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海，本刊专栏作家、文史学者，长期从事金融工作，近年来专注经济史、金融史研究，出版《曹操》等历史人物传记8部，《套牢中国：大清国亡于经济战》《解套中国：民国金融战》等历史随笔集6部，发表各类专栏文章数百篇。
宋朝是各项社会事业较以往得到快速发展的时代，经济、文化的繁荣，生活节奏的加快，士大夫和城市富裕人群的壮大，使人们对信息获取有了进一步渴求，在这种背景下邸报和小报陆续登场了。
改进邸报
无论现在还是古代，人们对资讯都有着需求。资讯具有地域性和时效性特点，尤其时效性，在通信技术并不发达的古代，要做到及时搜集和发布信息相当困难，但至少在汉代，信息传播的手段和形式已经十分丰富了。汉朝疆域辽阔、人口众多，中央政府经常要把重要信息以最快速度通告天下，依托于当时较为发达的驿传系统，官方发布的布告、檄文、露布、告谕等已经可以及时畅达于各地了。
在早期的官方信息传播中，邸发挥着重要作用。《说文解字》解释：“邸，从国舍也。”也就是说， 邸的最初含义是诸侯朝见皇帝时在京城的住所，后演化为郡国、诸侯以及各地方政府在京城的驻扎机构。到了唐朝，地方节度使在京城都设有邸，唐代宗大历十二年 （777 年），这些邸统一改称进奏院，负责人称进奏官，代表地方长官呈报奏章、下达文书以及办理其他交涉事宜，当时的邸类似于各地设在京城的“驻京办”。
进奏官们还有一项日常性的重要任务，就是及时向地方长官报告所搜集到的信息，主要是京城里各项与朝廷有关的政治信息，这些信息以书面形式及时传递到地方，称“进奏院状”，也称“状报”“报状”“邸吏状”“邸吏状报”“朝报”等。唐人孙樵在一篇文章中说，自己曾看到“数十幅书”，内容都是开元年间有关朝廷政事的记载，如“某日皇帝亲耕籍田，行九推礼”“某日百僚行大射礼惊天动地安福楼南”以及“某日安北奏诸蕃君长请扈从封禅”等，这些官文书被后世称为“开元杂报”，是中国古代最早的报纸之一。
宋代承袭唐制，也设进奏院， 编辑类似“开元杂报”的官方文书，名称则逐渐统称为“邸报”。《宋史·韩琦传》记载，范仲淹在陕北守边期间写信给韩琦，信中提到：“邸报云，某有恩命改职增秩， 贫儒至此，诚为光宠。”意思是， 在邸报上看到自己被提升了职务、增加了薪俸，感到受宠若惊。这是迄今为止可以看到的最早提到“邸报”的文字记载，此后“邸报”一词便在公文、书信、诗文集和史书中频繁出现了。
与之前不同的是，宋代进奏院不再是由各地管理的“驻京办”，而是由中央政府统一划拨经费、统一管理的中央直属机构，此举改变了唐朝藩镇通过进奏院窥伺朝廷、甚至挟制朝廷的情况，进奏院编辑的邸报也改由朝廷集中管理、统一发布，即《宋会要辑稿》中所载：“国朝置进奏院于京师，而诸路州郡亦各有进奏吏，凡朝廷已行之命令，已定之差除，皆以达于四方，谓之邸报。”
这时的邸报，编发频率也较以往加快，由不定期刊行改为“每五日”或“每日”发布，有资格阅读邸报的官员，除一定级别的地方官外，还扩大到京城里的官员和部分有影响的知识分子，随着雕版以及活字印刷技术越来越成熟，邸报还通过印刷的方式发行。
在内容方面，邸报刊登最多的是皇帝起居情况，包括皇帝的重要讲话、召对等，还有祭祀、狩猎、婚葬、封禅、立储、议谥、赏赐等，上述内容凡有皆通过邸报告谕周知，一些大臣、尤其是地方大臣，往往是通过邸报了解朝廷最高层动态的。除此之外，官吏选拔、任免、升迁、贬斥、奖惩以及大臣去世等信息也是邸报上的重要内容，不过占篇幅最大的往往是经过挑选的大臣们的奏章，这些奏章刊发前一般要经过皇帝本人阅批同意。此外，军事上的捷报、科考结果、重大案件的审理情况等也经常在邸报上披露。
小报兴起
邸报成为了解宋朝这个庞大权力机器内在秘密的一个窗口，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朝廷对邸报自然严加管理，建立了定本审查制度。进奏院编辑的邸报初稿，先要经过门下省“判报”，其任务是决定稿件的取舍，之后还要报到枢密院，由枢密使或宰相最后审定，“定本”后邸报才能以步递、马递、急脚递、水运步递等形式向各地分发。
通常，涉及灾异、军情、朝廷机密以及大臣未公开的奏章等都不得在邸报上刊登，如有误刊将受严处。《宋会要辑稿》记载“凡议时政得失、边事、军机文字，不得写录传布，本朝实录、会要不得雕印，违者徒二年，告者赏络钱十万”，还记载“臣僚章疏不许传报中外，仰开封府常切觉察， 仍关报合属去处，内敕黄行下臣僚章疏，自合传报，其不系敕黄行下臣僚章疏，辄传报者，以违制论”。
邸报虽然方便一些官员及时了解朝廷动态，但也存在很大局限： 一方面，经过“判报”“定本”等环节，许多大家关心的信息无法在邸报上反映，且“判报”“定本”等需要时间，遇相关环节拖延，信息的时效性便大打折扣；另一方面，有资格阅读邸报的毕竟只是少数有一定级别的官员，更多的人也想了解信息，却没有渠道。
在这种情况下，小报应运而生了。小报在北宋时就已产生，它们最早是以冒充邸报的形式出现的， 有人按照邸报的格式编辑了这种小报，私下里出售，虽然违禁，但由于有广泛的社会需求，所以一部分人甘愿铤而走险，使小报越出越多， 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
宋徽宗大观四年（1110年）， 针对社会上流行的小报，朝廷专门颁发诏令：“近撰造事端，妄作朝报，累有约束，当定罪赏，仰开封府检举，严切差人缉捉。”但禁止的效果似乎不理想，小报越来越流行， 到南宋时小报已相当泛滥，宋光宗绍熙四年（1193年）有大臣上奏：“国朝置进奏院于京师，而诸路州郡亦各有进奏吏，凡朝廷已行之命令，已定之差除，皆以达于四方，谓之邸报， 所以久矣。而比来有司防禁不严， 遂有命令未行，差除未定，即时誊播，谓之小报。始自都下，传之四方。甚者凿空撰造，以无为有，流布近远，疑误群听。”
其实，小报上的内容大部分并不是胡编乱造而来的，编辑它的人也懂一些新闻的基本常识，真实性、及时性以及善于捕捉读者的兴趣点是小报的特长，小报尤其关注那些邸报不刊登但读者想知道的东西，对于邸报也刊登的内容，小报则从时效性上与之竞争，很多小报都做到了“日出一纸”，信息传递速度非常快。
如此一来，私自编印的小报在“资讯大战”中反而胜出了，不仅京城很流行，而且“遍达于州郡”，宋人赵与时在《宾退录》中记载小报“京城印行，绕街叫卖”，《宋会要辑稿》中也有“乞下开封府严行根捉造意雕卖之人行遣”等有关捉拿印卖小报者的记载，说明当时的人们轻易就能得到小报。
“两报”竞争
对于宋朝小报的情况，方汉奇主编的《中国新闻传播史》总结：小报非官方报纸；小报肇始于北宋，盛行于南宋；小报发行人包括官吏、使臣、下级官员等；小报内容有朝报未报之事和杜撰妄传之事；小报有手写，也有印刷。法国汉学家谢和耐在《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一书中则写道：“收集奇闻轶事的爱好早在唐代就十分风行，而到了宋代就更加明显。印刷术使得这类著作流传甚广，它们是由一系列的简短故事组成，这些故事均极尽荒唐怪诞之能事，却个个都有其亲眼目击的证人。人名、地名、日期等等，均被准确地提供。”
对宋朝政府来说，小报的流行泛滥带来了严重问题。小报是“仿制”邸报而来的，其内容与邸报有很大重合度，小报上也经常刊登朝廷动态以及官员罢免、升迁等大家关心的信息，但小报时效性更强， 同样的信息，往往小报刊登后邸报才出来，人们了解信息，逐渐形成先看小报、再看邸报的习惯，严重削弱了邸报的权威性。
更重要的是，小报没有“定本”制度，内容上以吸引读者为首选，除“未报之事”，也刊登一些“杜撰妄传之事”，对朝廷来说这方面的危害更大。宋人周麟之在《论禁小报》中指出: “方陛下颁诏旨，布命令，雷厉风飞之时，不无小人诪张之说，眩惑众听……臣尝究其然矣， 此皆私得之小报。”所以，宋朝政府一再颁布诏令对小报进行取缔和打击，如宋孝宗淳熙十五年（1188 年）诏令：“近闻不逞之徒，撰造无根之语，名曰小报，转播中外，骇惑听闻。今后除将进奏院合行关报已施行事外，如有似此之人，当重决配。其所受小报官吏，取旨施行。令临安府常切觉察禁戢，勿致违戾。”次年又颁布诏令：“今后有私撰小报，唱说事端，许人告首，赏钱三百贯文，犯人编管五百里。”宋宁宗嘉泰三年（1203 年）朝廷颁布法令，对小报的制作者进行更严厉的打击：“诸听探传报漏泄朝廷机密事者，若差除，流二千五百里。主行人有犯加一等，并配千里。非重害者徒三年，各不以荫论。即传报实封申奏应密之文书，并撰造事端誊报惑众者，并以违制论。”
负责编辑邸报的进奏院，往往也是小报信息的重要来源，宋人赵升在《朝野类要》中指出：“其有所谓内探、省探、衙探之类，皆私衷小报， 率有漏泄之禁。”宋人周麟之更直言：“小报者，出于进奏院， 盖邸吏辈为之也。”朝廷意识到这方面问题后，对进奏官们进行了严格管理，禁止他们以任何形式向小报透露信息， 发现后即严惩。在进奏院，进奏官最多时有100多人，为加强监督，朝廷甚至要求进奏官每5人编为一组，彼此互保，出了问题连坐。
虽然严加管理，但小报仍屡禁不绝，且有越来越繁盛之势，反映出宋朝政府管理成效的有限。南宋时，抗金形势为社会上下所热切关注，但邸报上披露的此类信息并不多，人们了解军情多通过小报，许多小报大量报道了南宋人民抗金的消息，有的还披露了主和派所写的卖国投降奏章，在社会上影响很大，《宋会要辑稿》称小报“一以传十，十以传百，以至遍达于州郡监司。人性喜新而好奇，皆以小报为先，而以朝报为常，真伪亦不复辨也”。
宋朝的小报与邸报之争，从新闻学的角度看有着积极的意义，它促进了新闻事业的发展和繁荣。但从宋朝政府的角度看，一味地严加管理， 成效却未达预期，也值得其反思。在严格管理的同时，如果能不断改进邸报，使邸报的内容更加丰富、灵活， 时效更快，邸报的竞争力自然大大增强，未必能因此使小报禁绝，但小报的市场空间肯定就没那么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