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张菀航
9月11日，“共商、共建、共享”“人类命运共同体”这组中国表述，被纳入第71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联合国与全球经济治理”决议中，中国理念再次赢得世界回响。
自党的十八大报告正式提出“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五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积极推动下，中国以更加自信、主动的姿态参与全球治理，通过在目标、议题、路径等维度的理论创新与生动实践，回应着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时代命题。
“独行快，众行远。”坚守合作共赢的价值引领，从大国到发展中国家，从周边到多边舞台，再到不负众望的主场外交，中国在为新型国际关系不断注入新内涵的进程中，彰显着忠实于世界和平发展事业，一以贯之的使命担当。
中国特色
“中国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和信心。”这是不久前热播的大型政论专题片《大国外交》开场时的一段评述。
“在外交实践中，中国坚持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的框架出发，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风范已经在世界展现。”国家发改委市场与价格研究所竞争政策处主任、研究员刘翔峰在接受《中国发展观察》采访时说道。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 中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 要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十八大以来，我国外交理念与合作模式经历了怎样的创新与突破？刘翔峰总结梳理道，一是和平发展的总体外交理念。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的一系列新理念始于2013年1月28日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夯实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基础”讲话，阐述了中国外交的整体思路： 重申了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强调中国发展要顺应世界潮流；只有各国都走和平发展道路， 各国才能共同发展，国与国才能和平相处。概括来讲就是，中国机遇和世界机遇的互动及和平发展的辩证统一。“两个机遇互动”表明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不仅要利用全球化的机遇推动自身发展，而且强调要使中国发展成为推动整个世界进步的重要动力。“和平发展的辩证统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我国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决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中国要和平发展，别的国家也要和平发展。随着中国日益成为国际体系的关键参与者甚至塑造者之一，和平发展不仅成为中国自身的战略选择，也成为一个新兴负责任大国的重大国际责任。
二是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理念。2013年6月的中美元首加州庄园会晤，使得这一外交新理念成为共识并开始落实。习近平主席就任后出访的首站选为俄罗斯，表明中俄关系已经成为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新型大国关系的提出、阐释和落实，是我国在处理大国关系上的重大战略创新。
三是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周边外交历来是中国“全方位外交”的首要重点，中国的主要外交舞台在亚洲，能否妥善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事关中国外交的全局。2013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召开了首次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周边外交的基本方针，即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 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亲、诚、惠、容的全新理念。
四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合作发展理念。习近平主席于2013年4月6日至8日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发表《共同创造亚洲和世界的美好未来》主旨演讲；2015年开始提出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2017年1月18日，习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在继承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思想精髓的基础上所形成的理论创新成果，明确回答了世界向何处去、崛起的中国向何处去、新形势下中国怎样办外交等重大命题，提出了全球经济治理的新模式。
可圈可点
随着中国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嵌入全球化，“全球治理”已成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高频词。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要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副部长、研究员张琦对《中国发展观察》表示，这反映出中国承担大国责任的态度和决心， 凸显中国以构建“命运共同体”谋求互利共赢的新理念。
“十八大以来，中国提出了一系列中国举措、中国方案。从APEC 会议到东亚系列峰会，从G20峰会到金砖国家峰会，推进‘一带一路’、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倡导创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人民币纳入SDR （特别提款权），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举办厦门金砖会议，等等。” 刘翔峰说道。
在接受《中国发展观察》采访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副研究员赵福军认为，这其中，提出并积极推进“一带一路” 倡议，可谓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迈出的关键一步。这契合了世界很多国家的需求，并得到积极响应，深化了全球经济合作和区域经济合作。尤其在当前全球经济出现逆全球化趋势、贸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对促进经济全球化的意义更为重要。
“五年间，中国进一步深化与经济大国、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经贸合作，并积极推进区域性自贸协定谈判。”赵福军强调，要在区域经济合作方面，继续深化同美国等经济大国的合作。近年来，中国与美国推进投资协定谈判，推动市场进一步扩大开放；特朗普上任后，中美启动全面经济对话机制， 推出中美“百日计划”，不断深化中美经贸合作。在与周边国家经贸合作方面，商签了中韩自贸协定， 正式签署了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在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区域经济合作时，与周边国家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和相关经贸合作，为深化与周边国家经贸合作注入新活力。与此同时，还积极推进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谈判进程，助推区域经济合作升级。
“特别是面对全球挑战与热点问题，中国在保持战略定力的同时，积极有为，勇于担当。”刘翔峰举例道，包括提出缓解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并最终解决半岛核问题的“双轨并行”思路和“双暂停”倡议；推动南海问题重回对话协商轨道；推动阿富汗和解进程进入新阶段；为推动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达成发挥建设性作用。在涉及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重大议题上，中国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贡献，彰显了大国担当。联合国成立70周年系列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宣布设立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和“南南合作援助基金”等一系列重大举措，赢得热烈反响。在应对气候变化全球合作中，中国不仅是达成《巴黎协定》的重要推动力量，也是坚定的履约国。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就曾盛赞中国为巴黎气候大会的成功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五年来，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进程中的表现可圈可点，这一系列标志性节点和事件，为改革和优化全球治理注入了强大活力。对此，刘翔峰认为，其意义可归结为以下四方面：一是表明中国正积极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变革，逐渐成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主要参加者、推动者和建设者。根据世界经济发展形势变化，改革和完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提高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和代表性。
二是中国正积极推动大国合作实现全球协调，推动世界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在2016年G20峰会上，习近平主席首次全面阐释了中国的全球经济治理观，首次把创新作为核心成果，首次把发展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协调的突出位置。G20杭州峰会是全球治理转型的重要转折点。
三是中国正积极推动构建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一带一路”成为中国推进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探索。中国提出和推进“一带一路” 倡议以来，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与其中，中国同30多个沿线国家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同20多个国家开展国际产能合作，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也态度积极。以亚投行、丝路基金为代表的金融合作不断深入，一批有影响力的标志性项目逐步落地。“一带一路”倡议可助推各国实现共同发展，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四是中国正积极为全球治理提供方案。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既顺应了时代需求，也反映了国际公意，表明中国有更强能力去解决世界性问题，并为之提供思路和办法，为人类探索更好的社会制度提供“中国方案”。
旧局待破
从“黑天鹅”到“灰犀牛”， 国际关系体系和国际秩序从不乏挑战和隐忧，进而也触发了当下全球治理进程中的更多焦虑。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 研究院院长屠新泉在接受《中国发展观察》采访时坦言，作为曾经的经济发展火车头，主要发达经济体——美国、欧盟、日本当下均面临经济失速的问题，分别深陷收入分配差距拉大、政府债务危机、人口老龄化等结构性难题，而其长期引以为傲的民主政治体制在解决这些难题时均显现出民主有余、集中不足、难以凝聚社会共识、无法形成政治决断的缺陷。作为战后全球秩序和体制的主要建立者和维护者，发达国家的这些内部矛盾又必然外溢到国际体系的运转和推进中，这突出表现为美国、英国等长期的自由经济秩序推动者走向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成为逆全球化的主要发源地。“这无疑给全球化的稳定和发展造成严峻挑战，也意味着国际体系和秩序的调整需要寻找新的动力和动力源泉。”
刘翔峰说，全球治理的核心在于全球经济治理。二战后的70多年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沿着以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为核心的经济全球化的方向在推动，推进了世界经济的持续繁荣，但随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世界经济出现了持续低迷，包括发达国家内部的收入分配差距加大，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等加剧，“特朗普效应”表现出的逆全球化，英国脱欧导致欧盟一体化动摇，贸易自由化的全球谈判进入了胶着状态，许多国家开始采取各种临时性贸易限制措施，增加了跨国贸易的障碍，保护主义倾向加剧，等等。从上述一系列挑战可以看出，随着全球经济形势越来越严峻，二战以来由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治理模式的弊端愈发明显。
对此，张琦分析认为，在全球经济陷入深度调整、世界经济格局变革的背景下，全球治理呈现新趋势，新兴经济体参与治理的呼声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而各国之间政策目标差异与利益纷争导致治理难度日益加大。具体表现为：
全球治理呈现碎片化趋势，议题增多、治理主体多元化。气候变化、能源保障、粮食安全和人口老龄化等全球性议题显著增加。这些议题影响广泛，必须通过国际协商合作共同应对。参与全球治理的主体也日趋多元化。从传统意义上的国际组织、国家，逐步发展到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区域集团或所谓“志同道合者”联盟成为引人注目的新主体。
代表性和公平性不足，新兴经济体实力提升未充分体现。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引发世界经济格局变化，在现有多边机制和G20中的话语权不断扩大、影响力有所提升。但发达国家意欲长期主导全球治理体系和规制构建，新兴经济体经济联系紧密程度相对较弱、利益诉求分化、协调能力有待提升， 均制约其在全球治理中发挥作用。2016年1月底，IMF“份额及治理改革方案”正式生效，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所占表决权份额提升，但仍未改变美国“一票否决”的主导地位。从目前看，现有全球治理体系的代表性和公平性均显不足， 也缺乏广泛参与的议题选择机制。可以说，发达国家部分话语权的让渡，并未使新兴经济体的影响力在全球治理改革中得到充分体现。
多边贸易体制发展走向存在诸多变数，全球经贸规则重构出现新趋势。规则是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也是区分全球治理与国际合作的关键。规则滞后，特别是无法及时反映世界经济格局变化和各方诉求，将导致全球经济治理实效有所降低。虽然特朗普上台后TPP和TTIP等大型区域贸易协定进展受阻，但贸易投资自由化标准不断提升的趋势值得关注。特别是发达国家将涉及成员国经济管理体制与监管一致性等“21世纪新议题”纳入诸边和区域经贸规则谈判，对中国和发展中经济体的体制改革和市场开放构成空前压力。
利益纷争导致难度加大，全球治理难达各方预期。各国间宏观政策协调难度加大，新老治理机制作用和有效性有待提升。区域性机制安排的快速发展，使得世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传统全球治理架构主体的全球影响力有所弱化；G20 等新型治理平台在应对危机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由于缺乏约束性的强制实施制度，如何加强成果落实、提升自身有效性，一直是G20等新平台面临的巨大挑战。
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6全球风险报告》提示，国际社会面临资产泡沫、通货紧缩、结构性失业和能源价格冲击等多种经济风险。张琦强调，当前危机易发频发，尤其是一旦发生，将以超前的速度和破坏力向各国经济蔓延，且各类风险因素交织联系，危机应对更趋复杂、恢复期更长。为此，防范和应对全球性风险能力仍需增强。
更新坐标
外交部前副部长何亚非曾言， “现有以西方‘自由民主思想’为柱石的‘全球自由秩序’（Global Liberal Order）正在经历自西方工业革命以来最为严重的分崩离析和系统性危机，世界进入全球治理体系体制性改革与国际秩序转换和重塑的新的历史时期。”而中国，期待在未来全球治理的新格局中，定位新坐标。
“全球治理秩序正在重组。” 刘翔峰认为，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秩序以及维护全球治理机制的意愿和能力都在弱化，传统核心国家在全球经济体系的重要性在下降，以中国为首的大型新兴市场国家意识到必须扮演承担全球经济治理责任的角色。
“而目前看来，新兴经济体在全球治理平台争取平等权利的路还很长。”张琦坦言，“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实力提升尚未在全球治理和区域经济合作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上得以充分体现。她进而指出，“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以何种姿态、战略定位和策略参与全球治理与合作竞争，为世界所关注，也是中国必须认真思考研究的问题。”
未来五年，随着中国经济和综合国力的持续提升，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和定位必将迎来更加光明的前景，同时也对中国提出更高的要求。”屠新泉表示，中国天然是个大国，只要保持自身稳定的经济增长，在全球治理中发挥关键作用，是顺理成章的事。但要发挥引领作用，则对中国有更高的要求。
“未来五年，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和定位必将迎来新的阶段和变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战略研究室副研究员卢国学在接受《中国发展观察》采访时说，“首先可以看到， 为建设公平、合理、高效的全球治理机制，中国政府正在不断地探索、完善并相继推出了一系列重大的举措和国际倡议。”
他分析道，从国际需求上讲， 中国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是世界多数国家，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和人民的共同期盼。近年来，在国际恐怖主义、全球性金融危机、资源能源危机、气候变化以及各种公共卫生和自然灾害等全球性问题的持续影响下，世界普遍认识到，这些全球性问题并非靠一国之力就能够解决，更需那些地区性大国和全球性大国肩负起大国责任、勇担时代使命，向地区以及全球范围内投放更多的公共产品，引领国际社会搭建更多的、务实的合作机制与合作框架，在应对各种全球性问题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从国内主观能动性上看，中国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的理念和政策，也得到了国内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和人口大国，中国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本身就是对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有力推动。众所周知，目前中国正处于全面迈向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段，一个和平、安全、稳定的国际安全与发展环境对我们至关重要。因此，中国政府致力于“构建全球治理体系”“打造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重大举措，不仅是在向全球提供一套标本兼治的全球治理方案，也是中国自身发展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并且，中国在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方面也确实具备一些得天独厚的条件与优势。”卢国学强调， 除了人力、物力和财力方面的优势外，还有地域辽阔的幅员优势，有与诸多发展中国家直接接壤或隔水相望的地缘优势，有一个政令通达、务实高效的政府管理体制和决策机制。这些条件与优势，在抵御金融风险、向全球及地区提供公共产品以及在重大灾害发生后快速实施对外救援、在灾后重建过程中帮助一些国家和地区恢复经济、完善基础设施等方面尤为必要。
共绘愿景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我们参与全球治理的根本目的，就是服从服务于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要审时度势，努力抓住机遇，妥善应对挑战，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推动全球治理体制向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为我国发展和世界和平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当“中国梦”这一国内政治话语置入外交语境后，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初心更为明晰。秉持这份初心，展望全球治理下一个五年，“中国方案”如何汇聚更为广泛的共识与共赢？
“不难看出，中国在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方面所坚持的理念具有普遍性、长效性和根本性；在治理范式上具有打破传统周边区域局限的革命性；在行动上具有全球进程与区域办法相互促进、自主改进与外部协调同时进行、国际安全与全球发展相互照应的务实性等特点。这些理念和行动，是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全球范围的延伸， 这不仅将有力地促使中国成为全球治理体系中的积极参与者和践行者，也必将对我国以及世界的发展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卢国学表示，有鉴于此，在今后引领和完善全球治理的进程中，我们一方面要加强自身的能力建设力度和水平，另一方面，还要秉持和依托自身条件和优势，开展积极的政府外交和民间外交，加大国际交往的力度和维度，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张琦建议，我国深入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应以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为核心，在六个领域重点着力，包括：积极参与全球经贸规则制定；主动构建高水平自贸区网络；增强对全球重大议题和国际舆论走向的影响力，以建设性的姿态为全球治理体系与架构改革提供中国智慧；培育中国跨国企业，主动融入和引领全球价值链发展；引领和促进全球性问题的解决；以“一带一路”倡议带动国际合作模式创新，为区域合作提供公共产品。
刘翔峰特别提到，G20是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平台，可利用这一平台制定全球经济治理新政策，建立全球经济治理新机制，促进广大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交流与合作， 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另外，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同样值得期待。全球治理格局取决于国际力量对比， 发展中国家能够在合力引导好经济全球化的走向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以促进国际分工体系和全球价值链优化重塑，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确保各国权利共享、责任共担。
此外，张琦还提醒，我们要承担与实力相符的责任，同时需着力提升自身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 “这涉及诸多方面，既包括通过加强沟通协调和议题设置，进一步提升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也包括持续增强综合实力，提升对其他经济体的吸引力，其中自身理论和体制准备、能力建设与机制保障都至关重要。”对此，为适应形势需要， 特别是参与全球治理的新定位和新要求，构建国际智库之间的政策沟通和交流合作机制尤为重要，通过共享发展理念和经验、共同探讨解决全球性议题的途径，逐步加强理解、减少误判，为政府决策和国际合作提供重要的智力支持。
在屠新泉看来，要引领全球治理的发展， 必须在自身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质量上达到世界领先水平，而不仅仅是在规模上位列前茅。经济发展质量体现在更高的人均收入、更高的技术水平、更强的创新能力、更高的企业效率。政治发展质量体现为更广泛的人民参与、更高效的决策机制、更平衡的利益分配。社会发展质量则表现为更开明的社会氛围、更包容的社会文化、更健康的社会体系。“当然，这三者的发展不一定是同步的，中国可以在某些领先的领域率先推动全球治理的完善和改革，并不断积累经验和人才，从而逐步拓展中国的影响力，贡献更多的中国智慧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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