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法
我国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这是党中央经过深思熟虑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硬仗，面临体量大、时间紧、能源结构不合理等挑战。作为全球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 我国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过渡期只有30年，化石能源占比约85%。碳达峰、碳中和已经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总体布局，我们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坚持发展与治理同步推进，增长与环保辩证统一的高质量发展战略，摒弃西方国家“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
前不久，党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围绕绿色低碳发展，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进行了系统谋划、总体部署，为国有金融机构做好绿色金融工作提供了方向指引和根本遵循。国有金融机构要提高政治站位，抓好贯彻落实， 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和政治执行力，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重大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要积极作为，勇于担当，打通“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金融通道。
国有金融机构要当服务“双碳”的生力军，加快发展绿色金融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是金融的宗旨。国有金融机构应时刻牢记服从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这一初心，做践行碳达峰、碳中和行动的排头兵。绿色金融是助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的关键一环。国有金融机构作为我国绿色金融发展的主力军，当前从战略部署到业务布局，从产品创新到实践深度， 在行业内都居于领先位置；作为我国金融业的中流砥柱，要乘势而上，引领绿色金融发展潮流，在碳达峰、碳中和行动中承担更大责任。
金融是资源配置和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更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指引下，绿色低碳循环发展领域存在庞大的投融资需求，迫切需要金融提供更多源头活水。国内外主流机构预测我国低碳转型所需的绿色投资总额超过百万亿元， 年投资额3 万亿元以上， 这为绿色金融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截至2021年三季度末，中国人民银行公布我国绿色信贷余额已达14.78 万亿元， 居世界第一位。但在整个信贷总额中占比仅为7.8%，其中六大行绿色信贷余额在全行业绿色信贷余额中占比超过一半。为此，国有金融机构要主动迎接这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 向生产生活中减排效应显著的领域提供丰富的绿色金融产品， 把握发展机遇加速经营转型， 通过金融手段解决“先立后破”的问题，更好地支持绿色低碳发展。
第一， 要有效发挥党组织领导绿色金融工作的政治优势。国有金融机构要适应经营环境变化，成立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领导小组，在公司治理框架下设立绿色金融委员会，党委（组） 成员通过“ 交叉任职”进入委员会，加强党组织对绿色金融工作的全面领导。将绿色低碳和ESG理念贯彻到战略层面，做好顶层设计，明确工作目标和实现路径，自上而下统筹推进绿色金融发展。
第二，要充分发挥国有金融机构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的制度优势。推动绿色低碳发展，资金需求呈现“资金量大、期限长”等特征，很多绿色项目具有较强的正外部性，单纯依靠市场力量难以满足融资需求。国有金融机构担负经济责任、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能够有效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近年来，我国金融业改革开放不断深化， 国有金融资本规模稳步增长， 国有金融机构运营效益明显提升，也能成为中国绿色低碳发展的有力支撑。
第三，要统筹推进绿色金融与自主创新和先进制造业等融合发展。碳中和是一次能源革命，更是一次技术革命。我国碳排放主要集中在电力、工业、建筑和交通四个部门， 占比分别约为41%、38%、10%和10%； 工业排放主要集中在钢铁、水泥、化工三个行业。实现碳中和， 技术进步发挥着决定性作用， 能源革命必然伴随着大量的技术创新。国有金融机构要承担起支持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的重任，绿色金融发展要与支持环保技改、清洁能源等相关的科技创新及其成果转化统筹推进， 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的“ 卡脖子” 问题， 要加大对体现国家综合国力、与科技创新密切相关的先进制造业的支持力度， 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加速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转型升级。
第四，要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从碳排放重点行业看，电力和工业部门与生产场景更相关， 建筑和交通部门与群众生活更密切。国有金融机构要以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出发点， 加大对购买绿色建筑、新能源汽车等的金融支持力度，倡导节约能源资源的绿色生活方式，为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提供新的支撑。国有金融机构还要进行环境治理、生态保护、乡村振兴等与绿色金融相结合的实践探索， 比如在西部沙漠边远地区，将植树造林、光伏发电与禽畜饲养、特色旅游结合起来，处理好减污降碳与改善人民群众生活的关系，以绿色金融促进绿色发展，体现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第五，要加大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度。当前，绿色金融主要以绿色信贷和绿色债券为主。国有金融机构要发挥金融牌照、风险管理和人才队伍等方面的优势，构建多元化的绿色金融产品体系， 加快发展绿色股票、绿色基金、绿色保险、绿色信托、绿色租赁、绿色资产证券化、绿色资产管理和财富管理、碳金融和碳衍生产品等， 银行证券保险等不同机构间要形成优势互补的发展格局，充分调动社会资本，为不同绿色转型阶段的主体提供更多样化的绿色金融产品， 丰富环境权益风险管理手段，推动碳排放权的价格发现。
第六，要充分发挥金融科技的支撑作用。过去，绿色金融发展比较快的领域，比如环保节能、清洁能源、绿色交通等， 比较容易识别。未来， 大量的绿色项目涉及小微企业、居民消费等， 人工甄别成本和难度都很大， 需要大量运用大数据、物联网、A I 、云计算等高科技手段， 进行风险识别、监测、预警、评估和处置。国有金融机构要利用机构网点和服务客群覆盖范围广的特点，对接政府和客户，发挥自身金融科技和信息数据资源优势，比如将生态环境数据、地理信息与金融资产分布等数据相结合，准确判断企业绿色程度，客观评价企业生态经济效益；借助数字化手段计算个人客户的碳足迹、碳排放以及进行碳交易，以金融科技赋能绿色金融，提高效率降低成本。
坚持系统观念，发展绿色金融要处理好几个关系
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各行各业都在行动。绿色金融的内涵和外延还在不断丰富和拓展，实践中需要正确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
第一，“服务”实体经济与“引导”实体经济的关系。当前绿色金融的核心目标，是助力实体经济实现绿色低碳转型。因此，国有金融机构发展绿色金融， 既要按照低碳转型的需求， 为实体经济提供资金或金融产品， 助力其技术改造、节能增效等，又要通过有效辨别高碳与低碳的经济活动，降低减排活动的融资成本，或加征高碳活动的费用， 进一步引导实体经济低碳转型。国有金融机构要统筹有序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当前的重点工作以“立”为主， 为降碳活动如节能环保、碳减排技术，低碳活动如清洁能源等提供融资便利或利率优惠。
第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关系。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关键在于政府要为市场高效率运行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推动绿色金融发展， 监管部门要完善绿色分类标准、强化金融机构监管和信息披露要求，还要持续完善绿色金融激励约束机制，比如碳减排支持工具扩围加码，根据金融机构绿色程度差异化激励，重点解决商业可持续性的问题； 通过强化考核引导， 将服务生态文明战略、绿色金融发展情况纳入国有金融机构评级评价体系并持续优化， 切实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第三，绿色低碳发展与防范转型风险的关系。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过程中，高碳产业受政策、技术、资金、市场等因素影响，将面临收入和盈利下降、成本上升等风险；绿色产业进入快速发展期，还可能存在技术迭代风险和结构性产能过剩风险；部分绿色产业在生产制造和废弃物处理方面也面临能耗和污染问题。这些转型风险如果不加以控制有可能进一步演化为金融风险，国有金融机构加快业务结构调整，要坚持全国一盘棋，分区域、分行业有节奏地消化高碳的棕色资产，避免运动式减碳，加强绿色投融资项目全产业链、全生命周期的风险管理，强化气候与环境风险的前瞻管理，守牢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底线。
第四， 助力实体经济低碳与自身低碳的关系。在助力实体经济低碳转型的过程中，国有金融机构还要强化自身的碳管理。一是理念脱碳。将“ 碳” 的因素， 全方位地融入市场规划、客户选择、产品开发、授信审批、风险管理和业绩评价等经营决策全流程中。二是行动脱碳。加强绿色低碳文化建设，营造绿色运营环境， 加大绿色采购力度， 明确提出碳中和目标， 国有金融机构要在全社会绿色低碳转型中走在前，作表率。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商学院/中国建设银行总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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