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海，本刊专栏作家、文史学者，长期从事金融工作，近年来专注经济史、金融史研究，出版《曹操》等历史人物传记8部，《套牢中国：大清国亡于经济战》《解套中国：民国金融战》等历史随笔集6部，发表各类专栏文章数百篇。
中国人很早就对“公”与“私” 的关系有深刻而丰富的认识，既不否定“私”的存在，又强调公私分明、大公无私，反对因公废私、以公谋私。这样的公私观也是中国古代家庭教育的基本内容之一，在古人的家规中有着丰富的体现。
公私要分明
家规，简单地理解就是一个家庭的“规矩”，是家庭对子孙立身处世、持家治业的教诲和约束。家规不一定都写在纸上，它往往是无形的且具有传承性，在家庭成员心中分量很重。家规的形式多种多样，包括家训、家教、家约，也包括遗命、诫子书、示儿诗以及长辈对晚辈的当面训诫等。中国人自古以来秉持家国同构的理念，重视家庭建设，即清代人魏象枢在《寒松堂集》中说“一家之教化，即朝廷之教化也”，而家规正是家庭建设的重要载体。清代人张伯行在《正谊堂文集》中说：“夫家之有规，犹国之有经也；治国不可无经， 刑家不可无规。”
古人的家规内容十分丰富，包括修身立志、勤俭持家、和睦宗族、孝敬长辈、廉洁守法等。这其中， 应该怎样处理好公与私的关系也是家规的一项重要内容。唐代诗人孟郊写过两句名诗：“大贤秉高鉴， 公烛无私光。”意思是，大德圣贤的人都会随时准备拿出镜子来照一照自己，不让自己有丝毫瑕疵， 像蜡烛这样小的东西，只要是公家的，也绝不私用。孟郊所写或许是心中的理想，但现实中确实有这样的范例。南宋诗人周紫芝在《竹坡诗话》中讲述一个故事：北宋有位姓李的官员为官清廉，一直把公私分明作为教育子女的家规，自己则处处以身示范。一天晚上，这位李姓官员突然接到京城上司来信，于是让人点起蜡烛读信，读到一半， 他命手下人赶紧吹灭公家的蜡烛， 再把自家的蜡烛点上，因为这封信前半部分谈的是公事，后半部分说的是他在京城家眷的近况。“公烛之下，不展家书”，这是古人公私分明观最生动的写照。
公事与私事在古人心中有严格区分，在家不谈公事往往是许多官员恪守的规矩。徐勉在梁武帝时历任要职，时人称贤相。一天夜里，徐勉与门人闲谈，门人趁机提出求官，徐勉闻言正色道：“今夕只可谈风月， 不宜及公事。”北宋文学家欧阳修不仅诗文写得好，也是一位清廉官员。他的侄子欧阳通理很早也步入仕途，欧阳修常教育他要公私分明、克己奉公。一次，欧阳通理从自己任职的地方回京，为表达对叔父的敬仰和感激，他买了一些当地特产的朱砂送给欧阳修，谁知此举受到欧阳修严厉批评：“汝于官下宜守廉，何得买官下物！”在欧阳修看来，即便朱砂是自己花钱买的，也属于“官下物”，难免落得公私不分之嫌，所以拒绝接受。
不能因私废公
中国传统文化承认“私”的存在，如顾炎武所说“天下之人各怀其家，各私其子，其常情也”。但中国人公私观中的“私”往往强调的不是个体之私，而是“群体之私”，因为个体被纳入家族之中，家族被纳入国家之中，所有个体通过家国同构被编织在一起。所以，中国古人多强调“私”不能凌驾于“公”之上，不能因私废公。
东晋名臣陶侃的父亲早逝，靠母亲纺纱织布抚养长大。年轻时陶侃曾在阳县任管理鱼坝的小吏。一次县衙举办宴会，陶侃大醉而归，醒后发现母亲守在身旁，母亲流着泪责备说： “饮酒无度，怎能指望你刻苦自励，为国家建功立业呢？”陶侃大愧，母亲为他立下家规：以后再饮酒，最多不能超过3杯。此后陶侃谨记母亲教诲，为官40年从未因酒误事，从一名小吏成长为荆、江两州刺史，在政坛举足轻重。有一回宴会时，手下僚属纷纷劝陶侃多喝几杯，陶侃闻言潸然泪下，许久才说：“我年轻时曾酒后有过，与母亲有约，不敢超过限制。”部下有人因喝酒、赌博荒废公事，陶侃了解情况后，命人将其酒器、赌具扔到江里，对其施鞭刑以示惩戒。陶侃常对属下说：“大禹圣者，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岂可逸游荒醉，生无益于时，死无闻于后，是自弃也。”
唐朝中期李景让的母亲郑氏“性严明”，父亲去世得早，李母“治家严，身训勒诸子”。李宅后院古墙因雨溃陷，竟意外“得钱盈船”， 家中奴婢喜而相告，李母却说“无劳而获，身之灾也”，她“焚香祝之”，并“命掩而筑之”，不取分毫。一次，李景让被朝廷委派到浙西任职，母亲问他何日赴任，李景让顺口回答说还有些私事要办，过几天就出发，母亲闻听十分生气， 训诫道：“朝廷既已任命，就应当即赴任，为何耽误行程？”母亲让人剥去李景让上衣，在堂上用竹杖责打，李景让第二天就赶紧启程了。到浙西后，属下有位官员顶撞李景让，李景让一气之下“杖而毙之”，李母当时也在浙西，听到后十分震惊，“出坐听事”，当众训责李景让：“天子付汝以方面，国家刑法，岂得以为汝喜怒之资，妄杀无罪之人乎！万一致一方不宁， 岂惟上负朝廷，使垂年之母衔羞入地，何以见汝先人乎！”李母“命左右褫其衣坐之，将挞其背”，“将佐皆为之请，拜且泣”，过了很久，李母才让人把李景让放了。
宋朝时朱熹对公与私的关系有许多论述，他说：“官无大小，凡事只是一个公，若公时，做得来也精彩， 便若小官，人也望风畏服。”朱熹曾训示门人：“今人喜也是私喜，怒也是私怒，哀也是私哀，惧也是私惧， 爱也是私爱，恶也是私恶，欲也是私欲。苟能克去己私，扩然大公，则喜是公喜，怒也是公怒，哀、惧、爱、恶、欲莫非公矣。”意思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喜、怒、哀、惧、爱、恶、欲等往往都出于私心，喜是私喜、忧是私忧，如果能克服一己之私，让这些情绪充满公意， 那就对了，而这一点十分重要。朱熹还说“君子之于人，非是全无恶人处，但好善恶恶，皆出于公”，这里强调的是，只要出于公心，即便有什么地方做错了，君子仍然是君子。
更不能以公谋私
权力可以实现私欲，但在古人的家规里几乎无不在告诫子孙后人切勿以权谋私、假公济私。战国时期，田稷任齐国相国，有人贿赂百镒黄金给他母亲，遭到田母的拒绝和严厉训斥。田母教导儿子：“非义之念，不萌于心。非礼之利，不入于家。” 田稷接受母亲的教诲，主动向齐王请罪，其一生皆保持廉洁的名节。陶侃也遇到过类似的事，在其管理鱼坝期间，曾让人将一罐干鱼捎给母亲品尝，母亲立即原物送回，并写信责备他：“汝为吏，以官物见饷， 非唯不益，乃增吾忧也！”陶侃读到母亲的信，感到又愧又悔。
古代有一些名将，不仅能在战场上建功立业，而且头脑也十分清醒， 平时很注重家风建设。东汉初年的名将吴汉战功卓著，是光武帝刘秀的左膀右臂。吴汉在前方打仗，妻子、儿子却在家大量置办田产、宅院，吴汉归家，发现问题，立即责备他们： “军师在外，吏士不足，何多买田宅乎？”吴汉把这些田宅“尽以分与昆弟外家”，鼓励儿子们自谋生路。三国时期名将陆逊担任孙吴的上大将军、丞相，位高权重，当时有些豪门大族的子弟都想法设法在仕途上沾先辈的光，陆逊告诫说：“逊以为子弟苟有才，不忧不用，不宜私出以要荣利；若其不佳，终为取祸！”
北宋袁采所写《袁氏世范》与《颜氏家训》齐名，其中有告诫子孙的话：“子弟有愚缪贪污者，自不可使之仕宦。”北宋名臣包拯以清廉著称，他也写过一段告诫子孙后人的话：“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 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仰工刊石，竖于堂屋东壁，以诏后世。”在这里，包拯定下了家规：那些以公谋私、贪赃枉法的子孙，死后不得葬于祖坟， 不承认他们是包氏后人。还有北宋名臣司马光，也曾告诫其后人： “不得恃赖我声势，做不公不法， 搅扰官司，侵陵小民，使为乡人此厌若。”南宋时赵鼎作《家训笔录》，其中也有为后世子孙立下的家规：“凡在仕宦，以廉勤为本。”
清代人王永彬所作《围炉夜话》是一部语录体典籍，书名立意是寒冷的夜晚一家人围聚炉边聊家常、聊人生。书中话题涉及修身、为学、读书、为官等，影响深远， 关于公与私，书中写道：“见小利， 不能立大功，存私心， 不能谋公事。”与此类似，清代人吴汝纶在《与儿书》中也写道：“做官之钱，皆取之百姓，非好钱也，故好官必不爱钱，吾虽无德，岂愿以此等之钱，豢养汝曹、私妻子哉！”晚清时，林则徐赴广东任职，家庭开支很大，经常入不敷出，但他“决不敢于俸禄而外妄取民间或下僚分毫”。林则徐告诫家人：“林氏素代清白，此种污手之钱决不要一文也！”
要做到大公无私
修身还需立志。古人强调对子孙后人的教育和家庭建设，根本之处还是希望子孙后人为国家和社会多做贡献，不仅要求他们做到公私分明， 不因公废私和以公谋私，还希望他们能以天下为公，做到大公无私。三国时诸葛亮在《诫子书》中勉励儿子：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国王钱镠留给子孙的《钱氏家训》中强调：“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
隋末唐初时曾任江州刺史等职的郑善果，父亲早故，母亲崔氏“性贤明，有节操，博涉书史，通晓治方”。郑善果的父亲是为国捐躯而死的，郑善果很小就承袭了爵位，崔氏时常以父亲的事迹教育他，说父亲是忠勤之士， “在官清恪，未尝问私，以身殉国， 继之以死，吾亦望汝副其此心”，要求他不能“独擅其利，以为富贵”， 更不能“心缘骄乐，堕于公政”。郑家生活富足，但为教导儿子树立俭朴清廉的作风，崔氏坚持亲自纺纱织布，常至深夜。正是这种言传身教，郑善果才“由此克己，号为清吏”。
宋代著名诗人陆游也很重视家庭教育，一生写下100多首教育儿子的诗，其中一首《五更读书示子》中写道：“吾儿虽戆素业存，颇能伴翁饱菜根。万钟一品不足论，时来出手苏元元。”这里的“苏元元”不是人名， “苏”的意思是救助、解救，“元元” 指的是黎民百姓。这首诗的意思是：我儿虽显愚笨，但坚守清廉之风，也能像我一样吃苦，高官厚禄不足为念，做官目的是救助百姓，为他们造福。
林则徐在《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的诗中写道：“力微任重久神疲，再竭衰庸定不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他还给后人们留下一副家训联，上联是“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下联是“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增其过”。他在写给夫人的家信中交代：“务嘱次儿须千万谨慎，切勿恃有乃父之势。”正是有这种大公无私之心，林则徐在国家危亡关头才能挺身而出， 成为令人敬仰的民族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