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海，本刊专栏作家、文史学者，长期从事金融工作，近年来专注经济史、金融史研究，出版《曹操》等历史人物传记8部，《套牢中国：大清国亡于经济战》《解套中国：民国金融战》等历史随笔集6部，发表各类专栏文章数百篇。
成都武侯祠里有一副对联：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这是清人赵藩所题， 蕴含着丰富的历史内涵和哲学道理。有人认为联中“宽严皆误”有批评诸葛亮的含义，是对他治蜀的否定。是不是这样呢？
管得很“宽”
蜀汉章武三年（223年）6月， 刘备病逝。临终前，刘备在白帝城向丞相诸葛亮托孤。为了蜀汉政权的稳定，诸葛亮迅速返回成都，于次月辅佐太子刘禅继位，刘禅命诸葛亮“开府治事”。
所谓“开府”就是组建官署， 具体来说就是组建丞相府。诸葛亮身为丞相，但刘备在世时他的角色是执行者，所有重大事情都由刘备亲自决策，诸葛亮只负责建议和执行；加上刘备称帝后马上东征，蜀汉政权的制度建设和机构建设还不完善，所以诸葛亮受命托孤之前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丞相府。现在， 诸葛亮既是执行者又是决策者，必须尽快建立起一套高效的工作机构。诸葛亮认真履行职责，严格选拔人才，组建了简干的丞相府。
丞相府组建后，官员们很快发现诸葛亮工作责任心非常强，对大家的要求也很严格。在工作中， 诸葛亮心很细，重要文书都亲自过目，向他汇报工作不能有丝毫马虎。为减少差错，诸葛亮甚至“自校簿书”，也就是亲自校对一些重要文件和统计报表。《襄阳记》记载，丞相府主簿杨颙看到这种情况， 劝诸葛亮“为治有体，则上下不可相侵”，意思是大家的工作职责各有分工，上上下下不宜互相交叉。为说明这个道理，杨颙还打了一个比方：有个人让奴仆耕田、婢女做饭、雄鸡报晓、狗咬盗贼，又以牛拉车、以马代步，家里的事无一荒废，他也悠闲自得，高枕无忧，平时只是吃饭饮酒而已；忽然有一天，所有的事他都亲自做，不用奴婢、鸡狗、牛马，结果劳累了自己的身体，每天都陷入琐碎事务中，疲惫不堪，精神萎靡，但什么都没有做好。杨颙认为，不是这个人的才能不及奴婢，而是他忘记了作为一家之主的职责，具体到治理国家，就是“坐而论道谓之三公，作而行之谓之卿大夫”。杨颙还说“丙吉不问横道死人而忧牛喘，陈平不肯知钱谷之数”，这是因为“自有主者”。杨颙对诸葛亮身为丞相却“躬自校簿书，流汗终日”提出质疑，认为诸葛亮“不亦劳乎”。
一个机构要实现高效运转并有条不紊，首先要做到各部门权责分明，职责不能互相重叠，更不能互相交叉，否则就会导致效率低下。建立组织分工制度就是防止互相扯皮、提高工作效率的手段。通常来说，一个组织的分工可以分成三个层次：上层负责从组织整体利益出发，对整个组织实行统一指挥和综合管理，制定组织目标以及实现目标的大政方针；中层负责各部分目标的制定，确定实现计划的步骤和程序，协调下级的活动；基层负责按照计划和程序，完成各项工作任务。如果从管理学的角度看，杨颙的看法似乎是对的。
但杨颙看到了一个方面，却没有看到另外一面。从管理学上看职责确实应该这么分工，但还应该注意到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诸葛亮“开府治事”时，蜀汉政权许多基础工作才刚刚起步，新组建的丞相府也需要磨合，各级官员的工作作风需要培养和锻炼。诸葛亮从细节入手抓工作，又亲力亲为，其实是在抓工作作风建设，以此带动工作质量和效率的提高。这是一个扭转作风、纠正错误的时期，所以领导必须带头。
在诸葛亮严格要求下，蜀汉各级官署的工作作风大为改观。这种良好氛围，让一些虽然没有背景却有能力、肯干事的人得到重用。何祗就是一个例子。《益都耆旧传》记载， 何祗只是一名书佐，由于办事认真， 被提拔为管理一处监狱的官员。有一次，诸葛亮巡查到何祗管理的监狱，询问监狱和在押犯人的情况， 何祗回答得流畅自如，让诸葛亮很惊异。后来成都县令空缺，诸葛亮让何祗接任。成都是蜀汉的首都，达官贵人聚集，这样的地方通常很难管理。何祗到任后打击犯罪，抓获不少作恶和奸诈之徒，犯罪案件大幅下降。附近郫县县令缺，诸葛亮干脆让何祗把这个县令也兼起来。再后来，位于成都西北方向的汶山郡出现不安定问题，随时可能发生叛乱，诸葛亮便把何祗派过去担任太守。何祗去后立刻见到成效，汶山郡很快安定下来。
诸葛亮任用了一大批类似何祗这样的官员，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没有什么背景，但有真才、肯实干，作风扎实过硬。由于诸葛亮积极倡导和亲力亲为，蜀汉的政风乃至社会风气不断向好的方向发展，对于提高蜀汉的综合国力产生了积极影响。
管得很“严”
诸葛亮还主持制定了《蜀科》，“科”指法律、命令，这里特指刑法。诸葛亮一向主张用法要严， 所以在《蜀科》的制定中贯彻了从严的精神。遗憾的是，《蜀科》已佚失，当年诸葛亮主导的蜀汉法制建设的详细情况已无法考证。
但是，从诸葛亮留下的其他著作如《将苑》《便宜十六策》中， 依然可以看出对立法和执法的有关要求。《蜀记》记载，晋人郭冲记录了围绕诸葛亮5个有争议话题所进行的讨论，其中一条就是刑法太严。有人认为“亮刑法峻急，刻剥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晋人所著《后汉纪》也有类似说法。
不仅是后人，在当时也有人就这一问题向诸葛亮表达过不同看法。深为刘备信赖的法正曾以汉高祖刘邦“约法三章”为例，向诸葛亮提出“且客主之义，宜相降下， 原缓刑弛禁，以慰其望”。在一部分人看来，两汉以来酷吏频出，他们用法之狠、手段之残酷让人谈之色变，不应该把这些作为立法的精神和执法的理念。
为了辨析类似的问题，诸葛亮作了一些解释。在《诸葛亮集》中有一封给法正的信，信中指出，人无道，实行严刑、苛政，所以汉高祖顺应大势而“约法三章”，受到百姓拥护。但蜀汉面临的形势完全不同，刘焉、刘璋父子治理益州靠的是所谓“恩德”，导致法治松弛， 上上下下互相奉承，德政不举、威刑不肃，有一部分人习惯于专权横行，君臣之道也慢慢淡化，形成了“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的不正常情况。诸葛亮认为“所以致弊，实由于此”，只有重塑法治威严、严明执法才能让社会回归正轨，实现“荣恩并济，上下有节”。
当时的情况正如诸葛亮所说， 刘焉、刘璋父子靠恩惠拉拢下属、取悦百姓，遇事不敢碰硬，地方势力顺势抬头，造成种种社会弊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谈汉初的宽政就有些不合时宜。《尚书·吕刑》提出：“轻重诸罚有权，刑罚世轻世重，惟齐非齐，有伦有要。”应当根据不同时期出现的不同情况，依照客观形势的需要制定有针对性的刑法。对于乱世就要用“重典”，通过强化法治手段来实现社会的有序和稳定。
诸葛亮治蜀强调“严”，但这个“严”是有针对性的，同时也是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不是随意量刑和扩大打击面。至于实施的效果，《三国志》是这样总结的：“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
鼓励批评
诸葛亮管得“ 宽” 、管得“严”，但从不武断，从不以权压人。杨颙给诸葛亮提意见，语气相当严厉，几乎在说“你不会当丞相，你应该学学人家丙吉和陈平”。诸葛亮听了没有生气，反而很感动，向杨颙表示感谢。杨颙去世后诸葛亮“垂泣三日”。
除了认真工作、勤恳办事、执法严明，诸葛亮还要求下属敢讲真话、敢于直言。《诸葛亮集》中保存了两篇《与群下教》，类似于两封给下属的公开信，内容都是鼓励大家畅所欲言的。
在第一篇《与群下教》中诸葛亮提出“集众思广忠益也” ， 强调在工作中要善于集中众人的智慧。诸葛亮认为，在工作中如果担心受到猜疑而不愿意反复磋商和研究，就会使国家蒙受损失；反复研究和磋商就能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这个过程就好比丢掉了草鞋而得到了珠玉。诸葛亮举了董和的例子，董和跟诸葛亮共事七年，其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来相启告” ， 也就是遇到不同意见，董和会往返10次来陈述。诸葛亮提出，如果大家能像董和那样尽心尽职，工作中的差错就会大为减少。
在另一篇《与群下教》中，诸葛亮继续鼓励各级官员敢于直言。诸葛亮说：我初次接触崔州平，就多次听他指出我的得失；后来接触徐元直，又经常受到他的启发和教诲；我与董幼宰共事，他每次发表见解都必须把话说完；后来又跟胡伟度共事，他曾多次对我进行劝阻。我天资不高，不一定完全接受他们的所有意见，但我同他们始终都是好朋友，“足以明其不疑于直言也”。诸葛亮要大家不必担心，不会因为说真话而受到猜疑和打击。
诸葛亮治蜀，较好地处理了“宽”、“严”等问题，加上他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和鼓励直言，蜀汉才能用较短时间摆脱了刘备去世前后所面临的一系列内忧外患，国力迅速增强。《三国志》评价诸葛亮“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对他治国理政方面的才干评价极高。
成都武侯祠里“攻心联”的作者赵藩一向仰慕诸葛亮，曾写过多篇称颂诸葛亮的诗词，其中一首《隆中谒武乡侯祠》写道： “高岗云气湿蒙蒙，卧龙犹疑此山中。大好溪山名士宅，不轻出处帝臣风。立谈早定三分局，异代犹尊一亩宫。祠宇西南瞻拜遍，参天松柏共青葱。”至于“攻心联”，其真正含义并不是批评诸葛亮“宽严皆误”，而恰恰是以诸葛亮治蜀的成功实践来提示后人，一定要像诸葛亮那样注意“审时”，根据不同时期出现的不同情况来制定政策措施，不能照搬照抄理论教条，否则就会“宽严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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