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红岩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任务艰巨， 防控的重点从城市扩大到乡村。至今仍是熟人社会、半熟人社会的乡村，春节期间的人口流动和交流空前频繁，且相当一部分武汉流出人口是返回农村，这加剧了乡村防疫的难度，也考验着乡村治理能力。基于对湖北荆州、山东临沂、河南南阳三个村庄的实地观察和电话、微信调研，以及相关资料梳理，本文报告了对疫情防控中乡村治理的一些观察、思考与建议。
党组织领导，全民防控
疫情发生以来，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所有村庄创新方式方法， 严密防控疫情，形成了以农村基层党组织为战斗堡垒，基层干部为疫情防控政策的传播者、解读者、沟通者、推动者，以全体村民为响应者、参与者和执行者的全民参与的抗疫体系，打响了一场全民防疫战，大大降低了病毒传播风险，有效保护了村民的生命和健康安全。
（一）村级党组织发挥战斗堡垒作用。湖北荆州QG村党支部带领干部群众攻坚克难、战胜疫情， 让党旗在疫情防控斗争第一线高高飘扬。村党支部在第一时间召开村组干部会议，安排部署全村具体防范措施，迅速成立了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自大年三十起，村“两委”干部7人全部编班，包组、包片、包户、包重点路段并建立疫情防控台账，24小时轮岗值守，严把各路口“出入关”，一天一会议、一天一部署，高度统一思想认识， 全身心投身疫情防控工作；实行包保责任到人，每天查体温或打电话询问详细情况，确保不出门、不串门、居家隔离。村组干部对外地返乡、重点是武汉返乡人员进行认真排查、摸清情况、做好登记，做到不漏户、不漏人，认真做好疫情防控人员登记台账；对武汉返乡的54人实行严格管控，并积极做好送餐送菜等各种服务工作。充分利用村村响和宣传车广泛宣传防控措施和健康卫生知识，并每天更新宣传内容，支部书记每天在村村响广播4次（上午2次下午2次），村组干部每天入组入户宣传2次（上午1次下午1次），在各组醒目的位置张贴紧急通告和宣传画近100份，取消红白喜事16处。
（二）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湖北QG村党支部号召全村党员干部在疫情防控工作中主动亮身份、当先锋、做表率，充分发挥“四长” （村长、组长、台长、中心户长）、“四群”（村组干部群、党员群、台长群、各小组户主群）作用，实行村干部包组，党小组、党员、“四长” 包户、包人并层层压实责任，做到日统计、日报告，密切跟踪管理。党员干部带头严守纪律，切实管好自己的人、看好自己的门，并正确引导村民守纪律、讲规矩，积极配合防疫工作，发挥正能量，为全面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作出应有的贡献。成立党员志愿者小分队，全村71%的党员（48名）参加志愿者活动，到12 个卡口执勤轮班值守，全力做好筛查排查、检测检疫等工作；上门入户宣传防疫知识，发放口罩、测体温表、消毒液等防疫物资，对公共场所进行消毒并搞好环境卫生；对贫困户和武汉返乡人员，不仅上门测体温，还送餐送菜送服务，切实做到哪里有困难和需求，哪里就有党员干部的身影，为守一方平安尽心尽责。到目前为止，全村2213人无一例疑似病人和发热病人。
（三）乡村能人和普通村民发挥主体作用。湖北QG村积极挖掘“四老”（老党员、老干部、老军人、老模范）等的示范引领作用，强化其“摆渡人”角色，通过他们组织动员群众力量，以“一人带一户、一户带一村”的形式，促进防控疫情意识和知识在村民心中扎根，形成全民防疫的强大力量。在很多省份，我们都发现，乡村教师、医生、乡贤、新型经营主体负责人等都积极参与， 动员带动村民积极理性面对疫情； 辅助乡村干部做日常管理工作，配合乡村干部解决棘手问题。在黑龙江海林市某村庄，村医每天通过视频指导村民正确消毒和进行室内通风，还发动家人帮助村干部做好相关宣传工作。在湖北十堰市的山区乡村，返乡的年轻人凭借其更广泛的信息接收渠道、更强的学习能力和信息甄别能力，承担起向家庭成员、村庄和社区宣传疫情知识和辟谣工作，构筑起以普通家庭为重要单元的疫情防控体系。
（四）创新方式方法，强化宣传教育并严格管控。各地创新地综合运用文字、图画、表格等，以群众愿意接受、容易接受、记忆深刻、能入耳入脑入心的方式方法， 将防控疫情的思想、政策、知识传递给群众。一是采用报纸、电话、网站、微博、微信、视频、新媒体号等进行全方位、全覆盖式报道， 大大增强了疫情防控政策和知识的传播力、影响力。二是采用大喇叭、流动宣传车、出租车LED顶灯等，集中式、大篇幅地滚动播报宣传防疫知识、规定和权威信息。三是采用朗朗上口、通俗易懂易记的广播稿、口诀、条幅、口令等，将防控知识传播给村民，增强了村民自我防控意识和能力，引导他们养成勤洗手、戴口罩等良好习惯，真正做到重科学、听官宣、不信谣、不传谣，让农民群众有序参与到疫情防控阻击战中来。
短板现，方向明
随着防疫工作的推进，疫情防控的乡村治理工作出现了很多值得肯定和推崇的做法，也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也暴露出了一些短板和问题，为乡村治理能力和治理绩效的进一步提升明确了努力方向。
（一）反应迟钝，意识淡漠。在疫情重点省份湖北，腊月廿八、除夕和初一的十堰市某山区小村村民仍在普遍地聚餐。即使到了全民紧张防控的大年初三，村庄街道上仍不见宣传防控疫情知识和政策的横幅，虽有宣传车在提醒大家不要串门，但村民要么聚在一起打牌， 要么聚在房前屋后聊天，且2/3的人没戴口罩，武汉返乡人员也未接到任何形式的询问和登记。在与湖北毗邻的河南省南阳市某村庄，虽对武汉返乡人员进行了登记和观察，但对非武汉地区的湖北返乡人员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腊月廿九的村庄行人无一人戴口罩，嘈杂的集镇上零星有人戴着口罩，但有的口罩并不是权威要求的防护口罩。有材料反映，有些地方的体温监测存在走过场现象，有的防控不严格、看到熟人就放行，有的地方被管控隔离人员随意走动。这些细节上的疏漏都极易引发严重的后果。
（二）方法简单粗暴，缺少现代治理理念和工具。现实生活和各类媒体中，我们时常看到疫情防控的所谓“硬核”措施：有的地方直接用渣土把道路堵上，有的地方在村道上砌起砖墙、石墙，有的地方干脆把路挖断，形成难以逾越的“鸿沟”，有的村庄发出警告， 如有外村人进入本村直接报警处理……还有的在村庄路口设置劝返点，围追堵截返乡人员尤其是湖北返乡人员，有的村庄采用极端言语、条幅、甚至是行为歧视、排斥、更甚或殴打返乡人员……对于农村疫情防控来说，采用上述“硬核”做法，应该说是十分有效的，但同时也暴露了治理的“短板”——防控措施过于简单、原始、甚至有些粗暴，带来了其他治理问题以及不良后果，如河南就发生了老人脑溢血因封村断路影响救治的案例。这其实是现代治理工具和人文关怀的缺失，所谓的“硬核”举措实质上是以暂时中断正常的经济社会生活来应对疫情扩散，但除了疫情之外，社会生活中还存在其他各种突发事件，封路、封村甚至封门，如果不同步配套健全的现代治理体系和应急服务体系，难免会出现类似于贻误老人救治的事故。
（三）组织群众和动员群众的能力弱化。税费改革以来的十多年，乡村基层组织动员和联系群众的能力大大变弱，这在此次疫情中也暴露无遗。无论怎样宣传动员， 无论手段有多“硬核”，武汉或湖北回乡人员、与湖北有接触史的人员总有隐瞒不报的情况发生，我们在新闻或网络媒体中几乎每天都能看到这样的信息。在山东省临沂市某村庄，就出现了2起武汉回乡人员隐瞒不报的案例；湖北省荆州市QG村村支部书记反映，疫情防控中最大的困难和问题就是，用尽一切手段宣传动员后，仍有村民不听劝告，毫无防护地随意上街走动，甚至聚集打麻将。这些现象一方面是村民防控意识薄弱的体现，另一方面更是农村基层向心力不足、自治功能弱化的表现，同时也是村民去向登记制度缺失、治理方式落后的显露。也正因为此，十多年以来几乎没有面临过重大挑战的基层治理才会在面临突发疫情时的治理手段“一夜回到农耕时代”。
补短板，促提升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坚信，疫情很快会在“全民战疫”中成为过去。但是，面对疫情防控暴露出的乡村治理体制机制问题，我们也要认真反思，及时补短板、强弱项， 在奋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同步强实力、强战力，以确保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一）建立健全群众动员机制，提升基层组织的群众动员能力和组织力。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团结动员群众”是新时代基层党组织发挥坚强战斗堡垒作用的重要维度，要不断增强党的“群众组织力”。实践表明，单纯依靠政府领导、行政执行无法有效解决处于政府治理体系末端的乡村治理问题，必须构建群众动员机制，组织调动村民的主体地位，这是村级治理运行过程中的核心机制。构建群众动员机制的首要任务是建立健全社会参与机制，构建扁平化的社会动员体系。参与主体层面，要进一步探索以乡镇党委、村党支部、基层党员为轴心的三级社会动员发动体系，同时通过“熟人圈”“趣缘圈”“业缘圈”搭建纵横交织的社会网络，建构社会动员响应体系， 以引导多元化社会力量的最广泛参与。参与方式层面，要借助互联网及新媒体工具增强与普通民众的直接互动和思想交流，以多样化、即时化、生动化的传播形式向群众宣导政治理念，形成有效动员所必需的价值基础和理念认同。同时挖掘社会组织、新乡贤、乡村能人等的动员潜能，发挥好他们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使之成为党组织联系不同方面群众的中介。还要充分挖掘基层组织的服务功能，真正做到密切联系群众，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以真情推倒心理围墙，以坦诚架设心灵桥梁，以热心缩短心理距离，以为了群众、依靠群众的群众路线和群众工作方法从情感上凝聚群众。
（二）引入现代治理理念和工具，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和绩效。公共治理相关理论和实践表明，在实现治理目标的过程中，方案确定的功能只占 10%，而其余90%则取决于方案的有效执行，而方案执行过程中的方式方法，即治理工具的掌握及其运用，对于治理目标的实现具有关键影响。当前乡村治理所面临的核心问题，不是做什么，而是如何做。要借鉴现代治理理念和工具，完善乡村治理体系和模式。包括疫情防控在内的乡村治理中，指挥、沟通、协调和控制等重要节点上的信息传播技术、指挥协调技术、管理控制技术等的掌握和运用，关涉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等治理结果。这些技术的灵活运用要求熟知和理解行政、法治、市场、社会、自治等工具，唯有如此，才能分类别、分群体、分阶段地协同用好这些理念和方法，以自治消化矛盾、法治定纷止争、德治春风化雨，增强治理过程的透明性、包容性、参与性、责任性、回应性，改善利益相关者福利，提高治理绩效。同时，要做好基础工作，建立健全户籍和人员去向登记制度，了解清楚不同类型村庄人口的具体去向、工作性质、家庭成员等信息， 及时动态更新信息，辅以信息不实举报或虚假处理机制，加强村庄人员管理，强化组织服务工作。
（三）强化教育培训，提升基层干部和农民的专业素养和职业能力。适应现代治理需求，要教育村民摒弃传统文化中消极落后的因素，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积极吸收城市文化乃至其他民族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引导他们在思想观念上与时俱进，在知识水平上有所提升，在素质修养上不断完善，在道德规范上不断进步，养成积极、健康、向上的精神面貌，形成欣欣向荣、不断创新的社会风气，培育现代乡村文明。对于普通村民，要充分利用各种教育培训资源，在开展农业实用技术、职业技能培训等“专业科目”教育的同时，强化爱国主义、公民道德、民主法治、传统美德、科学知识、文化文艺活动等“公共科目”的教育，不断引导教育他们遵纪守法、崇尚科学、移风易俗，培养造就一批适应现代社会发展要求的懂技术、善经营、尚科学、会参政、有文化的现代新型高素质农民。对于村组干部，坚持和加强党性教育、政治思想教育的同时，要强化治理理念、治理方式、信息技术等专业素养培育， 不断提升他们的治理能力和治理输出效果，进而促进治理的科学决策与有效执行，为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内部保障。（本文是2019 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乡村振兴战略中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创新内在逻辑与实现形式研究”（项目批准号：19BGL21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农业农村部管理干部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