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晓伟
1949年新中国成立，作为一个基本完成统一的大国，马上也面临着如何安排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问题，而建国以来在中央集权制上所做的一些制度安排，既有对历史上做法的继承、更有改变和断裂，这些安排也还在深深地影响着目前的选择。所以，我们将建国以来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演变作为一个整体，来仔细分析背后的观念系统、制度建构和实际表现，着重探讨建国以来的中央集权制与传统时期相比，在上述几个方面继承了什么、改变了什么，这些继承和改变又带来了哪些利弊得失，最终是对其的认识和评价。
毋庸置疑，与传统时期相比，新中国建立以后在意识形态方面最重要的变化是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为此，我们将依次围绕以下问题展开分析：（1）什么是马克思主义？（2）为什么中国会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新意识形态，中国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对其进行了怎样的改造（或者说什么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3）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建国以来发生了哪些变化，它又对中央集权制产生了什么影响？
马克思主义是现代社会在西方世界兴起之后，对其进行全方位批判的思想体系
西方世界在进入现代社会后，日益暴露出一系列严重的弊病。首先是原有统一的宗教信仰和社会有机体被打破，在带来思想解放和个人自由的同时，也造成了价值体系上的混乱，由此产生的是人心不安、人情冷漠，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价值虚无主义兴起；其次是生产力的发展大大改善人们的生活水平，但也导致了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和冲突加剧；再次是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造成了船坚炮利的快速进步，强国之间竞争加剧、互相争抢殖民地，战争频繁。现代社会诞生后所导致的一系列问题，严重动摇了其背后的现代观念，自由、人权、民主、平等等现代价值受到质疑，有一批伟大的思想家开始对现代社会展开深刻的批判，马克思就是最突出的代表之一。
作为思想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按照恩格斯的总结，马克思在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领域，都做出了不朽的贡献，即提出了辩证唯物论、剩余价值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三大学说。在哲学上，马克思继承德国古典哲学传统。在德国古典哲学传统中，康德真正破除了原先宗教信仰下真善一元的大传统，建立了理性与信仰相分离、科学与上帝相对分离的“真善二元论”，由此为现代社会的政权分离、自由民主等体制奠定了哲学基础；黑格尔用一个没有上帝的上帝（即哲学化了的上帝，或称之为“绝对精神”），重新构建了“真善一元论”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一方面继承了黑格尔“真善一元论”传统和辩证法，另一方面用费尔巴哈的唯物论加以改造，从而产生了“唯物的真善一元论”（即唯物辩证论），而这个“唯物的真善一元论”为马克思构建人间天堂（即共产主义社会）奠定了相应的哲学基础。
在经济学上，马克思在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构建了“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学说”，他认为由于生产资料占有的不公，必然产生生产资料拥有者对无产者（即资本家对劳动工人）的剥削。而现代社会生产方式下的剥削，由于更为冷冰冰和赤裸裸，比任何传统社会时期更为残酷，马克思由此提出必须消灭私有制的主张。在社会学领域，他继承了法国学者基佐的“阶级斗争学说”，直接挑战人权、民主、自由等现代价值，认为在生产资料占有不公和阶级不平等的条件下，这些价值都会成为虚幻的泡影。马克思还用唯物史观将人类社会演进解释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冲突，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并相信阶级斗争将是人类社会逐步由奴隶社会迈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主要动力，断言人类社会形态的发展将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或者所谓的科学过程），从而建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
如果站在思想体系的角度，任何理论都不可能十全十美，都有其无法解释的现象和不能穿透的事实，马克思主义学说也不例外，它所能解释和穿透的历史现实尽管是惊人的，但也是有限的。这点只要简单对比中国和西欧迥然不同的发展历史就可以明显看到，因为毕竟马克思是从西方文明传统中出来的，他真正了解并做了深入思考的，也只是那个文明。其实作为思想家的马克思本人也心知肚明，因此他才会说，“那种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普遍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是对他的侮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1995年，人民出版社，第130页）。
但无论如何，马克思建立了一个对现代社会方方面面进行彻底批判的宏伟体系，只要现代社会还在产生问题，马克思主义就不会过时，事实上现代社会也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等理论的批判下不断修正和改善的。作为思想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的伟大贡献，正如伯林（Isaiah Berlin）所言，“这一最终完成的体系是一个巨大的结构，无法对其进行直接攻击，它包含了意在对付敌人拥有的已知的每一件武器的材料。它对朋友和敌人一样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特别对社会科学家、历史学家和批评家。它在这样一种意义上改变了人类思想的历史，即自有了这个体系后，某些东西就再也不可以振振有词地说出来了”。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对于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够在中国以这样快的速度、这样广的深度被许多人尤其是相当部分的精英阶层所接受，始终是一个值得关注和探讨的话题。可供对比的是其他外来宗教学说在中国的传播，佛教在汉朝就进入中国，到了唐朝才兴起儒佛之争；基督教的传教士早在明清两代就足迹遍及中国各地，它在中国的培植和发展也长达数百年之久。然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兴起，仿佛只在短短的十数年时间内，可作为一个确凿证据的是大名鼎鼎的《新青年》杂志，在其较早阶段（1915年~1916年左右）所发表的文章中大多数围绕“自由”“民主”等展开讨论，而仅仅过了十年，到了1925~1926年期间，更多的文章已经在讨论“社会主义”了。
所以，要较好地解释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会在中国如此广泛迅速地传播，不仅要理解马克思主义本身、更需要了解中国当时的社会和思想状况，不仅要知道马克思主义能够提供什么，更应从中国自身的文化传统出发，弄清当时的中国需要什么。事实上，弱势文化接受强势文化的什么内容，不仅取决于强势文化本身的状态，更依赖于弱势文化对外来文化理解的意义结构。
中国在遭受西方冲击以后，迎来了数千年未有的礼崩乐坏的时代。由于在中国传统的体制下，是社会—政治和文化—道德秩序高度整合的有机体社会，因此一旦瓦解，便是从器物、到制度、再到观念等各个层面的全方位崩溃，整个社会无可避免地处在一个全面的危机之中。在这样深重紧迫的国家和社会危机之下，兴起了一股革命的新意识形态。本来在中国的“求仁”传统之下，人生的意义在于通过道德学习和实践来建立人间的美好社会，在儒家传统那里，这种“求仁”的实践是通过“礼”的方式来进行的，所谓“克己复礼为仁”。在社会上，又通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尊尊亲亲贤贤”的“礼治”规范和教化将社会阶层划分为严格的三六九等。当中国陷入全面危机之后，这套礼治的思想和方式便遭到强烈的质疑和攻击，“礼教吃人”的声音甚嚣尘上，因此在打倒孔家店的同时，一种打破一切纲常、冲破一切罗网、强调绝对平等的思潮（即革命观念）逐渐兴起。这样的革命诉求恰好与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共产主义理想一拍即合，于是在“五四”前后非常迅速地俘获了一大批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
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的终极诉求，是依靠人们自身的力量在人间建立美好世界，它与中国的“求仁”传统目标完全一致；而共产主义所描述的那种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和人人平等的世界，与中国遭受西方冲击后兴起的“革命”思潮和全盘反传统主义的诉求，又完全吻合。此外，由于中国在遭受西方列强欺凌下必然对西方观念和制度心存罅隙，而马克思主义正好又是对西方现代社会进行全面批判的集大成者，是一种看起来更为先进的观念和信仰；再加上苏联的示范和支持，各种因素结合在一起，由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人那么快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将其作为救国救民的良方。
然而，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信仰，本质上起源于西方文明下的救赎传统，尽管在外在目标和内容上与中国的“求仁”追求和革命价值相一致，但在内在逻辑上与中国文化传统具有根本不同，其中一个明显的区别在于在马克思传统下并没有对道德学习和实践的特别要求。马克思主义基于唯物的“真善一元论”，认为公有制代替私有制，是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并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更与人们的道德信仰和水平没有直接关系。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对于人们日常生活的伦理要求，并不像普通的宗教那样有着详尽的规定，而基本上是语焉不详、未置数词。然而在中国文化传统下，人生意义是通过道德实践来完成的。所以马克思主义在引进中国以后，就与中国文化传统下的道德实现的方式相结合，将革命赋予了道德上的最高价值，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某种意义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儒家化）。
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革命与道德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对当时绝大多数的中国人产生出了无比巨大的精神感召力和推动力，由此也强烈地爆发出了一股建设新中国的热潮。在生产力水平滞后、经济社会不发达的条件下，中国人采用了一种以道德实践的方式来追求共产主义的实现，强调要用革命道德精神来贯穿个人、家庭乃至社会和国家方方面面的实践。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版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尽管方式方法与原先的儒家传统截然不同，但在内在逻辑上是几乎一致的。
正当性的演变：政绩合法观、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
在中国传统王朝下，尽管对于“中央集权制”的终极正当性论证是由“求仁”传统所提供的，正是“天下太平、四海一家”的终极目标中推出了“中央集权制”的最终合理性。然而，在现实的制度层面中央集权制并不与“求仁”超越突破发生直接联系，为“中央集权制”提供直接观念支撑的，是在文化、政治和道德领域的“天命观”“大一统观”和“父权型权威”的理念，正是这三者的紧密结合为传统王朝的中央集权制提供着强大无比的合法性论证。
与传统王朝相类似，新中国以来所建立的“中央集权制”，并不直接与马克思主义发生直接联系，尽管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立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对于加强中央集权制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所以，建国以来“中央集权制”背后的支撑理念，更多还是继承着传统的观念，虽然具体内容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基本的架构和逻辑依然保持了很强的延续性。
在“天命观”方面，传统“奉天承运”的观念显然已经不可能再坚持了，然而原先在天命观中那种强调统治者的德行和政绩，以论证统治合法性的理念却被继承了下来，即所谓“以德配天”。由于代表着社会演进必然规律的真理观和天命观已经很难再有市场，统治合法性的论证不得不降低一个档次，更多地落到了实际利益的层面，由此政绩合法观取代了原先的天命观，成为论证统治合法性的最主要依据。
在“大一统”观念方面也类似，原先更多从一国内部的角度出发来论证中央集权制在维持太平盛世、保护百姓安宁中的作用，目前则更多是站在国际环境、国家和民族竞争的角度来论证其合理性和必然性。由此，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成为了维持大一统局面的最重要理由，“落后就要挨打”与“分裂就要挨打”紧紧结合在一起，所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念在目前为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提供着最为强有力的观念支撑。
在“父权型权威”上，随着儒家传统的被抛弃，原先附着在“父权型权威”的伦理含义几乎荡然无存，但在文化传统上还或多或少保留着一点意味，所以我们仍然在讲“祖国大家庭”“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但最为重要的是，传统“父权型权威”下中央与地方的权威格局和权力关系仍然被完整地继承了下来，中央相比于地方，仍然在理论上有着绝对的、不容质疑的权威，而地方在名义上并没有自身的独立利益诉求和权力来源，需要在整体利益中派生出地方利益，在中央权力下派生出地方权力。在丧失了传统“父权型权威”下的伦理含义后，这种中央与地方权威格局的维持更多是依靠现实力量的支配（人、财、物等），在地方实力和利益逐渐坐大后，则越来越难以有效地维持和良好地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