景下。例如，英国政府早在2009年就出台了“数字大不列颠”行动计划，致力于实现英国主导的世界数字经济世代；后又分别于2015年和2017年出台了《数字经济战略（2015—2018）》和《英国数字化战略》，以推进英国成为全球领先的数字化经济体。
图为2023 年7 月25 日航拍的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东湖数字小镇。 图/ 中新社
在新冠疫情后全球经济增长速度相对缓慢的背景下，数字经济作为发展动能的作用更加突出。对全球主要经济体而言，数字经济是重要的增长动能。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2023年7月发布的《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显示，全球主要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持续提速。2022年美国、中国、德国、日本、韩国等5个主要国家的数字经济总量为31万亿美元，数字经济占GDP比重高达58%。同时，2022年，主要国家数字经济规模同比增长7.6%， 高于GDP增速5.4个百分点。尤其是作为数字经济领先国家的美国和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分别增加6.5万亿美元和4.1万亿美元。对全球贸易而言，数字经济催生了服务贸易的新模式、新业态，有力推动了全球化。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2022年全球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出口额达4.1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3.4%， 在全球服务出口的占比达到了56.8%。这一方面得益于数字化跨境贸易的新趋势。电商平台作为企业产品销售和消费者购物的重要渠道连续增长， 全球跨境B2C电商交易规模从2018年的1.2万亿美元增长至2022年的2.4万亿美元，年均复合增速达18.9%，远超同期全球商品进出口额的年均复合增速。另一方面数字贸易品等数字产品使国际贸易的对象不断丰富。例如，2022 年，我国自主研发游戏海外收入约为173.46亿元，同比增长16.59%；网络文学海外市场规模突破30亿元，海外用户超过1.5亿人，累计向海外输出网文作品16000余部。
由于在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中的显著作用，数字经济日渐成为全球贸易、科技竞争的焦点。数字经济的产业链和创新链具有高度全球化特征，使得相关技术和产品作为制衡手段在国际贸易和科技竞争中广泛使用。例如，美国近年来以国家安全等为借口，将我国数字经济领域的多家企业列入“实体清单”，实施了一系列制裁活动。2018年以来， 美国商务部陆续对我国40余家数字经济企业进行制裁与封锁，出台关键核心技术的实体管制清单以及限制重点高校的部分学科领域的国际学术交流合作，意图阻断我国数字经济关键核心技术的供给。这些措施使逆全球化趋势下的数字贸易规则出现“碎片化”，以“公共政策目标” 等为例外的相关安排也促使规则模式或主张趋同化。同时， 区域化或者“同盟化”的“小圈子”在很大程度上给我国数字经济的全球竞争力带来了不利影响。
2023 年9 月13 日，江苏省昆山市千灯镇，技术工人在福立旺精密机械有限公司数字智能化产线上作业。 图/ 中新社
数字经济全球竞争的机遇与挑战并存
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处于领先地位，奠定了参与全球竞争量的基础。我国拥有超过14亿人口的新兴市场，中等收入人口规模居全球第一， 数字经济具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潜力。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超过50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0.3%，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41.5%，总量稳居世界第二。数字产业化稳步发展，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15.4 万亿元，同比增长5.5%；软件业务收入达 10.81 万亿元，同比增长11.2%；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规模超 1.2 万亿元，同比增长15.5%。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融合深入推进，产业数字化亮点纷呈。农业数字化加快向全产业链延伸，农业生产信息化率超过 25%。全国工业企业关键工序数控化率、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分别增长至58.6% 和77.0%。全国网上零售额达13.79万亿元，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27.2%。
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底座日趋完善，参与全球竞争的技术基础逐渐夯实。一方面，数字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计算和信息传输基础设施， 而我国的算力和通信底座建设全球领先。截至2022年底， 我国已建成世界上最大的5G 网络，千兆光网覆盖超过5亿户家庭；移动物联网终端用户数达到18.45亿户，成为全球主要经济体中首个实现“物超人”的国家；IPv6活跃用户数超7 亿； 在用数据中心算力总规模超180EFLOPS， 位居世界第二。另一方面， 数字经济创新极为活跃，新技术、新产品层出不穷，我国技术创新能力持续提升。2022年，我国信息领域相关PCT国际专利申请近3 . 2 万件，全球占比达37%，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发明专利授权量达33.5 万件，同比增长17.5%。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我国在通信领域依然保持领先态势， 5G实现了技术、产业、网络、应用的全面领先，6G加快研发布局。此外，我国在集成电路、人工智能、高性能计算、数据库、操作系统等数字经济领域取得重要进展。
各国对数字经济的竞争不仅在产品和服务领域开展， 在国际规则制定权争夺中表现也同样激烈，这使得我国数字经济面临的国际竞争形势愈发严峻。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我国在移动通信网络等数字经济基础设施上具有技术和规模优势，但在国际竞争中不可避免地遇到规则上的遏制。
长期视角看，关键核心技术存在短板，国际竞争技术基础不牢不利于我国数字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我国在高端芯片、EDA、基础软件和工业软件等对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影响重大的关键数字经济领域距国际先进水平仍有不小的差距。主要受以下两方面制约：第一，要素投入不足，资金、人才欠账较多。数字经济关键核心技术普遍研发投入较高、周期较长，而我国的研发投入相对不足。第二，市场被外国产品垄断，国产技术产品缺少成长空间。基础软件、关键工业软件和芯片等硬件均需要在应用中不断迭代优化，因此需要依靠较大的市场规模支撑。我国长期使用国外软件和进口芯片，国产技术缺少发展空间，难以利用超大规模市场迭代优化。
推动数字经济国际竞争力持续增强
可以预见，随着算力和通信技术的进步、人工智能等技术赋能效应的提升和数字产品服务的丰富，数字经济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柱和国际竞争的核心领域。为增强我国数字经济国际竞争力，需要在提升国内产业水平的同时，更加积极主动参与国际标准制定等活动，推动形成符合数字经济需求的国际环境。
首先，补齐关键核心技术短板，夯实数字经济国际竞争基础。为提升我国数字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应选准关键领域，创新制度、保障资源、优化环境，充分发挥制度优势，加快技术突破，夯实技术基础。一是完善顶层设计，探索适合技术突破的科研组织模式。协调统筹相关资源、制度，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作用，充分调动高校、院所、企业等各类研究主体形成合力。二是加大资源投入，保障关键核心技术所需经费和人才。国家科技项目引导，鼓励社会资金投入， 形成国家主导、地方政府和社会资金参与的创新链、产业链和资金链相融合的多元投入机制，为数字经济关键核心技术提供长期稳定经费；根据技术需求，鼓励产学研联合培养人才，多渠道满足技术攻关和产业发展对人才的需要。三是促进技术应用，为技术突破提供广阔的市场条件。优化自主创新产品采购和“首台（套）”政策，继续鼓励优先采用国产软硬件，促进技术在应用中优化升级；进一步加强高技术企业减免税、新增设备增值税抵扣和固定资产折旧等创新导向的普惠性政策支持，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
其次，加快完善数字经济管理体制，推动数字经济更加广泛应用和赋能。我国的政策设计应在把握技术和产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创新监管理念和方式，促进数字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一是完善数字经济相关法律法规，加强前瞻性立法。以现行《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为基础，适时在自动驾驶等数字经济新兴领域专门立法研究，不断完善法律基础，构建适应性的法律和政策体系。例如，可将《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等涵盖了人工智能产品研发、上线、应用等全链条的政策作为当前执行规范， 提高治理敏捷性。二是引进高端人才、促进公共数据开放、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为数字经济进一步发展奠定要素基础。三是发挥我国产业场景丰富、行业数据积累较多的优势，开展数字技术赋能活动，探索适合我国的发展道路。
最后，积极主动参与国际治理合作，提升对全球数字规则的影响力。相关国际规则和国际合作对增强数字经济国际竞争力有重要作用。积极参与国际治理和国际合作，有利于增强我国对数字经济相关国际格局的影响力，形成更有利于发展的国际环境。为此， 我国应积极参与多层次国际合作，在完善政府间合作机制和深化民间合作中提高对国际规则制定和调整的话语权。一是政府层面，加强与国际组织、领先国家的联系，通过多种方式增强话语权，提升对6G、人工智能等相关国际标准的影响力。二是企业层面，构建面向全球的商事协调、知识产权、数据标准等专业化中介合作网络， 与国际领先企业加强商业联系，探索重点行业开展应用合作，在共同发展中实现利益结合。三是科研领域，以研讨和科研项目等方式建立合作，吸引国外高水平学者开展合作，形成合作成果，增强在相关领域号召力。
作者单位：北京物资学院会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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