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刘长杰
不安在2020年1 月23日这一天，突袭了图古日格。
23日，农历腊月廿九，张贴对联的日子。虽然节气未到鼠年立春，但天空湛蓝，暖阳高照， 微风和煦。高高挂起的大红灯笼、红底黑字的迎春对联、喷香的炖骨头、热闹的放烟花……浓烈的节日气氛，掩不住突如其来的不安之感——带来不安的，是27岁的公司职员付海洋；传递不安的，是72岁的村医刘瑞。
“昨晚听说付老五的儿子付海洋前几天是从武汉回来的， 虽然不知道具体是哪一天，但我还是建议你们不要串门了，尤其是不要和老付家接触。”刘瑞趁早饭前给村里人看病、送药、输液的时机，向三户人家传递了他的担忧。早饭后上班，他首先安排年轻村医与付海洋取得联系，掌握相关资讯；随后，把初步情况向上级单位进行了反映。
这一天的上午，赤峰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会议召开。
和其他村民一样，村医刘瑞主要透过电视新闻，关注着武汉暴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相关动态。特别是1月20日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院士对外宣布“新型肺炎人传人”的结论后， 他把关注度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每天下班后，都透过央视《共同关注》《新闻联播》和《内蒙古新闻联播》等节目，详细掌握疫情的发展和扩散情况。刘瑞主导的村卫生室，服务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乌丹镇花音艾勒嘎查行政村域的花果营子、赛勿苏和图古日格三个自然村，1090口人。超过52年的从医经验，生活了70多年的乡村故土， 对地方疫情历史的谙熟，让刘瑞从一个月前对新型肺炎的关注，变成了春节前的担忧。他建议所有能够接触到的村民，尽量不要聚餐，不要串门，更不要打牌搓麻将。“你看，手机拜年也不错，是吧……”
图古日格的不安情绪，在大年三十的上午有所缓解。因为有消息说，1月份去武汉出差给客户安装设备的付海洋，于腊月十八（1月12 日）就回到了村里。按着14天潜伏期计算，最多春节当天，也就是第二天，警报即可解除。
同日下午，刘瑞参加了翁牛特旗紧急召开的电视电话会议，为防止疫情扩散，上级单位要求村卫生室春节不休息，全天候值班，在做好医生防护的前提下，正常为病患提供服务，并严密监控有发热、咳痰、乏力等症状的病人。会议同时要求进一步压实责任，建立党（工）委书记为群主的湖北省返翁人员微信联络群，确定武汉返翁人员直接联系责任人，严格执行“日报告”“零报告”制度，并加大宣传力度，发挥村村响大喇叭的作用，确保多媒体平台滚动播出疫情信息和防控政策知识，全力营造疫情防控的浓厚氛围。
从关注疫情到实施防疫，节日气氛已经发生了逆转。更为严峻的是，当天下午付海洋提供的机票图片证明，1月19日他才从武汉飞回赤峰，抵达后辗转乘车返回图古日格村。到除夕这一天，他从武汉返乡才五天，这意味着，付海洋可能处于疫病潜伏期，其本人的隔离警报，至少要到正月初十（2月3日） 才能解除。
消息一经扩散，整个村庄从惴惴不安陷入一片恐慌。按正常流程，除夕全家人一起吃完午饭后， 男人要经营牲畜， 女人需准备晚餐、包年夜饺子，年轻人、孩子们就是聚在一起串门打牌嬉闹。可是这个除夕，欢声笑语变成了忧心忡忡，在稀稀落落的农家小院，无论进进出出做什么，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应该戴口罩。然而，能防疫的医用口罩好像谁家都没有……科尔沁沙地边缘小村图古日格70年来最为冷清的一个春节，在零星的烟花爆竹声中，在村民的焦虑不安中登场。
“亲连亲”的扩散方式
不应该责怪人们的紧张与不安。正值壮年的付海洋是否是病毒携带者，虽然仍是未知数，但如果仔细测算，假如他有问题，那么图古日格村的300多口人，乃至整个嘎查三个村的村民，都将无一例外被列入疑似感染对象。
在城市，两户人家即便门对门，都可能不认识，或者认识也不来往。这意味着，一个楼道里的住户，即便有一家感染了病毒，其他人家也可能感染不到。而农村人际关系是“亲连亲”结构，亲情友情关系早已从“链式”发展到“团状”结构，极易形成疫病的二代、三代传播。
以付海洋为例，付家和柳家是姻亲关系，柳家和张家是姻亲关系；付海洋回村的第二天、第三天，就去两个刘姓的好友家叙旧、吃饭、游戏；而刘家和李家是姻亲关系，与另一刘姓家族又是亲属关系；在村西组团，付家和董家、张家又是好邻居。年前年后的几天，是农村人最喜欢走亲串户、聚会访友的日子，因而假如付海洋是病毒携带者，那么图古日格村将被“一窝端”；而随着图古日格村的沦陷，同一个嘎查的其他两个村，也将因为“团状”结构而无法置身事外。
“虽然前五天的情况失控，但只要大伙儿立刻提高警惕，不再频繁接触，那么至少可以缓解付海洋回村后可能造成的第二代、第三代病毒的传播。”除夕下午，刘瑞一面让村民用微信传播“待在家里， 不要会客”的建议，一面电话要求付海洋及其父母“决不能出门，不能拜年，更不能会客”。
少了聚会，多了忧虑，除夕“守岁”变得漫长。在不咸不淡的春节晚会直播时间段，老年人看着电视、嗑着瓜子、喝着奶茶，中年人用手机刷着新闻、看着抖音，而年轻一辈则联网打起手机游戏。2019年的秋天，村里通了广电互联网，这让回乡过年的年轻一辈，有了消耗冷清冬夜的平台。
图古日格是蒙语，意为圆形的水塘，音译吐虎沟。鼎盛时期， 全村户籍人口320多，现已不足260 人，常住人口不足100人。除了1000 多亩的耕地，一直是牧区的图古日格，其实根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草场，有的只是占全村面积95%以上的沙漠。
25年前的图古日格，交通基本靠走，通讯基本靠吼，照明基本靠油。1994年，三个自然村自筹资金铺上了简易的砂石路，实现路通； 次年，电通；直到2010年移动电话开始普及，村里也没有通上有线电话。5年前，内蒙古推行“村村通公路”工程，5.5米宽的水泥路，2017 年就连通了国道与赛勿苏、花果营子两村，却不知何故甩下了图古日格至今。因为出行艰难，村里大多数1960年以前出生的人，都没有去过500公里以外的北京和1000公里以外的呼和浩特，他们之中的很多人甚至没有坐过火车，去过几次赤峰还是因为去看病。
60后的一代人，开始走出村庄，到外面的世界去求学、去谋生。特别是70后到90后的三代人， 他们坐火车、乘飞机，足迹走遍中国，触角伸向世界。然而无论他们身在何处，每逢过年，都会从五湖四海回到还有50多户人家的故乡。驶过那条颠簸的砂石路，每年回图古日格过年的轿车超过30辆。年轻一代的雄心和脚步，带回来了财富、学识与生机，也带回来了疲惫、风尘和疾患。
尽管有“外来力量”的支撑， 但这个习惯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小村，仍然在22点忍耐不住，有人开始在院子里点起篝火、燃放鞭炮，然后进屋洗脸、吃饺子。23点30分，硝烟散尽，一切复归平静， “年”过完了。
2020年除夕的夜晚，除了短暂的喧嚣，安静是图古日格的总基调。无论是门口的大红灯笼，还是挂在围墙上的串串彩灯，都在微风中孤芳自赏。夜深了，慢病患者杨秀英在一阵咳嗽声中半梦半醒着， 她的内心并不平静，她担心原本安排好正月初三去县城住院治疗的计划，恐怕无法成行了。
“不见人”是最好的防疫
正月初一，最重要的活动就是拜年。早饭过后，人们三五成群开始走家串户。因为此前已存在大面积的接触，所以“只走亲戚家”的拜年行为，被村民视作“没有什么吧”。这一心理的背后，基于两个逻辑，一是很多长辈一年见不到两次，不登门拜年于情过意不去；二是假如付海洋有问题，那么按理自己已经“有问题了”，既然如此， 也就无所谓了，该拜得年还是要去的。也有个别人家关上大门，意在“谢绝拜年”，但笑脸拜年团一来，不好拒绝，只好开门纳吉了。
作为全旗的重点监控对象， 付海洋一家除夕下午即被明确要求“居家隔离，不得会客，不得出门，手机保持24小时畅通”。初一上午的大拜年，没有人去付海洋家。
“拜年其实是人群的一次普遍性再接触，对防控疫情不利。”但对于古已有之的年俗，刘瑞也很无奈，“拜年时没人戴口罩，也是， 戴口罩了怎么向长辈拜年呢？”
不是不想戴口罩，而是家里根本没有口罩。拜年之余，疫情自然是人们谈论最多的话题，紧接着就会有人问：“谁家还有剩余口罩？”在农村，没有人为防疫准备医用口罩，所谓“剩余”， 不过是村民为干农活所购口罩的存货而已。
口罩极度短缺，不仅仅在农村卫生室，在县城和市区的药店，口罩也无货可供。在翁牛特旗部署新冠病毒疫情防控工作会议上，有个别干部也没有口罩。
初一是严格执行“ 日报告”“零报告”制度的第一天，身为“武汉返翁人员直接联系责任人”，村支部书记于志和早上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与付海洋用手机进行视频通话，询问其居家隔离执行情况，体温及身体健康情况。早饭后，他立即赶往村委办公室，召集村“两委”人员前来值班，研究落实上级疫情防控要求。
这一天的上午，赤峰市的松山区和林西县各有1名确诊病例，均与武汉有关。地区首发2例的消息传出，全旗防控形势迅速升级，旗委旗政府通过网上发布《致全旗广大农牧民、市民的一封信》，对提高认识、强化举措、群防群控等工作提出要求、发出倡议，并明确实行线索有奖举报制度，凡是举报反映政府不掌握的湖北返翁人员，经核实后为其充值200元电话费，以此动员群众互相监督。下午，为防止重点监控人员出村， 付海洋及其父母的居民身份证被收缴至村委会保管。
在村卫生室，酒精缺货，医用口罩缺货，消毒水只剩半瓶。在村委会，几名值班者也没有医用口罩可戴。初一下午，村里有人开始戴口罩出门，但仔细一看，大多是防尘、防雾霾口罩。村民的逻辑是， 在口罩奇缺的日子里，虽然没有医用口罩可戴，但戴个口罩总比不戴强。也有四五户人家，找到了秋天所购剩余的医用口罩，结果立即被亲属们一分而空。即便如此，全村人均也分不到一片口罩，又因为是一次性，所以分到的人不舍得戴， 束之高阁，待出村时使用。没有消毒水和酒精，家里可以喷点酒、蒸点醋，但没有口罩，“不见外人” 就成了村民选择的最佳防疫手段。
同一天，旗卫生健康部门设置完成新冠肺炎定点医疗机构，政府就此下发通知，各村镇如有发热、咳嗽等症状的人员，不得自行乘车前往医院，应立即联系当地医疗机构或乡镇街道联系人安排就医。
初二上午，上级单位加班加点连夜赶制的《致全旗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领导干部的倡议书》《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预防知识问答》《致全旗广大农牧民、市民的一封信》等宣传品，送至村委会， 值班人员开始发放宣传单。
下午，全旗“四个关键”“五项举措”织密防控网的措施正式推出。所谓“四个关键”，一是群防群治，发动群众做好湖北返乡人员的全覆盖摸排，建立有奖反映机制；二是加大宣传力度，继续发挥村村响大喇叭的作用，利用媒体持续滚动播放有关信息；三是关注易感染人群，加大群众自我保护意识；四是做好疑似病人和患者的诊断隔离，立即启动老中蒙医院改造隔离病区工程，调配好医疗设备和用品，避免二次交叉感染。
需要具体抓好的“五项举措” 包括：一是各级党政班子成员及卫健行政部门、各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嘎查村所有工作人员全部正常上班，开展疫情防控工作；二是在进入翁旗的公路入口、各嘎查村口设立联防联控检测点；三是停止、取消各类公众聚集性活动，临时关闭影院、网吧、餐饮业、洗浴业等人群聚集场所，酒店宾馆不允许接待新入住旅客，所有企业暂缓开复工；四是暂停公交车、客运班车、旅游包车运营，出租车必须每天坚持消毒，司机全程佩戴口罩；五是在有湖北返翁人员的村口、社区门口、楼道单元门张贴防控提示，增强群众防范意识。
疫情来袭，村村响大喇叭开始滚动播出疫情有关信息和防控政策、知识，号召大家春节期间不走亲访友，不上门拜年，取消聚餐聚会等聚集活动，尽量居家休息，并做好室内通风消毒；确需外出时应佩戴口罩，勤洗手，注意个人卫生和环境卫生。
“各位村民，疫情当前，在家最安全，今天到处去串门，明天肺炎找上门。”自疫情防控战打响以来，乌丹镇各村的大喇叭就“忙碌”起来， 政府统一制作了更接地气的防控疫情音频，还有“少儿版”特色的疫情防控宣传节目，每天上午8点到下午5点，各村按时播放。
而在赤峰市12个旗县区的2165 个行政村，8660个大喇叭及时响起来了，在空旷的田野，在冬日的乡村，大喇叭打通了防控疫情信息传播的“最后一公里”，成为发动村民群防群治、共同抗击疫情的主要宣传阵地之一，发出了动员群众、安抚群众、发布消息、消除恐慌的最美声音。
封村25天
对于花音艾勒村“两委”的工作人员来说，2020年的春节，无疑是一个“无感而忙碌”的春节。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从除夕一接到镇里的防疫指令开始，村委就实施24小时两班倒值班，摸排隐患人群，监控重点对象，防止人员聚集，召开党员大会，招募青年志愿者，设立联防联控检测点，发放传单，张贴标语……工作一件接着一件，繁忙让工作人员没有一点过春节的感觉。
按着旗里的统一部署，初二下午从村民家里借来的棉布帐篷，初三早上就在进入嘎查必经之桥的路边，支撑了起来。焊装铁门，拉红条幅，设停车位，在帐篷里安装好取暖炉、休息用床、一桌一椅后， 进村道路联防联控检测点就正式启用了。
“因为有武汉返村人员，所以我们对外采取疫区防控措施，第一个阶段就是一直到正月初十，三个村都要实施严格封闭，不能进， 更不能出。”于志和介绍，这一阶段的图古日格，在市里都“挂了号”，旗里和镇里包片儿负责的同志，每天都来检查督导，检测点24 小时两班倒，时刻有人盯防。
所谓正月初十，主要考虑付海洋的因素，届时他将解除隔离， 而他的家人则进入第二周期的隔离观察。“只有这样，才能确保疫情防控措施的有效。”刘瑞介绍，付家需全天候保持手机在线、在网状态，每天有来自村委、村卫生室总共五次的不定时视频通话和监控， 还有来自镇里甚至旗里不少于两次以上的随机监控。
90后的付海洋，给图古日格的春节带来的震动，前所未有。他拜访过的几家人，春节期间过得诚惶诚恐；其刘姓好友在返回吉林延边企业上班后，如实申报了个人情况，亦被企业隔离了14天。
村民对付海洋返村后的活跃之举有所批评，但没有过度指责。透过有线电视、大喇叭和网络，村民对疫情资讯掌握得既充分又立体， 作为接受工作派单前往武汉出差的一名企业员工，如果他有问题，那么他首先也是一个被传染者。换位思考的结果就是，村民并不排斥“据实申报”的付家人，除了做好与他们的有效隔离，就是为付家打气加油，希望他们早日渡过难关。
从正月初三（ 1 月2 7 日） 开始，翁牛特全旗实施最严封村、封城令，全面发挥网格员、村民小组长、楼栋长作用，村村通公路设置检测点，县城也只留下两个出入口，据此构筑全旗的疫情防线。
在花音艾勒嘎查，青年志愿者的招募工作从除夕开始，至初二结束，共有30多名青年踊跃报名， 他们与村两委干部、党员、村医一起，共同筑起村级疫情防控体系。在县城乌丹，除了留下几个必要的大型超市，其余营业场所和露天菜市场全部关闭，小区实施封闭式管理，公交车、出租车和私家车停驶，行人禁止上街闲逛，家庭采购实行送货到小区门口的做法。
在花音艾勒嘎查的三个村， 口罩问题一直没有解决。“不见外人”虽然是一种防疫手段，但在春节这个疾病高发时节，生病的村民在无法出村去县城就医的情况下，无论是感冒患者还是慢病患者，只好求助于村卫生室。正月初四之后，刘瑞平均每天接诊的患者人数均在10人以上，他要通过望闻问切和从医经验做出判断，患者到底是普通疾病、慢病发作还是疑似新冠肺炎病例， 普通疾病和慢病发作就地治疗， 疑似病例则需立刻联系上级卫生部门转移接走。
直到初六之后，镇政府才按最低防疫要求（每人每天两片），给村两委人员和志愿者们在工作期间配发口罩。
正月初十（2月3日），付海洋居家隔离期结束，其父母进入第二阶段居家隔离观察期。半个月来的郁闷与担忧，让付家人有些落寞与沮丧。走到院子中间的付海洋，这一次没有踏出大门，而是选择继续留在家里。在他看来，那时即使没有人限制他走到街上，他也不好再去谁家串门了； 至于聚餐和打牌，同样因为无人响应而变成一段往日回忆。
随着全国疫情形势的迅速发展， 封村、封城措施继续实施。2月14 日，乌丹镇首次发现2例确诊病例。患者二人为夫妻关系，出现发热症状后，于2月12日到旗蒙中医院就诊， 医院视情形立即将二人隔离，并由救护车送到定点医院；14日，二人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经专家组会诊，确定二人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翁牛特旗位于赤峰市中部、西辽河上游、科尔沁沙地西端，东西长约250公里，南北宽约84公里，面积11889平方公里。因为东南西北与同属内蒙古的8个区县（旗）接壤，加之人口多达48万，因而防疫形势较为严峻。截至2月20日，全旗发现3例确诊病例，无死亡病例，新增一例与前述夫妻为同一家人。这一结果，证明了在疫情急剧扩散的关键一个月，翁牛特旗的“严防死守” 战术是成功的，也是有效的。
然而如同封城一样，封村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的挑战显而易见。首先是副食供应挑战，由于返乡上班的群体走不了，结果初五之后很多家庭出现了有肉无菜的情况。其次，封村、封路让牧民养殖所需的精饲料出现“断顿”情况， 超过四成的牧民靠借饲料或用小型机械加工粗饲料渡过难关。三是粮食加工等大型机械运不进村，在外晾晒的粮食无法脱粒归仓。四是供应链条停摆，养殖户无法及时买卖牛羊，兽药供应受限，养殖成本增加，损失扩大。
养殖业是图古日格的主要产业，也是与外界联系最紧密、最具产业链特征的产业，需要整个环境与产业链的改善与配套，才能发展。截至本刊发稿前，这一情况依旧没有明显改观。
考虑到返城工作群体回到岗位后，还要隔离14天的实际情况，2月6日-8日，在村卫生室有效监测申请离村人员的健康状况后，花音艾勒嘎查检测点的大门打开，放行第一批自驾者。一周后，以村为单位提出申请，最低限度放行本村货车出入，补充养殖业急需物资。
“不能太焦虑，欲速则不达。封村造成的影响和损失肯定有，但只有完全控制住疫情，才能不影响养殖业的恢复和下一阶段的春耕备耕。急于放开，人的生命安全一旦出问题，那什么都是一场空。”刘瑞说。
乡村公卫事业的短板与亮色
2019年11月中旬，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突发四例鼠疫，其中两例患者输入北京。在国家卫生健康委的指导下，北京立即启动突发公共卫生应急机制，并与内蒙古密切协作，全力做好医疗救治和防控工作，成功控制住鼠疫的传播。
鼠疫扩散造成的伤害，对于赤峰市的翁牛特旗、敖汉旗来说， 有着切肤之痛。鼠疫杆菌的潜伏发作期可长达十几年，在气候、湿度、温度适宜的时候，如果不加强防治，就会发作传染。资料显示， 1942年到1945年，侵华日军731部队在今赤峰、通辽地区搞鼠疫菌实验，两地区随之暴发鼠疫。1947 年前后，翁牛特旗、敖汉旗等地再次暴发大规模鼠疫，敖汉旗1945至1948年死亡6119人，翁牛特旗1947 年至1950年死亡3117人。
刘瑞1969年开始学医，当年培训班上的老师回忆，鼠疫暴发的1947年，乌丹镇死亡人数近半，出现过前一天晚上运送尸体到郊外掩埋，第二天早上承担运尸的车夫和力工也感染死亡的惨烈场景。而杨秀英的爷爷与父亲，均死于那一场鼠疫。
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上述地区及东北广大区域经过多方努力，耗时三年多，终于使泛滥的鼠疫疫情得到控制。
“今天我们可以说，村民对疫情的认识是清晰的，村卫生室对疫情防控的摸排和措施是及时有力的，党员和群众对防疫采取的措施和村两委的工作是支持的。”于志和说，虽然村里的条件有限，但对上级下达的防疫命令，村干部工作踏实认真，令行禁止，积极发动群众，没有条件就创造条件，保证完成任务。
封村、封城期间，尽管其他车辆限行，但旗医药公司的送药车辆畅通。利用这一有力途径，花音艾勒村卫生室实现两天进一批药，村医在做好疫情防控、日报告工作的同时，全力救治季节性感冒患者、辅助慢病患者和救助低保患者。
“然而这次疫情，还是显示出农村公共卫生事业的短板。”村医刘长生认为，尽管有了长足的进步，但与城市相比，国家对农村公卫事业的投入仍然有较多欠账；农村公卫事业的人才支撑体系亟待建立，有经验的全科医生不愿下乡从医，靠计划经济时代延续下来的乡村医生、卫生员体系，已经满足不了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要；群众自我防护能力也亟待加强，尤其是村民应转变被动观念，由“要我防护”向“我要防护”的观念转变， 配合党和政府做好自家和全村的卫生环境整治，积极主动为建设乡村公共卫生体系献力。
农村卫生人员是完善农村公卫体系的重要力量，专业卫生技术人员的比重又与农村公卫建设的程度密切相关。《2018年全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卫生人员总数由2017年的1174.9万人增至2018年的1230万人，但乡村医生和卫生员从2017年的96.9万人减至2018年的90.7万人。相比2017 年，2018年农村卫生室人员总数减少了1.4万人。
加强乡村公共卫生体系建设， 重在补短板，主体在政府。在2月3 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会议提出，要聚焦攻克脱贫攻坚战最后堡垒，结合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以疫情防治为切入点， 加强乡村人居环境整治和公共卫生体系建设。
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加强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服务。
乡村公卫体系是保障亿万农民群众健康生活，提升其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的基础性工程，是抗击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基层堡垒。花音艾勒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实践表明，政府是乡村公卫体系建设和运行的主体，村民是乡村公卫体系建设的参与者和受益者，在乡村公卫体系建设过程中，要发挥政府的主体作用，也要发动村民的主观能动性，号召他们做好乡村的主人翁和建设者。
信息化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乡村，也给公卫事业的建设带来新希望。自2019年秋天广电网络在花音艾勒嘎查开通以来，鼠年春节前， 村民在网上的主要关注点和应用方向，多侧重于娱乐、购物、电商、社交等，较少将互联网与公共卫生医疗结合起来。在这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过程中，花音艾勒开展疫情传达、知识传播、信息统计、志愿者招募、防控工作安排等事宜，主要通过网络完成，这为下一步加强乡村公卫体系建设，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启发。
从目前乡村互联网的发展状况来看，基层通信设施建设成效明显，已初步形成有线网和无线网相容共生的局面。截至2019年6月，我国农村网民规模已达2.25亿，占网民总数的26.3%，与上一年相比，呈现数量增加的趋势。互联网的逐渐普及，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补齐乡村公共服务基础建设短板，提供了契机与平台。
事实上，升级版的“互联网+农村公共卫生”基础平台建设， 至少可以在三方面发挥作用：一是建立包括全体村民在内的信息数据库、信息传输平台，了解和紧跟每个村民的健康状况，及时向群众传达最新的公共卫生政策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进展等信息；二是加快城乡公共卫生服务信息一体化建设，促进优质医疗卫生资源“信息下乡”，向村民同步提供准确的医疗选择；三是推进大中医院同乡村卫生室合作的网络远程诊疗模式，提高乡村公共卫生的医疗水平。
“在这个难忘的春节期间，广大党员始终冲在一线、勇当先锋， 让党旗在农村疫情防控的战场上高高飘扬。而青年的力量，也成为这个冬天里的另一抹亮色。”于志和说，在疫情联防联控过程中，与党员携手工作的有30多名青年志愿者，平常素日，在养殖场，在田间地头，在城市里的各个工作场合，看不出这些年轻人的奉献精神，一场新冠疫情，年轻人团结向上、努力奉献的精神，就凸显了出来，他们同样给村民带来了战胜疫情的信心。
2月20日，封村25天之后，村联防联控检测点的大门敞开，第一批羔羊收购卡车随即开进图古日格。此前一天，最高气温就已重返0℃， 冬雪正在消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