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海，本刊专栏作家、文史学者，长期从事金融工作，近年来专注经济史、金融史研究，出版《曹操》等历史人物传记8部，《套牢中国：大清国亡于经济战》《解套中国：民国金融战》等历史随笔集6部，发表各类专栏文章数百篇。
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 地理、民族、文化差异性都很大， 治理国家的难度极高。但是，中华文明形成并延续发展几千年从未中断，中国“大一统”的国家格局在整个历史发展进程中始终居于主导，是怎样的国家治理智慧支撑起了这些辉煌的历史？
以民为本
古者有“四民”，分别是士民、商民、农民、工民，《春秋公羊传》解释他们的区别：“德能居位曰士；辟土植谷曰农；巧心劳手成器物曰工；通财货曰商。”从职业划分可以看出，民是社会物质生产的承担者。没有民，社会存在就失去了物质基础。同时，民还是国家赋税的提供者和国家军队的来源，没有民国家不复存在。
所以，从很早开始，统治者就意识到了民的重要性。《尚书》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经历了夏、商、周的政权兴替，尤其经历了春秋战国时大批诸侯国的兴起与衰亡，人们对君主、国家与人民的关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虽强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更明白人民对政权的存亡也有制约作用，明白“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的道理，所以也强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历代统治者都深知，国家政权要实现稳定，人民的生活必须富裕安康， 如管仲所说： “ 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 民贫则难治也。” 话说得虽直白，却是治国理政的大道理，所以孔子也说：“百姓足， 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荀子则说：“足国之道， 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刘安在《淮南子》中就此总结道：“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
历代以来，凡想有所作为的帝王都深谙“治国之道，必先富民” 的道理，其在位时都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强国富民。汉朝初年， 汉高祖刘邦夺取政权后立即减轻田租、豁免徭役、复员士兵、释放奴婢、鼓励生育、与民休息。汉武帝时又大兴水利、移民屯耕、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使百姓生活得到极大改善。唐朝初年，唐太宗、唐玄宗积极发展经济，开辟土地、推广水利技术、发展手工业，使经济达到新的繁荣，杜甫写诗说：“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富民离不开利民、惠民，要让经济繁荣的成果惠及百姓生活。西汉初年一直实行“十五税一”的低税率，后来更降为“三十税一”， 唐朝初年强调税收政策的公平与合理，通过“检田括户”等政策打击豪强地主偷逃税收的行为，减轻广大百姓的负担。清朝中期出现了“康乾盛世”，其间五次大规模蠲免全国钱粮赋税。
“以民为本”几乎成为中国历代以来统治者治理国家共同坚守的基本指导思想，除了富民、利民、惠民，还强调顺民、敬民、护民、恤民。虽然很多时候其出发点或许只是为了借此来巩固帝王的统治地位，但相关思想和国家治理理念经过千百年来的历史实践已深入人心，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儒法互补
在先秦诸子百家中，儒家、法家更专注治国之道的探索，形成了风格迥异的治国思想，其中儒家更强调民意，而法家更强调效率。
儒家强调仁政，强调以德治国、以礼治国。孔子提出了天命观，主张“知天命、畏天命、顺天命”，孟子对其进行了发展，认为民心即代表天意，提出“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主张“以民心而察天意”。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认为人的本性是善良的，无论什么样的人都可以通过教育、感化对其改变和塑造。梁启超评价：“儒家言道言政，皆植本于仁。”在治国理政中，儒家主张通过建立一整套完善的长幼尊卑秩序来稳定社会，主张为政者首先加强自身道德修养，以引导民众建立思想道德规范，所谓“其身正， 不令而行”，同时也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主张体恤民情、善待百姓。
儒家治国思想中有浓烈的政治伦理化倾向，强调个人的修为和人的自觉，也描绘了美好的图景，有着很强的感召力。但是，儒家治国思想中也存在理想化的一面，完全依靠自上而下的道德建设和“礼” 的约束并不能解决国家治理中的所有问题，在“礼崩乐坏”、诸侯纷争之时，德治、礼法在效能上往往显得不足，需要注入新的思想加以改造。
法家对儒家进行了很好的补充，与强调仁、德、礼的儒家不同，法家强调法、术、势，强调富国强兵、严刑峻法。商鞅提出“先王不恃其强，而恃其势”，所谓“势”，指的是一种力量，是权势和威势，强化“势”就是更注重国家治理的效果和效率。韩非子说“孔子本未知孝悌忠顺之道也”， 他认为用忠顺孝悌之道治理国家效果并不好，主张必须用“法”， 提出“其治国也，正明法，陈严刑，将以救群生之乱，去天下之祸，使强不凌弱，众不暴寡，耆老得遂，幼孤得长，边境不侵， 群臣相亲，父子相保，而无死亡系虏之患”。法家强调以“法” 治国，强调“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
战国中后期，李悝、吴起、商鞅等法家代表人物分别在魏国、楚国和秦国实施变法，除强调法治外，他们还提出废除井田、重农轻商、实施耕战、奖励军功等改革政策，取得明显成效，尤其是商鞅变法，使秦国在战国诸雄中脱颖而出，最终统一了天下，显示出法家思想在治国方面的效力。但是，秦朝建立后又很快灭亡了，其速亡的教训也引发了人们对严刑峻法能否带来长治久安的反思。
汉朝建立后一度实行“黄老之治”，后来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将儒学作为治国的核心思想，但在具体治国方略中，汉武帝也借鉴了法家的许多主张，如建立中央集权制度、实施国家干预的经济政策等。到了东汉末期，随着皇权的衰落和国家陷入战乱，儒家的正统地位也受到了挑战，曹操在治政方面“揽申、商之法术”“不官不功之臣， 不赏不战之士”，法家思想重新受到重视。在此之后，历代治政者对儒家和法家普遍采取了兼容并收的态度。唐朝重儒家，但科举中也设有法家科目。宋朝时，儒家地位进一步上升，但王安石变法的主要思想更偏重于法家。
隋唐以后，治国思想越来越呈现出儒法互补的局面，有人称之为“王霸杂之”，有人将其总结为“外儒内法”，这种将“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治国理念，是将尊顺民心民意与追求治国效能有机的统一，通过二者的深度融合互补，使法家的法治成为儒家善政的制度保障，使儒家的德治成为法家制度建设的价值基础， 从而避免了只强调其中一项所带来的偏差。
乡村治理
中国有广阔的地域空间，除了思想、文化、制度层面有很大的整合和治理的难度外，单从行政管理的技术层面看也极为不易。古代交通、通信手段原始落后，因技术原因而导致分崩离析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为克服庞大国家的治理困难，中国历代王朝探索出许多有效的措施，独特的乡村治理模式就是其中之一。
中国人重血缘和亲情，中国的基层社会是典型的“熟人社会”， 乡村是血缘宗亲与有限地域范围内的共同体，中国历代统治者深知， 将皇权伸入乡村的每一个角落既不现实也没有必要，在广大乡村更多地利用乡绅来进行管理，官、吏、绅三者的有效配合，实现了基层的长治久安。
古代的乡绅来源很广泛，既有卸任回乡的官员和暂居乡里的官僚，也有无官无名但在地方上素有威望的乡里领袖、宗族长老，他们不入官职品级，但在协调上下关系、维持地方安定、化解矛盾冲突方面却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从秦朝到唐朝以前，中国乡村普遍实行“乡亭制”，乡亭人员虽属官派，但利用民间力量的协助是其不可或缺的治理途径。唐朝设立里正，乡一级组织虽然还在，但里正发挥的作用更大。宋朝以后“保甲制”开始施行，保甲、乡里并存，但乡里的作用越来越弱化，保长、里正等乡村本土人士在基层治理中发挥着实质性作用，农民之间产生矛盾往往不是去官府诉讼，而是依靠本地有名望的乡绅调解。基于这种特点，自古以来就有“皇权不下县”的说法，有学者将其概括为：“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
依靠乡绅治理乡村，不仅可以强化宗族观念和儒家思想，从而凝聚乡村力量、维护乡村秩序，而且可以减轻治理成本、解决广大基层难以治理的技术难题。从秦汉建立三公九卿制的中央集权体制以来，各代的管理体制不断充实和完善，但官员的人数却总体上保持着较低水平，清代学者刘献亭在《广阳杂记》中统计：“汉光武时，省官止七千五百余员；唐时文武官一万八千八百余员；明洪武初，武职二万八千余员。”虽然该统计未必完全精确，但大体反映了这些时期官员队伍的规模状况，上述数字肯定不包括服务在广大乡村的吏员和乡绅，否则总数恐怕会增加数倍、十数倍不止。
自古以来，中国在国家治理方面就有着深入的探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其间中国也屡屡面临内部和外部挑战，但无论外敌的入侵还是内部浩劫，中国作为“大一统”的整体都表现出强大的凝聚力和自我修复能力，从而没有像欧洲大陆一样很早便裂变为许多个国家。
近代以来，中国在经济、军事和科技文化方面落后于西方，国家治理方面也如此，但站在更宏大的历史视野去看，那只不过是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阶段而已。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理念和模式也许存在着许多缺点和不足，但在大多数时间里它都是领先的，中国古代辉煌物质文明与璀璨文化基于此而产生，中华文明未曾中断、中国“大一统”王朝始终持续也得益于此，它是古代的“中国模式”和“中国智慧”， 我们对此应充满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