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海，本刊专栏作家、文史学者，长期从事金融工作，近年来专注经济史、金融史研究，出版《曹操》等历史人物传记8部，《套牢中国：大清国亡于经济战》《解套中国：民国金融战》等历史随笔集6部，发表各类专栏文章数百篇。
回顾中华民族的发展史，既有离乱悲苦，也有盛世荣光，中华文明之火之所以延续不灭，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盛世、治世不断涌现，连缀起数千年的民族发展史和文明史。那么，达到了哪些标准才能称得上是中国古代的盛世呢？
政治稳定
所谓盛世，是指在较长时间里保持政权稳定、经济繁荣、人民安居乐业、科技和文化发达的历史时期，它与乱世相反，乱世意味着国家的羸弱、外族的欺凌和人民的离难。
一般认为，汉武帝统治时期（前141年―前87年）、唐玄宗开元时期（713年—741年）和清朝的康熙、雍正、乾隆3位皇帝在位时期（1662年—1795年）中国封建王朝达到了最强盛的阶段，被公认为中国历史上的“三大盛世”，它们拥有一些共同的特征，而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国家内外部形势稳定，治国者坚强有力。
汉武帝刘彻16岁登基，为强化权力运行效率，他在既有朝廷架构外再设中朝，在地方设置刺史， 消除了以往权力运行中的掣肘和低效，保证了中央号令的统一和施政措施的贯彻执行。
唐玄宗李隆基继位后“革中宗弊政”，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控制皇族权力泛滥，安定皇储，避免皇室内部再出祸乱，通过一些先发制人的措施消除了政治上的隐患， 同时“抑权悻、爱爵赏、纳谏净、却贡献、礼大臣”，进一步调整统治关系，在保持政治稳定的同时不断强化中央集权。
康雍乾时期不断加强权力的集中统一，南书房、军机处等机构相继设立，成为最高决策机关， 提高了决策效率，使中国封建王朝的君主专制体制达到了新高峰， 客观上保证了国家行政执行力的提升，使封建政权在较长时期内保持了稳定。
《韩非子》说“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 对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多民族国家来说，要克服诸多困难和挑战，实现稳定繁荣，就必须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这是战胜困难、不断实现发展和突破的根本前提。
国家统一
除了政治稳定，国家统一也是中国历代政治家们的共识和最高追求之一。统一未必就是盛世，但要成为盛世，国家必须统一。
汉朝初年，由于国力有限，疆域面积一度小于之前的秦朝，边疆的许多地方都脱离了汉朝的实际控制。汉武帝继位后，远征匈奴，开拓西北、西南和闽南，不仅恢复了秦朝曾经拥有过的疆域，还把匈奴控制的漠南地区以及河西走廊并入汉朝的版图。
唐朝初年向西北、东北地区不断拓展，设立了一些边疆都护府， 但之后由于政局不稳，边疆地区陷入动荡。唐玄宗继位后收复了辽东地区的营州、西北地区的碎叶等地，迫使长城以北的回纥等少数部族主动放弃了独立称号重归唐朝版图，安北都护府等重新得以设置， 丝绸之路得以恢复，疆域又超过了之前的汉朝。
康雍乾三帝在位期间境内叛乱不断，国家多次面临分裂的危险，康雍乾三帝先后平定了三藩之乱、准噶尔之乱、大小和卓木之乱及大小金川之乱等，收复了台湾， 抗击了沙俄入侵，使疆域较之前的明朝有明显扩大，奠定了近代中国的版图。
“三大盛世”期间，国家统一、边疆稳固，国防力量和国防建设都较之前达到了新的高度，既维护了民族尊严和领土完整，也为各项建设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经济发展
盛世的开创者都深谙“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的道理，所以在位期间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汉武帝在位期间大力兴修水利，鼓励移民屯耕，在发展农业的同时，还实行盐铁官营，推出“均输”“平准”等措施，不断强化政府对经济的调控能力，先后6 次改革币制以稳定金融，这些措施使国家的经济实力大为增强， 《史记》称“一岁之中，太仓、甘泉仓满”。
唐玄宗在位期间致力于开垦土地，推广水利技术，发展手工业，这一时期的经济也达到了新的繁荣，杜甫写诗说“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就是盛世繁荣的生动写照。
康雍乾三帝在位期间，农业、手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等都得到了全面发展，朝廷财政收入常年保持在6000万两左右，国库有近亿两存银。经济发展还体现在人口增长上，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全国人口突破1.5亿大关，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又突破3亿人大关， 约占当时全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
尽管缺乏具体统计数据，但一般公认的是中国在“三大盛世”期间都是当时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GDP总量都位居世界第一。同时，经济繁荣也惠及百姓生活， 汉武帝在位期间一直实行“三十税一”的低税率，唐玄宗在位期间国家税收政策更注重公平与合理，通过“检田括户”等政策打击豪强地主偷逃税收的行为，减轻了广大百姓的负担，康雍乾三帝在位期间5 次大规模蠲免全国钱粮，总数高达3亿两。
吏治清明
《韩非子》中说“明主治吏不治民”，官员队伍的整体素质如何对盛世开创也起着重要作用。开创盛世绝非一人之功，既靠全体人民的共同奋斗，也要靠成千上万的官员去合力实现。
汉武帝重视贤良方正的察举， 要求各级在任官员必须向朝廷荐举人才，不举荐的受罚，荐举失当的也受罚，晁错、董仲舒等都是通过察举制度脱颖而出的。
唐玄宗以善于识才著称，他提拔了姚崇、宋憬等宰相，又推行京官与地方官的交流制度，重视县官队伍建设，经常亲自出题对县官进行考核，这些措施提高了基层官吏队伍的素质。
康雍乾三帝在位期间千方百计为国揽才，同时狠抓吏治，通过各种方式加强官员考核，考核中“不在踵袭繁文，多立名色”而在于务实，考核的标准有“四格八法”， 除上级考核下级，还通过官员自陈、言官纠劾以及密陈检举等途径品察官员优劣。
盛世的开创者还注意重典治吏、重典治弊，汉武帝强化了监察体制建设，创立了刺史巡查制度，刺史按照“六条问事”代表朝廷对地方行使监察权，在反腐方面更不遗余力，李蔡、庄青翟、赵周等是汉武帝的丞相，一旦涉贪也毫不留情，一律严查严办。唐玄宗大力整顿中央各衙署，限制进士科及第的人数，以减少冗官的出现， 对武则天以来增添的一些无用职位全部裁撤，既节省了财政支出，又提高了行政效率。康熙“恨贪官污吏，更过于噶尔丹”，曾亲手处理过一批大案要案，雍正继位之初即连下十几道谕旨整顿吏治，惩治腐败，乾隆反腐力度不减，以乾隆四十六年（17 81年）甘肃冒赈贪污案为例，一个案子就有56 名官员被处死，包括二品以上的大员3名。
高效且廉洁的官员队伍才能打硬仗，抓官员选拔以提高其素质， 抓廉洁自律以提高其品质，双管齐下，为干事谋事提供了人员保障。
影响广泛
发达的文化科技也是国家实力的重要体现，相对于经济、军事等“硬实力”，文化科技方面的实力具有更强的渗透力和更持续的影响力。
汉武帝创建了太学、乡学，为封建时代的教育体制框定了基本架构。他还改进历法、创办乐府，推动文化艺术发展耧犁等农耕技术以及冶铁、凿井、丝织、漆器等方面的技术也得到突破。
唐玄宗时期科技、文化更为发达，制造了黄道游仪，科学家们首次测量了地球子午线的长度，改进了曲辕犁、筒车等耕作和灌溉工具，在文学方面的成就更有目共睹，李白、杜甫、王维、高适﹑岑参等都主要生活在开元时代。
康雍乾三帝在位期间虽属中国封建王朝的尾声，但科技文化依然增色不少，《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文化盛典同时涌现，还诞生了《红楼梦》《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杰出的文学巨作。
盛世时期，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也空前提高。汉武帝派使者出使了波斯、印度、安息属国以及当时附属于罗马的埃及亚历山大城等地，加强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交流，中国使者在这些国家和地区普遍受到隆重接待，到安息时曾受到当地2万多人的盛大欢迎。盛唐时期，日本派来遣唐使全面学习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科技文化，波斯、大食等国的商人纷纷来中国经商，在长安、洛阳、扬州、广州等大都市里，各种肤色的商人穿着不同的服装、操着不同语言来来往往。当时和唐朝交好的国家有70多个。康雍乾三帝在位时期，以中国为中心的宗藩制度进一步强化，朝鲜、琉球、安南、暹罗、廓尔喀、哲孟雄、哈萨克、苏禄等国纷纷前来朝贡，形成了庞大的宗藩体系，清朝的宗主国地位得到周边许多国家的承认和尊重。
盛世之所以难得，是因为只有同时具备了以上多种条件才能称为盛世。中国历史上还有许多治世，也就是那些虽不如盛世繁荣强盛但也政治相对清明、阶级矛盾相对缓和、经济发展相对较快、社会秩序相对安定的时期，如西周的“成康之治”、西汉的“文景之治”、东汉的“光武中兴”、南北朝的“永明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宋代的“仁宗之治”以及明代的“永乐之治”等，它们就是因为在某些方面出现了欠缺而未能达到盛世的标准。
乱世导致国家分裂，中断文明进程，而盛世、治世又会将裂隙缝补弥合、将伤痛抚慰熨平，正是因为有这些盛世和治世的交替出现， 中华文明才能历经数千年而生生不息，成为世界几大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延续至今的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