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张 倪
中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开放姿态拥抱世界。
从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聚首北京雁栖湖畔，到20国集团首脑相约杭州西子湖边，从“一带一路”倡议赢得沿线国家纷纷点赞， 到中韩、中澳自贸协定落地生效， 从国内先后三批共计1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如火如荼，到金砖五国齐聚厦门召开峰会，无不彰显和诠释着“开放”这一新发展理念的重要内容。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和国际大势，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布局的战略高度，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维度，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加快建设开放型经济强国，谱写了中国与世界互利共赢的新篇章。
国际：双边合作与区域合作机制建设并重
十八大以来，正值WTO合作处于低谷期，在此背景下，国际区域合作成为热点。
接受《中国发展观察》采访的专家表示，在此时期内，我国在国际区域合作领域的进展与成效大致可概括为三点特征：
一是合作范围更广。截至目前，我国已经签署并实施14个自贸协定，涉及22个国家和地区，自贸伙伴遍及亚洲、拉美、大洋洲、欧洲等地区。中国与这些自贸协定伙伴的贸易额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38%。
二是合作层次更高。2015年， 《中韩自由贸易协定》《中澳自由贸易协定》正式生效。2015年11 月，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正式签署。这些都标志着中国下决心要走向更高水平的开放安排。
三是合作方式多管齐下、更加灵活。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的情况下，我国坚定维护多边体制，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十八大以来，我国不仅注重多边与双边协定谈判，还注重参与如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亚太自贸区（FTAAP）等的谈判。“RCEP与亚太自贸区的建设毫无疑问需要较长时间，从中亦反映出如今我国在参与国际区域合作领域更加自信、更有弹性。”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国际贸易和投资研究室主任王海峰近日在接受《中国发展观察》采访时表示。
十八大以来，随着国际地位的进一步提升，我国在参与国际区域合作方面受到了世界各国的重视与关注。如果说五年前，世界范围内某些经济体对我国实力仍有疑虑， 经过十八大以来的不断努力，我们已向世界证明，中国将成为世界范围内可信赖、可依靠的有力伙伴。
“十九大后，我国在国际区域合作领域将趋向更加务实，合作成果也将更为丰硕。”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霍建国日前在接受《中国发展观察》采访时指出，我国经济发展将进入一个结构优化增长动能转换的新阶段。在对外开放领域，我国仍然会坚持贯彻“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发展思路，但我们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将更加复杂，不仅要面对发达国家经济可能走向整体复苏的新挑战，同时还必须面对国内经济转型的持续压力，所以要以一种更加积极的心态去寻求突破和进取。
霍建国指出，十九大后，中国将逐渐从发展中经济体加速向新兴经济强国转变。到203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及竞争力将名列世界前茅，但软实力及主导和引领全球治理的能力仍有待继续提高，届时我国与发达经济体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也将更为复杂。中国作为一个崛起的新兴发展大国，如何兼顾处理好与发达经济体以及发展中国家间的关系，特别是如何处理好与主要发展中经济体的关系以及与美欧日经济体的关系，将是我国在十九大期间需要重点思考解决的问题。“在此背景下，今后我国在国际经济贸易领域应更多着眼于并处理好与周边国家和主要发展中大国的经贸合作关系。同时，继续积极参与国际有影响力的多边合作机制。其中，重点应将精力放在‘一带一路’的可持续发展和如何突破RCEP与FTAAP的合作机制方面。”
在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明看来，十九大后，我国仍须坚持“对外拓展空间、对内加快改革”的开放思路。同时，开放发展的内涵则需要与时俱进。
“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包括开放发展在内的五大发展理念，内涵比以往的对外开放概念更为丰富。随着自身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在培育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新优势过程中，中国正努力推进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跨越。十九大后，开放发展的内涵也需要与时俱进。”白明强调，作为发展理念，今后开放发展的内涵不仅仅限于在“国门口”拓宽开放的大门，而且还要在“国门外”与“国门内”多做文章。
一方面，新的开放发展理念会更多考虑到“门外”拓展国际发展空间。与以往的对外开放不同，现阶段我国正在由经济全球化的配角演变为主角，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地位和话语权不断提升。近年来， 我国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赢得了许多国家的积极响应。中国在G20、APEC、金砖国家等重要国际合作机制中发挥的影响越来越大，人民币也加入了特别提款权的“一篮子货币”。同时，我国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探索国际产能合作，努力实现合作共赢。我国一步一个脚印地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使互利共赢的“蛋糕” 做得更大。
另一方面，新的开放发展理念也更要求在“国门内”练好内功。以往，我国在扩大开放上“心有余”，在练好内功上却“力不足”，这种状况现在也逐步好转。迄今，国家已经设立了1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在12个地方开展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试点也已完成中期评估，结合打造制造业强国的现实需求，我国从质量、技术、品牌、服务等环节入手，积极培育国际贸易竞争新优势。在利用外资方面，我国也从以往侧重比拼政策优惠，转向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从而打造利用外资的“制度高地”。
国内：自贸区建设突破与掣肘
面对当前区域经济合作高自由化、便利化的趋势，如今中国也正在积极适应。
十八大以来，我国开放的范围进一步拓宽。截至目前，我国已设立三批共计1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上海、天津、福建、广东、辽宁、浙江、河南、湖北、重庆、四川、陕西）。在外资准入方面，我国不仅在11个自贸试验区实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而且从2016年10月1 日起，对外资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的新型外资准入管理模式。同时，进行“审批制” 到“备案制”的境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今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7年版）》。与上一版相比，新版负面清单在制造业领域及金融业领域均扩大了开放程度，清单内容已缩减至百项以内。
“这一系列开放不是做给外界看的，而是带有更多的自主性，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提升自身参与全球资源优化配置的水平。”白明表示。
专家同时指出，十八大以来， 尽管目前国内已设立的1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取得了不错的发展成绩， 却仍暴露出不少问题。
一是相关管理部门仍存在惯性思维理念，导致事中事后监管跟不上。1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从设立起初即不可避免地会面临竞争态势。随着竞争因素的增多，对自贸区的自我创新理应起到正向作用。而从我国11个自由贸易区的实际发展情况看，虽然各地方政府有着非常强烈的发展愿望，但各自贸区的发展现状与企业的诉求间仍有着较大差距。“国内自贸区的开放主要是着眼于服务业的开放。而服务业的开放涉及很多部门，受到很多制度限制。一些相关部门有惯性思维，不愿意积极主动通过创新思维进行事中事后监管。因此，虽然1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都在服务业开放方面进行了不少探索，但企业得到的实惠非常有限。”王海峰坦言。
二是自贸区内涉及贸易开放的很多事权仍在中央，而有些中央部门仍采取被动应对的做法而不愿主动承接。这直接体现为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每削减一项都非常困难，甚至有些项目虽已经从清单中拿掉，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仍存在诸多限制。
三是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的落实仍不够到位、不够彻底。2013年以来，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不仅体现为项目数量上的逐年缩减，更重要的是，利用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倒逼国内改革更加开放。随着负面清单越来越短，意味着我国的对外开放口径越来越大。从实际情况来看，从2013年版到2017年版负面清单的项目数量由195项缩减至95项，力度的确非常大。但其背后，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的实际落实情况却仍不够到位、不够彻底。伴随着项目的不断缩减，有些政府相关部门事中事后的监管能力没有跟上，可监管的信息网络仍未建立起来。如果监管无法到位，自贸区的所有开放性举措将被“隐形的手”所牵制。
对于国内自贸区在数量与功能上存在雷同发展等质疑之声，霍建国表示，尽管我国11个自贸区结合了各地区的不同特点，但其发展共同点都是贸易与投资的自由化，特别是服务业的开放。因此不可避免地，各自贸区的开放措施有着较强的一致性。今后要想进一步发挥出各自贸区的独特优势，应将重点放到探索与各地不同外资的竞争合作上。比如，上海和天津自贸区可进一步加强服务业的开放力度，陕西自贸区则可以在引进制造业方面多下功夫。“在落实过程中，无疑也是对各地方政府执行效率的检测与考验。我们希望看到各地方政府在此过程中能够形成一种良性竞争， 打破传统思维的惯性、管理的惯性、操作的惯性。”
在王海峰看来，与上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中央政策松绑进行的改革不同，“1+3+7”的自贸区改革致力于通过地方政府进行管理方式的大胆创新与探索，提升其在服务业开放领域的支撑能力，在创新过程中释放出更多改革红利。而政策优惠在此轮自贸区改革中的作用与力度并不明显。这十分考验地方政府的改革能力、管理能力、思辨能力。他建议，十九大后，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发展应循序渐进，不应对改革预期盲目过高。
白明表示，如果说过去自贸区更多是先行先试的探路式发展思路，那么今后自贸区的建设将更多着眼于经验的推广和复制。现阶段的推广复制更多体现为扩容园区，今后更多的推广复制将由硬件向软件过渡。“十九大之后，在‘1+3+7’的现有基础上，很可能还会有更多新的自贸区获批，国内自贸区改革试点将进一步扩围。”
专家普遍认为，前两批四个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实践，更多起到了为“十三五”探路的关键作用。而从1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发展现状来看，仍与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的政策预期有一定差距。十九大后，无论是自贸区的建设，还是经济的开放，都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作用（尤其在经济自由化方面） 和市场的决定性作用。除已有的11 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之外，我国还设有12个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综合试点试验地区以及120个海关特殊监管区等。今后，应将其视作“一盘棋” 统筹考虑，从而助力我国在开放领域站上更高的起跑点。
“一带一路”：世界经济低迷期的中国强心剂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于2013年提出并推动实施“一带一路”倡议，旨在继承发扬丝绸之路精神，将中国的发展同沿线国家的发展相结合，将中国梦同沿线各国人民的梦想相结合。如今，“一带一路”倡议已逐渐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顶层设计转化为生动实践， 从战略规划转化为实施方案，成为展示中国大国气派的新名片，赢得沿线国家的积极响应与肯定。四年多来，“一带一路”建设从无到有、由点到面向前推进，进度和成果超出预期。
目前，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支持并参与其中，我国与近70个国家及国际组织签署了合作协议。随着一批有影响力的标志性项目逐步落地，我国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经贸投资合作水平明显提升。2014年至2016年，我国同沿线国家的贸易总额超过3万亿美元，对沿线国家投资累计超过500亿美元。中欧班列累计开行5000多列，成为沿线国家促进互联互通、提升经贸合作水平的重要平台。今年一季度， 我国与沿线国家双边货物贸易总额超过1655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6.2%；对沿线43个国家新增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合计29.5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14.4%；与沿线的61个国家新签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合同952 份，新签合同额222.7亿美元，占同期我国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的51.8%。
“一带一路”倡议来自中国， 惠及世界。当前，人类社会正处在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代；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只有切实推动各国政策对接，推动全球范围经济要素和发展资源有效整合，才能形成新的增长动力和发展合力，促进世界和平安宁、共同繁荣与发展。“一带一路”倡议顺应时代潮流、遵循发展规律、符合各国人民利益，是一项构建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的世纪工程。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信息研究咨询中心主任吴涧生日前在接受《中国发展观察》采访时指出，相较于世界范围内已有的如G7、G20 等对话平台，以及欧盟、东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等经济一体化安排， “一带一路”倡议有其独特意义与特殊内涵。
“‘一带一路’倡议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强调不搞封闭，尊崇开放包容；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曲，而是沿线国家的协奏曲；不是要替代现有地区合作机制和倡议，而是要在现有的基础上， 推动沿线国家实现发展战略相互对接、优势互补。这种合作理念和原则与其他区域合作机制平台有着明显区别，其意义与内涵也有很大不同。作为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政府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实施新一轮高水平深层次对外开放的宏大战略和行动指南， 对开创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促进沿线国家和区域经济务实合作、推动世界经济强劲、平衡、可持续、包容增长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吴涧生如是说。
接受《中国发展观察》采访的专家总结指出， “ 一带一路” 倡议对中国的重要意义主要体现为五个“有利于”：
一是有利于推进内陆沿边地区开放。过去我国的开放主要是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开放，中西部地区成为开放的洼地和末梢，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可以使这些地区成为开放的高地和前沿，成为区域经济的新增长极，从而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
二是有利于面向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开放。过去我国对外开放主要是面向发达经济体，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可以将东南亚、南亚、中东、非洲、中亚、中东欧等全球新兴市场连接起来，从而使我国形成面向全球开放的新格局，为我国企业走向世界提供更多机会和更广阔的舞台。
三是有利于陆海统筹、东西互济。过去我国外贸商品、能源资源很大部分都是经马六甲海峡这一海上战略要塞进出口的，通过建设向西开放的亚欧经济合作大走廊， 可以减少对马六甲海峡的过度倚重，更好维护和保障我国战略经济安全。
四是有利于开放包容、合作共赢。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将自身发展战略与他国发展战略进行对接，将自身资本、技术和优势产能输出与他国发展经济的现实需求予以衔接，不断扩大彼此战略契合点和利益交汇点，推动实现共赢发展的最大公约数。
五是有利于国内规则与国际高标准接轨。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可以使我国从过去国际规则的被动接受者向主动参与和塑造角色转变，更好推动国内规则与高水平的国际规则相衔接。
其对世界的意义则主要体现为三个“带来”：一是为全球经济治理带来新理念。“一带一路”倡导不限国别范围，不搞封闭排外机制，不以改变他国政治制度为目的，有意愿的国家和经济体均可参与，体现了合作共赢、开放包容的丝路精神。同时，它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主张与沿线国家共同打造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这些原则和理念都是顺应当今世界发展大势的先进治理原则和理念，完全有望成为引领全球经济治理变革和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主导性理念。
二是为全球经济复苏和区域经济合作带来新机遇和新动力。在当前全球经济增长持续乏力、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的新形势下，世界经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新动能和新增长点加以支持。共建“一带一路”，可以为沿线国家提供一个多主体、全方位、跨领域的互利合作大平台，通过加强相互发展战略规划对接，推动沿线国家和地区间的发展经验互鉴和发展资源共享， 把世界多样性和各国经济互补性和差异性转化为现实的发展动力和活力，从而为世界经济发展开辟更大的空间。
三是为全球经济治理带来更多公共产品和“中国方案”。“一带一路”倡议下创设的亚投行、丝路基金以及各类双边、多边合作基金等，不仅对现行国际金融体系起重要的补充作用，而且对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资源开发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一带一路”倡议崇尚各种文明和谐共存、互学互鉴、开放包容，主张与沿线国家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新型合作架构，有助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公平、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此外，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不断深化与沿线国家经贸投资务实合作，有效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可为未来国际新议题设置和新规则制定提供务实的中国方案。
与此同时，专家强调，由于沿线各国社会制度、历史文化、宗教信仰、发展水平和利益诉求等存在较大差异，致使共建“一带一路” 仍面临不少突出问题：
从国内来看，国内各地区发展热情非常高涨，但在投资发力上却呈现“一哄而上”的盲目性趋势。盲目投资、盲目对接的问题严重。
从国际上来看，首先，大国之间战略博弈带来不确定性。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中美关系、中俄关系、中印关系和中日关系这四对大国关系可谓极其重要， 且复杂敏感。我国一再强调“不谋求地区事务主导权、不营造势力范围、不干涉别国内政、不强加于人”，主张共建“一带一路”只是“结伴”而非“结盟”，但仍难以打消和化解相关国家的疑虑和担心。预计未来这方面的影响还会不断显现。
其次，部分国家政局动荡不稳带来负面影响。比如，一些国家民主转型带来的政治风险，一些国家出现的社会震荡和政治冲突， 一些地区因民族和宗教问题引发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和分裂主义等，都会对“一带一路”建设构成现实威胁。
此外，国家间政治互信不足带来严重掣肘。部分国家对我国实施和平发展战略仍心存疑虑，彼此间缺乏政治互信，相互战略沟通和对接不畅，对沿线重点合作项目建设产生不利影响。
第四，部分国家发展相对落后带来不利影响。沿线国家经济发展落后，基础设施建设薄弱，法律法规不健全不完善，加之大多投资又以道路、港口等基础设施为主，导致国外投资者望而却步。
最后，资金缺口巨大带来现实制约。目前，沿线国家和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总需求每年约为１万亿美元，而现在的金融开发合作机制和国家金融制度安排能够提供的资金额度不足一半。因此，未来如何有效破解这一难题，仍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挑战。
诚然，共建“一带一路”，既面临重大机遇，也面临严峻挑战。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要本着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以“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发展战略规划对接为基础，以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为纽带，以互联互通、产能合作、人文交流为支柱，以金融互利合作为重要保障，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八个切实”的指示精神， 即切实推进思想统一，切实推进规划落实，切实推进统筹协调，切实推进关键项目落地，切实推进金融创新，切实推进民心相通，切实推进舆论宣传，切实推进安全保障， 努力使共建“一带一路”行稳致远，再创新的辉煌。
（本文部分资料引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丛书2016·《新兴大国的竞争力升级战略》之《专题研究十四：中国区域经济合作的战略与政策》，执笔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综合研究室主任罗雨泽，本文已征得执笔人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