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云
碳达峰碳中和治理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不仅远远超过碳本身，更上升到关乎中国永续发展；不仅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大变革，更涉及每个人、每个系统。所以，时下最要紧的是，要弄清有多少碳排放量， 我们才有资格去谈区域创新。
从政府层面，应该明确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开始进入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以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以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的新发展阶段。碳中和所剩时间，全国大约是40年，浙江作为共同富裕示范区需要提前5 年实现。这要求我们要久久为功， 而非一日之功。
当前政府首要工作应该是调整能源结构。目前我国能源禀赋是以化石能源为主导。2020年我国总计消费48亿吨标准煤，在能源结构上，85%是化石能源，绿色可再生能源只占15%左右。而要达到碳中和目标，就要把两者比例倒过来，即清洁能源或可再生能源占85%，化石能源占15%左右。如何加强“双碳”治理，政府要算好两本账。
第一本账是化石燃料中直接制造的碳，这是碳排放的大头。在国内，我们常说的碳排放主要是指化石燃料燃烧后所释放的二氧化碳的量。确切地说，就是化工、钢铁等工业制造领域用了多少传统的燃料，燃料燃烧后通过烟尘释放了多少碳。第二本账是生产消费中制造的碳。我们知道，除了化工、钢铁等工业制造之外，还有一部分化石能源作为产品生产的原料，最后转化成为生产产品的一部分。不同的原料、不同的产品、不同的工艺流程所形成产品里的二氧化碳的量也是不同的。产品进入市场，在使用过程中，二氧化碳的变化过程，它的碳足迹或轨迹已经告诉我们碳排放量。
从企业层面，气候变化倒逼企业必须采取更大规模的行动、更加积极的措施、更多运用新技术来推动碳的减排。现在的问题是，多数企业认识不清、准备不足、技术不够，甚至连自己排了多少碳都不知道怎么算，这样谈何有的放矢地碳减排呢？
当前企业的首要任务就是节能降耗。目前我国单位GDP的能耗是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两倍以上，这个数字完全可以降下来，在源头上节省能耗，既减少污染物的排放也减少碳的排放。在节能降耗上我们的潜力非常大，未来5—10年，在大力发展清洁可再生能源的同时， 要把主要精力放在节能降耗上。这样既可以在过渡阶段将存量持续降下来，又可以避免运动式的、激进式的拉闸限电。
企业节能减排要算好三本账： 第一本账是摸清家底。这是企业开展降碳的基础性工作，即要查清企业自己到底排放了多少碳。开展碳盘查，要盘查每一个生产装置、每一条生产线，根据所使用的燃料、原料、所生产的产品、工艺流程等等来开发算法，算清楚当前的碳排放总量。第二本账是负面清单。根据选择的技术、工程、设备装置等条件和水平，制定企业碳达峰、碳中和的时间表、路线图和施工图。第三本账是消费的碳。企业产品进入社会后，产品中碳的变化管理，应该是企业的责任。就是含碳的产品卖给消费者之后，消费者是怎么使用这个产品的，在使用过程中是增加了碳排放还是减少了碳排放，是一个环节还是多个环节等等。
作为个人和单位层面，也要算账。我们每个人、每个单位都存在减碳的问题，至少我们都在用汽车、用空调等电器。国内的电力70%以上来自于化石能源，有大量碳排放，所以每个人、每个单位都有减碳的责任，都要形成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个人和单位一年消费多少碳、释放多少碳，怎样将碳量减下来，将会形成一套规则，把减下来的碳变成我们个人的价值。
只有对碳排放心中有“数”， 才能在“双碳”治理背景下寻找到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的“密钥”。那么，这又是一把什么样的密钥呢？ 恐怕唯有碳金融了。
碳金融的兴起，源于国际气候政策的变化，涉及两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国际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在这里，碳金融就是指服务于旨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各种金融制度安排和金融交易活动。对绿色低碳转型投资规模，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估计，中国未来30年需投资大概283万亿元人民币；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马骏进一步考虑了生态环保类项目和流动资金的需求， 预计需投资487万亿元。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预计2030年前，中国碳减排需每年投入2.2万亿元； 2030—2060年，需每年投入3.9万亿元。
阿尔贝·加缪有句话说得好： “对未来的真正慷慨，是把一切都献给现在。”不久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中指出，要有序推进绿色低碳金融产品和服务开发，设立碳减排货币政策工具，将绿色信贷纳入宏观审慎评估框架，引导银行等金融机构为绿色低碳项目提供长期限、低成本资金。还进一步明确，要大力发展绿色贷款、绿色股权、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绿色基金等金融工具，设立碳减排支持工具；拓展绿色债券市场的深度和广度，支持符合条件的绿色企业上市融资、挂牌融资和再融资。具体而言：
—积极的财政政策。目前至少涉及这些领域：通过中央财政资金对光伏、风电发电量予以补贴， 鼓励新能源产业发展。通过新能源汽车购置补贴和免征购置税、充电桩基础设施奖励、新能源公交车运营补贴等手段，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对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公共建筑节能等给予财政支持，推动建筑领域节能。出台节能节水、环境保护所得税优惠等系列政策，并对工业节能标准制修订和节能监察等予以支持。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支持钢铁、煤炭等行业化解过剩产能，促进先进产能释放。安排大气污染防治资金，推动京津冀等重点地区大气环境质量提升。通过林业草原转移支付资金， 巩固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设立专项资金，支持提升应对气候变化基础能力建设等。
—加快发展绿色金融。浙江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发源地，近年来积极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紧紧抓住先行先试的重要机遇，在湖州、衢州建设绿色金融改革试验区，大力发展绿色金融，绿色金融产品的规模位居全国前列。到2020年底，浙江绿色信贷余额达到1.09万亿元，占全国9.08%。2020年，浙江发行绿色债券32只，金额达248亿元， 发行数量和金额在全国名列前茅。这还只是绿色金融的冰山一角。11 月15日，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5 部门印发关于发布《高耗能行业重点领域能效标杆水平和基准水平（2021年版）》的通知，确定了5 大类、10中类20小类高耗能行业重点领域，限期3年内分批实施改造升级和淘汰，要求稳妥有序推动节能降碳技术改造。
—推进碳资产和碳交易。从碳资产看，人类活动所产生的碳有不同的来源，来自传统化石能源的生产和使用，来自工业制造，来自人们的生活方式。在不同领域产生的二氧化碳，可以通过开发成为不同的碳产品，把碳从负担转化为碳资产。目前，上海碳交易所还只是对强制性行业所产生的碳进行规定和交易，那么，非强制减排领域怎么办？自愿减排领域涉及方方面面，是非常重要的领域， 也是大有作为的领域，对于政府来说，应该大力和加快推出相应的鼓励政策和制度，把这些减下来的碳作为专项碳产品给这些个人和单位赋予碳价值。鼓励和推动全社会每一个人成为减碳的行为主体， 那么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就一定能够更快形成。
从碳交易看，我国刚刚开始运行。上海已经开始交易了，第一锤敲出了50元一吨，相信以后还会有所上涨。需要注意的是，目前的探究与规则范围和相关交易制度，仍然是中国根据当前情况制定的本土化制度，与国际上的标准和规范不同。笔者担心的是，虽然我们有了交易所，却很难形成常规性市场； 尽管我们有世界上最大的碳量，但却形不成世界最大的碳交易量和碳价值量。
从碳汇看，各国政府都鼓励企业和单位大量种植树木，并把这些固化的碳作为碳汇进行交易，这是实现碳中和不可忽视的一个领域。
所有的碳金融，都需将技术作为核心考量。即围绕碳的投资，要以企业碳价值链中所体现的技术为核心，以各类减碳技术分别在调整能源结构、调整产业结构、减少碳排放以及进行碳产品开发等领域中的作用为考量。
说到这里， 笔者要提醒的是，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加快碳金融发展不只是简单地增加绿色投资的规模，而是更加注重资源优化配置，注重建立绿色、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创新中央和地方绿色金融支持的政策体系。要通过构建多元化的正向激励机制，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来解决期限错配的问题。建立绿色金融的信息共享机制，引导绿色金融聚焦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方式，让绿色金融更好地服务绿色经济发展， 为推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任务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那么，究竟该如何在“双碳” 治理下实现区域创新呢？这里需处理好五个关系。
“双碳”治理需要政府与市场双轮驱动。就是要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的作用，形成有力的激励约束机制。要求我们用好碳定价机制和相关财税政策，有效平衡稳增长和碳减排之间的关系，统筹有序实现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用好绿色财政、绿色税收、绿色预算、绿色投资、绿色金融等多种工具， 营造有利于绿色低碳转型的政策环境；深化落实可再生能源投资、消纳税收优惠，引导企业生产、输送、储存、使用清洁能源；完善政府采购标准体系，加大绿色低碳产品采购力度，将降碳目标融入公共设施、公共服务和公共消费之中， 促进政府主动降碳和引导市场主体降碳形成合力。
“双碳”治理需要投资与融资双轮联动。一方面，充分发挥政府绿色投资的引导作用，构建与碳达峰、碳中和相适应的投融资体系。优化传统的财政补助、奖励等转移性投入方式，借助基金、开发性低息贷款、融资担保等金融工具，以股权、永续债等投入方式，助力绿色低碳产业发展和高碳产业转型。另一方面，财政预算资金和国有资本应当合力发挥引领作用。要研究设立国家绿色低碳转型母基金，引导社会资本设立绿色低碳产业投资基金；要把合理化解各市场主体绿色低碳转型风险、推动碳减排动机逐步融入地方政府、企业和个人行为模式作为财政政策的考量重点； 要充分发挥母基金的撬动作用，通过政府绿色投资信用担保等方式， 增强低碳融资项目对私人投资的吸引力。
“双碳”治理需要拓宽“两山”转化双向通道。2020年是“两山”理念诞生15周年，安吉不负重托，以数字化改革为牵引，率先在浙江和全国开展了“两山银行”建设。“两山银行”是政府主导打造的生态资源交易平台，是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载体，让山水林田湖草沙等生态资源在开发利用、环境保护等过程中实现应有价值。可见，坚持以新时代“两山”试验区综合改革创新为引领，探索高质量高水平的“两山”转换路径，对内提供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实践路径，对外展示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实践成果， 对实现生态产品价值更高水平转化、建设县域绿色重要窗口、进而成为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具有重要示范意义。
“双碳”治理需要金融工具和制度创新双重突破。如何确保有更多服务“双碳”治理创新的资本形成？一方面加强金融工具供给的创新，包括但不限于创新直达货币政策工具，丰富债券市场品种和层次，加大支持融资租赁、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风险投资基金创新产品力度，拓宽融资渠道。另一方面以注册制改革为龙头，带动资本市场关键制度创新，用好股权激励、并购重组等政策工具，促进创新资本形成，助力中小企业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
“双碳”治理还需处理转型风险与安全双面问题。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一定要妥善处理减污降碳与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群众正常生活的关系，有效应对绿色低碳转型可能伴随的经济、金融、社会风险，防止过度反应，确保安全降碳。优化绿色低碳转型财税政策，要充分考虑对高碳产业既有投资的沉没成本。当前，要进一步加强财税、投资与能源体制改革联动，着力降低非化石能源应用和电网安全稳定运行成本。后续则要开展行业、地区碳减排政策的成本评估和优化机制，结合特定行业和地区的实际情况，构建财政与金融、价格等相互协同的系统性风险反馈机制和防控机制，并通过深化改革来加快构建财税政策的体制基础。
说到底，“双碳”治理表明了我国绿色发展的决心。但在技术、市场和资本的循环中，资本是“双碳”治理中最关键的环节，在一定程度上是资源配置导向和效率提升的核心。所以，当我们从可持续发展到科学发展、再到绿色发展时， 不只是体现国人对“双碳”治理理念的创新，还彰显了我们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胸怀与责任担当。
作者系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巡视员、浙江省服务业联合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