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海，本刊专栏作家、文史学者，长期从事金融工作，近年来专注经济史、金融史研究，出版《曹操》等历史人物传记8部，《套牢中国：大清国亡于经济战》《解套中国：民国金融战》等历史随笔集6部，发表各类专栏文章数百篇。
中国古代的环境保护思想十分丰富，环保立法方面也有许多具体实践，并且从40 00多年前就开始设立专门的环保机构，对自然资源在开发利用的同时进行必要保护。
环保思想
中国古代的先民很早就认识到环境问题的重要性，《史记》记载，黄帝曾教导大家“节用水火材物”，帝誉也教导百姓“取地之材而节用之”，周文王临终前嘱咐周武王：“山林非时不升斤斧，以成草木之长；川泽非时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在《礼记》中也有记载：“五谷不时，果实未熟，不鬻于市。木不中伐，不鬻于市。禽兽鱼鳖不中杀，不鬻于市。”以上这些，都强调了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重要性，强调不能违背自然生长规律过度获取资源。
春秋战国以后，诸子百家对自然和环境问题给予了更多关注， 《管子》强调“为人君而不能谨守其山林菹泽草莱，不可以立为天下王”，《论语》强调“天何言哉？ 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老子》强调“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 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他们都强调了自然界中万物生长有各自规律，意在提醒统治者不能以为拥有权力就可以支配和挥霍一切自然资源。《管子》还进一步指出春天里应当“无杀伐，无割大陵，倮大衍，伐大木，斩大山，行大火”， 春天是万物生长的季节，在这个季节不能杀伐、不能大挖丘陵、不能焚烧沼泽，也不能有砍树、凿山、放火等破坏自然环境的行为。《论语》里也有记载，孔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意思是宁愿钓鱼也不拉网捕鱼，对于归巢的鸟儿坚决不射。
荀子是对自然环境关注最多的先秦思想家之一，他强调人类向自然索取时要有度，只有保护好自然资源才能实现可持续利用，《荀子》指出：“草木荣华滋硕之时， 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鳝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天其生， 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这段话的大意是说，在植物开花生长的季节不得进山砍伐，在鼋、鼍、鱼、鳖、泥鳅、鳝鱼等繁殖的季节不得将渔网、毒药投放在湖泊、河泽之中， 确保这些植物和动物的生长发育， 之后才能获得这些自然资源。
先秦时代的思想家关注环境问题，除环境本身面临的压力外，还与“天人合德”“天人相应”“天人合一”等哲学思想有关，儒、释、道都认为，人类的社会现象往往也是自然现象的反映，生理、伦理、政治等社会问题往往会通过自然现象反映出来，人对“天”应该保持敬畏。《吕氏春秋》认为“天有九野，地有九州岛，土有九山，山有九塞，泽有九薮，风有八等，水有六川”，强调了人与自然界密不可分。《淮南子》认为“譬吾处于天下也，亦为一物矣”，意思是人与世界上的其他物类一样，都是自然界的有机组成部分，人类“欲致鱼者先通水，欲致鸟者先树木，水积而鱼聚，木茂而鸟集”，认为人应当主动探索自然界的生长规律，努力做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汉朝以后，儒家的天命思想更加成熟和体系化，更加强调人与自然界的协调关系。贾谊认为利用自然资源时应当做到“不合围，不掩群，不射宿，不涸泽”，也就是对自然资源不能过度开发和利用。董仲舒强调执政者应该在顺应“天道”的基础上治理国家，政令、律法应该与阴阳变化、四季变更、五行顺逆相合。汉朝著名经济学著作 《盐铁论》中多处提到要珍惜自然资源、保护自然环境，比如提出“不时不食”“鸟兽鱼鳖，不中杀不食”，也就是吃东西要应时令和季节，什么时候吃什么样的东西， 不违背自然界的生长规律，《盐铁论》还指出“山岳有饶，然后百姓赡焉。河海有润，然后民取足焉”，强调只有保护好自然环境、合理利用自然资源，自然界才能为人类提供丰富的保障，才能满足百姓的日常生活，反之人类将会受到自然界的惩罚。
环保立法
应该说，从远古到先秦，人们对环保思想一直给予了足够重视，这些思想不仅建立在现实问题的应对上，同时也有着深厚的政治伦理基础和哲学基础，以后历代王朝基本秉持了这样的思想，从立法、执法等方面对于环境保护问题给予重视。
中国古代最早的环保立法可以追溯到夏朝，《逸周书》记载： “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 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到了周朝，所颁布的“崇伐令”规定相当严格：“毋填井，毋伐树木，毋动六畜，有不如令者，死无赦。”战国时期秦国推行变法，进一步认识到保护环境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通过律法的形式规定:“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及雍堤水。不夏月，毋敢夜草为灰，取生荔麇卵谷，毋毒鱼鳖，置井罔，到七月而纵之。唯不幸死而伐棺椁者，是不用时。邑之近皂及它禁苑者，麛时毋敢将犬以之田。”这些环境保护方面的规定不仅很具体，而且考虑到了各种特殊情况，极具操作性。之后，随着生产的发展，环境保护问题越来越突出，环境保护的力度越来越大，相关法律规定也越来越具体，如汉宣帝时规定“毋得以春夏擿巢探卵，弹射飞鸟”，在鸟类繁殖季节实施有针对性的保护，维护生态平衡。
各代都有保护森林、树木方面的规定，汉武帝要求不得无度砍伐草木，建武四年（28年）诏令： “吏民毋得伐山林。”在汉朝制定的《贼律》中，“伐树木禾稼”按盗窃罪论处，这一立法思想影响深远，唐朝法律也规定“毁伐树木、庄稼者，准盗论”，将乱砍滥伐和毁坏庄稼的行为与盗窃罪同论。在古代的战争中，“火攻”经常被运用，由此大量山林树木被破坏，加上毁林垦田，森林资源消耗加快， 宋太祖曾颁布诏令：“课民种树， 定民籍为五等，第一等种杂树百， 每等减二十为差，桑枣半之，令佐春秋巡视，书其数，秩满，第其课为殿最。”意思是，凡造林、护林有功的都要给予记录和奖励。
水资源是环境保护的另一个重点。《吕氏春秋》认为“轻水所，多秃与瘿人；重水所，多尰与躄人；甘水所，多好与美人；辛水所，多疽与痤人；苦水所，多尪与伛人”，意思是好的水环境对人有利，差的水环境会影响人的生长发育。保护水环境，古人多从江河湖泊治理入手，《史记》记载， 秦朝时就建立了系统性的河川堤防制度，“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从防洪抗灾的整体角度规划重要水利工程。汉朝时，黄河经常发生水灾，贾让提出“治河三策”，其中将不与水争地、顺流改道作为上策，他还主张保护湖泊， 不围湖造地，这些思想对后世水利治理产生了积极影响。到了唐代， 朝廷颁布了《水部式》，这是中国古代第一部系统性水利法典，除涉及农田水利、航运船闸、桥梁渡口等管理外，还有渔业管理以及城市水道管理等方面的内容。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市里水资源利用和保护也显得越来越重要，宋代城市中出现了“澄槽”，类似于沉淀池，城市里都建有较为完备的排水工程， 还定期对其中的沟河进行疏浚。元代城市水资源保护方面的规定更为细化，元代《都水监记事》记载:“金水河入大内，敢有浴者、浣衣者、弃土石瓴甑其中，驱牛马往饮者，皆持而笞之。”
在城市环境保护方面还有许多其他法令，如商轶变法时期曾规定“刑弃灰于道路”，追究那些乱倒垃圾的行为。隋朝在修建大运河时，曾于运河两岸广植垂柳，以美化环境。唐朝对城市绿化进一步重视，朝廷经常以诏令的形式要求在城市里种树，如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年）曾诏令在京城长安的6条主要街道旁种树，明令城市里的行道树不得砍伐。宋代的城市绿化和环境治理又有了进步，《东京梦华录》记载了开封的环境状况：“坊卷御街两旁，乃御廊，旧许市人买卖于其间，自政和间官司禁止。各安立黑漆杈子，路心又安朱漆杈子。杈子里有砖石甃砌御沟水雨道。宣和间，尽植莲荷，近岸植桃李梨杏，杂花相间，春夏之间，望之如绣。”
环保机构
中国古代对环境保护的重视， 除立法外的另一个表现就是设立专门机构进行管理。相传，早在舜帝时代就设立了虞官，由伯益担任，主要职责是管理山林河流，环境保护是其主要内容之一，如果按照这一时间计算，中国古代专门的环保机构早在4000多年前就有了。
到了周朝，环保机构进一步明确和细化，《周礼·地官》中有山虞、泽虞、川衡、林衡的记载，山虞的职责是“掌山林之政令，物为之厉而为之守禁”，是负责山林保护的；泽虞的职责是“掌国泽之政令，为之厉禁，使其地之人守其财物”，是掌管河流、湖泊保护的； 川衡的职责是“掌巡川泽之禁令， 而平其守”，是负责河川巡护的； 林衡的职责与川衡相仿，负责山林的巡护。在周朝，山虞、泽虞、川衡、林衡合称“虞衡”，是常设环保机构，其上由司徒统一管理。
秦朝以后，虞衡制度被延续下来，只是相关名称有所改进。三国时，曹魏设虞曹，统一管理环保工作，这一制度并被晋朝所沿用， 其职责约等于之前的“虞衡”。南北朝时期，尽管政权更替频繁、战争不断，但大多数政权都设有虞曹并赋予其环境保护方面的职责，如后齐对虞曹职责的界定是： “掌地图，山川远近，园囿田猎， 肴膳杂味等事。”隋朝结束了分裂的局面，政治架构也进行了改革创新，其中一项是在工部之下设虞部侍郎一人，由工部尚书领导，负责环境保护方面的工作。到了唐朝， 工部以下也设有虞部，有虞部郎中一人，后改为司虞大夫，其职责更为广泛，除“掌天下虞衡、山泽之事”外，还包括京城街道的绿化、皇家苑囿管理等。明清时期，负责环境保护的主要部门是虞衡清吏司，仍置于工部之下，掌“山林川泽、猎捕、尽数冶炼”等职责。
在古代，除虞曹、虞部外与环境保护有关的机构还有都水监，据《唐六典》记载，都水盐源于《周礼》中的川衡，西汉时设水衡都尉， 执掌周人的山虞、泽衡相应之责。曹魏延续汉制，也设水衡都尉，晋朝改为都水使者，至唐朝始设都水监， “掌渔捕之禁，衡虞之守”，同时负责渠堰陂池的整修，还负责水利灌溉。明清时期，在设虞衡清吏司的同时，工部之下还同时设有都水清吏司，负责“川泽、陂池、桥道、舟车、织造、券契、量衡之事”，专司水资源的利用和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