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奇，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农业大学、安徽大学等院校兼职教授。主要著作：《刘奇文丛六卷》《中国三农危与机》《贫困不是穷人的错》《大国三农 清华八讲》《乡村振兴：三农走进新时代》等十余部。
威廉 • 配第说：“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人类社会的每一次进步总是在与社会劳动的抗争中不断推进的，迄今为止， 人类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与“四无劳动”不断抗争的历史。所谓“四无劳动”，即无偿（或低偿）劳动、无益（甚至有害）劳动、无效（或低效）劳动、无处劳动。
第一种抗争是在生产力低下的农业社会背景下与无偿劳动或低偿劳动的抗争。集中表现为与三种力量的对抗：一是与掠夺劳动成果的统治力量抗争。奴隶社会，奴隶主对奴隶的役使是不付报酬的。封建时代，统治者横征暴敛，“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的现象也多有发生。历史上，因苛捐杂税、超越农民承受能力而引发农民起义的事件不胜枚举，它在加速了王朝更迭的同时，也推动了国家机器的渐向进步。二是与吞噬劳动成果的自然力量抗争。当遭受自然灾害侵袭，人类面临无收获又无救济的困境时，就会激发人们的抗争行动，而生产力水平也就是在人与自然斗争过程中逐步提高的。三是与侵夺劳动成果的社会力量抗争。当国家的统治失序时，社会的动荡就会相伴而生，兵灾匪祸不断让劳动成果被无偿掠夺，与失序的统治和动荡的社会相抗争的力量同步成长起来，往往会形成失序国家中的革命性力量，继而促成国家走向统一、社会趋向安定。中国古代的春秋战国、五代十国乃至近代的军阀混战历史都反复地印证了这个道理。在社会安定祥和、科技高度发达的当今中国，这种无偿或低偿劳动正在异化变种，有的企业把农民工最低工资标准当成执行标准，且长期不变，引起农民工不满；还有一种最普遍、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因拖欠农民工工资引发的劳资纠纷。2003年，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为重庆农民熊德明讨薪曾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随后，中国的劳动法律和制度渐趋完善。党的十八大以后，随着扫黑除恶等一系列得民心顺民意的重大举措的实施和《民法典》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的颁布，这种无偿劳动或低偿劳动得到了根本性遏制。
第二种抗争是在工业社会背景下与无益劳动甚至是有害劳动的抗争。与无益甚至有害劳动的抗争， 表现形式相对多样，既有发生在劳资双方之间的，如2009年河南碎石工张海超“开胸验肺”事件，也有发生在劳资双方之外的，典型的就是因工业化进程的急速推进而导致的过度环境污染、过度资源消耗， 这种有害劳动所产生的负面效应往往也是难以修复的。2012年， 国际环保组织为警示人类对自然的索取已经超越地球的承受能力，特设立地球生态超载日。1970年的地球生态超载日为12月29日，到2019年已经提前到7月29日，整整提前了150天。正因为如此，一些发达国家进入后工业化时代，都努力摒弃资源高消耗的经济增长方式，尤其注重土地资源的集约使用。但我国的工业化过程与快速扩张的土地城镇化交织，土地浪费现象严重。到2016年，全国城市、县、建制镇和乡人民政府所在地建成区占地面积就已经达到12.02万平方公里，可住12亿多人。大量被圈占的土地被过度用于发展房地产，房产泡沫巨大，有些地方甚至一度出现“空城”异象。与无益劳动甚至有害劳动的抗争，在促进了劳动法律制度完善的同时，也对生态立法、资源立法的进步起到了推进作用；关于职业病鉴定、工伤保险、环境保护、土地管理等法律法规也逐步完善并科学化。特别是随着党中央“房住不炒”的准确定位、“三大攻坚战”的有力推进、“碳中和、碳达峰”的郑重承诺等一系列行之有效战略决策的实施，这种无益劳动得到了根本性好转。
第三种抗争是在计划经济时代与无效或低效劳动的抗争。这种抗争最显性的表现就是人民公社时期的“大锅饭”现象，以革命化节奏推进经济建设，不仅经常要求挑灯夜战、周末是“义务劳动日”， 甚至连春节也不休假。1967年1月29日，中央发布春节不放假的通知，要求人们节日更要拼命干，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到1980年正式全面恢复春节休假制度，全国整整13个春节无假期。即使在这种全年无休的紧张劳动状态下，也未能实现国家经济与个人收入的快速增长。1967年，我国人均实际GDP 仅为169.71元，到1979年，增长至299.73元，13年只增长130元，年均增长10元；1967年，农村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113元，到1979 年增长至160.17元，13年增长不足50元，年均增长3.6元左右。尽管历史已经过去，但并不意味着无效劳动在今天就已经完全消失，计划经济沿袭下来的习惯性思维遗患仍然存在，无效劳动发生了“基因变异”，隐蔽性更强，破坏性不减。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屡禁不止，劳民伤财引发一些群众不满；项目落地需要层层审批，有的甚至一两年都批不下来。有些地方的行业主管部门不研究市场，一哄而上抓项目，造成群众劳动成果“打水漂”。前些来，“蔬菜灾”“水果灾”频繁发生，甚至出现贵州火龙果滞销被农民倾倒而染红河水的事情。异化的无效劳动不仅无益于产业发展，还损害政府公信。自2013年开始，党中央、国务院先后出台100多个文件，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放管服”改革，落实简政放权，推行权力清单，清理规范的国务院部门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323项，取消的中央制定、地方实施行政审批事项283项。这些举措无疑是对无效劳动的制度性宣战。
第四种抗争是在信息化（人工智能）背景下与无处劳动的抗争。所谓无处劳动，直接表现就是“机器换人”，使劳动者找不到就业岗位。无论是以色列历史学家赫拉利所预言的人工智能将催生一个新的“无用阶级”的诞生，还是中国台湾商人李开复预测的“未来90% 的工作将被人工智能取代”，所指的都是信息化社会和人工智能时代对就业市场的冲击。虽然目前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冲击还没有达到上述预言的程度，但有些征兆已初现端倪。电子商务让大量实体商店倒闭、视频监控取代保安巡逻乃至“无人商店”的诞生等等，都预示着“机器换人”已经由可能变为现实，并且不是任何人为力量就能轻易阻挡的浪潮。信息化从来都是一把“双刃剑”，从宏观层面把握好信息化推进的“度” 是关键。在目前农村产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尤其是二三产业发展不充分、城市接纳农民工就业空间弹性不大的条件下，解决农业转移人口的就业问题事关民生、事关和谐稳定，因此，不宜过快地推进“机器换人”。同时，还要把握好信息化在乡村推进过程中的成龙配套。大量农产品都是鲜活产品，难以长时间储藏或储藏成本过高。虽然近年发展起来的农村电子商务对拓展农产品销路起到了很大的推进作用，但由于配套的冷链物流和其他基础设施条件一时还难以跟上，鲜活农产品储存、运输、销售等诸多环节链条时断时续，货畅其流仍然是一大难题。近年来倡导的智慧农业发展，同样需要循序渐进，综合考虑成本、收益和配套条件等多方面的因素，不宜超越现实、超越阶段，用力过猛、发展过度超前。大量劳动岗位被机器取代，劳动力无处就业，这不单单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复杂的社会问题。
高科技推动人类社会进入跨界、迭代、互渗的高速发展时代， 颠覆性变革时刻都在发生。信息化让每个产业、行业乃至个体都必须不断地调整节奏去适应变革，并在不断循环往复的变革与适应中推动社会进步。人类与“四无劳动”的抗争谱写了一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这种抗争还将长期延续。当今时代是“四无劳动”的叠加期，在科技发展瞬息万变的现实生活中， 人们的灵魂显然跟不上肉体。让我们好奇的是，与“四无劳动”抗争之后，第五个“无”又将以何种形态出现，这是一个大大的“天问”！我们坚信，人类的发展一定是能够从生生不息的抗争中获取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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