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姜 巍
中央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将共同引领“十三五”乃至更长一段时期内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共享”作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3月19日-21日，在以“新五年规划时期的中国”为主题、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6年会上，来自海内外的各界人士，通过多场专题分组会，对共享发展理念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
消除绝对贫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施了大规模的扶贫开发工作，使7亿多农村贫困人口摆脱了贫困，对全球的减贫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把扶贫开发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按照“共享”的发展理念，要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因人因地施策，提高扶贫实效，开辟扶贫开发事业的新局面。
去年11月底，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新的减贫政策蓝图——《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提出的最重要政策目标就是在现有的贫困标准下，到2020年，农村的贫困人口全部实现脱贫。
本次论坛专设了一场题为“共享发展：向绝对贫困宣战”的分组会。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韩俊在发言中说：“过去，扶贫很多时候是‘输血’，今后要更加注重‘造血’，提高‘造血’的能力。要把提高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放在第一位。”
美国安利公司总裁、世界直销协会联盟主席德·狄维士也表示，要尊重贫困人口，充分认识到每个人都有获得成功的潜力，而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帮助他们释放潜力。他认为，健康是脱贫的基础，教育是脱贫的关键环节，事业机会是脱贫的重要途径。
减贫工作进入攻坚阶段，怎样做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洪天云介绍了在扶贫实践中的一些情况。首先，把最贫困的人口找出来。通过一年时间，全国自上而下组织了近200万名干部群众开展建档立卡工作，按照“两公开、一公示”的方式，确定贫困人口为8512万。其次，对于怎么脱贫的问题。一是每个贫困村安排一位第一书记，对基础设施、就业、产业、治病等方面进行全面帮扶。二是发挥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体制的优势，中央国家机关和省市县相关机关都有定点扶贫任务，做到所有扶贫对象都有帮扶联系人。三是切实做到“两不愁、三保障”（即不愁吃、不愁穿，保障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在产业扶贫方面，产业必须符合市场的需要，且能动员“有能力”的百姓真正干起来。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扶贫开发也离不开金融的有力支持。”国家开发银行行长郑之杰说，国家开发银行从智力扶持、机制建设入手，探索出了一套开发性金融扶贫的可行模式。以扶智、融智为引领，发挥行业专家优势，在规划、咨询、教育、培训等方面，帮助贫困地区厘清发展思路，明确发展目标，增强发展信心，提升发展能力。以机制建设为杠杆，深化银政合作，加强市场建设、制度建设、信用建设、创新融资机制和模式，放大市场作用，激发内在动力，实现输血式扶贫向造血式脱贫的转变。以资源整合为纽带，高效整合扶持政策，进行市场信息、实用技术、行业专家等金融扶贫。以基础设施为先导，运用开发性金融大额、长期、批发性的优势，对接扶贫专业资金，引导商业银行和社会资本支持农村公路、电网、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以产业发展为支撑，为贫困地区量身定制金融服务方案，因地制宜地支持各地特色产业发展。
打好脱贫攻坚战，必须采取超常规的措施。郑之杰表示，“十三五”期间，国家开发银行将继续发挥开发性金融的优势，提高专业的支持效率，以超常规的力度实现开发金融扶贫的对象精准、项目精准、资金精准、措施精准和成效精准，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
夯实养老保障
随着中国社会老龄化加剧，如何建立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特别是筹集到足够资金，保障老年人的生活和健康，成为在共享发展中必须面对的难题。
在本次论坛的“寿险业与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分组会上，中国保监会副主席黄洪说，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已成为世界上覆盖人数最多的社会保障制度。但他坦言，目前的社会保障体系尚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民生保障需求。从国际经验看，未来养老金的替代水平要达到70%以上才是一个比较合理和理想的水平，才能确保职工退休后的生活质量不至于大幅下降。
“现金流困境迫在眉睫，系统性压力迫在眉睫。”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王忠民在发言中指出，社会养老保障体系需要进行系统性、顶层性、逻辑性的全方位改革。所有改革应该从现金流逆推，只有在保证现金支付的条件下，改革的逻辑点才能延伸。他还说，全国社保基金作为社会保障储备不会只进不出，而出的逻辑就必然匹配到现有的系统性设计以及每一个逻辑点的设计当中。不仅是现在已有的储备性养老金，国有资产划拨也要计算其盈利水平、分红水平，以保证控制资产的逻辑。
社会保障体系要达到“全覆盖”“保基本”，但完善社会养老保障，仅靠政府是不够的，还要依靠市场和商业的力量。来自中国社科院的著名社会保障专家郑秉文认为，从供给侧角度看，发展寿险业有利于减轻企业和职工的经济负担，有利于提高国家竞争力；从需求侧角度讲，有利于职工个人、家庭以及资本市场。
在他看来，发展寿险业需要解决三方面问题。一是模式问题。要有模式意识、模式追求以及模式的顶层设计，不轻易受到外界环境变化的影响。二是业务结构性改革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仅是经济体制，社保制度也要进行结构性改革。三是认识问题。政府不要大包大揽，不要排斥，不要有偏见，多层次混合型是全世界社会养老保障的发展趋势。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张承惠建议，要推动寿险业的制度建设和政策措施，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同时入手。从需求侧看，主要是政府应该加强对保险、特别是商业保险的认识，充分发挥寿险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作用，增加对商业保险的支持。另外，对公众开展保险教育，提升保险意识。供给侧的关键是树立正确的保险发展理念，摒弃盲目追求规模扩张、粗放式的发展方式，同时，通过加大财税体制等重大改革力度，为中国保险业发展，包括外资保险机构的发展塑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打造健康中国
健康是人类全面发展的基础，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从大健康、大卫生、大医学的高度，将健康中国融入社会发展之中，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任务，也是贯彻共享发展理念的必然要求。
“健康中国是三位一体的系统工程。”在本次论坛的“打造健康中国”分组会上，北京协和医院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刘远立说，这个工程要实现三个目标：第一，政府主导，就是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第二，全社会力量的动员，包括企业；第三，全民参与，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健康负起应有的责任。通俗地概括，就是要让全体中国人民能够做到病有所医，减少发病，增进健康。
美国礼来制药董事长、总裁、首席执行官李励达也表示，健康中国的目标就是建立高效的医疗卫生体制，确保医疗卫生的效率和质量，减少病人的财务负担，并促进医疗行业的发展。
2015年1月，国家卫生计生委启动了“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刘远立介绍说，经过全国范围的大规模问卷调查，总体门诊满意度是91.4%，住院病人总体满意度是96.2%，这两个数字比2013年都提高了10个百分点。在门诊方面，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优化预约时间，缩短等待检查和检验的时间。在住院服务中，患者最关心的是医院的伙食，这也反映出医院对非医疗服务不够重视。而与病人相对较高的满意度相比，医护人员的满意度比较低，65%的医生认为他们的工作负荷过重，80%以上的医生认为现在医疗价格没有充分体现医疗服务的价值，87%的医生决定不让自己的子女再从事医疗行业。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现状。
对此，刘远立认为，健康中国一定要善待病人，但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优待医护人员。这也应成为健康中国建设和下一轮深化医改的重中之重。
药品安全与全民健康息息相关。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化妆品注册管理司司长王立丰说，“以维护公共健康为着力点，深化药品审批制度改革，全面提升药品质量，是打造健康中国的应有之意。”他表示，作为医疗卫生产品的监管部门，必须重视提高药品的质量和标准，同时也要关注药品的可及性，满足老百姓的健康需求。
对于中国建立可持续的医疗保障体系，诺华公司首席执行官江慕忠提出几点建议：一是进行更高效的管理，根据病人的数据和治疗指南合理使用药物，政府还可以进一步建立监管框架，提供资金，帮助建立疾病登记薄，支持更加有效的治疗和药物使用。二是更好地发挥社区医院的作用，让社区医院承担更多先行诊断和长期慢病性管理的责任。这方面做得好，可以减轻中国保健体系的负担。三是保证能够获得创新药物和高质量的仿制药。
李励达则呼吁，实现“健康中国”这一目标，必须打造一种创新的氛围以及支持性、包容性的生态系统，促进医药领域的创新。
发展公私合作制
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放缓，财政收入下降，政府支出增加。在经济和财政新常态下，创新公共服务提供方式，重视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服务供给，积极营造社会组织成长的环境，也是共享发展理念的体现。未来，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即公共与私营合作制）模式，将成为公共服务投融资机制创新的重要选择之一。本次论坛为此举行分组会进行了专题讨论。
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共同参与公共服务建设具备各自的优势。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里克·马斯金认为，在一些大的项目中，公共部门可以承担私营部门所不能承担的风险。同时，由于项目涉及公共产品，公共部门参与能够使所有人受益，确保这些公共产品的充分提供，也可以确保这些公共产品得到财政支持。而私营部门的优势在于，能够提供政府在开发或运营方面所缺乏的专业知识。
PPP与传统的采购方式不同。埃里克·马斯金说，在传统采购模式中，公共部门选取一些私营部门作为采购供应商，建设和运营的合同是分开的。但在PPP模式中，建造和运营是捆绑在一起的，同一私营部门既负责开发，也负责运营。这种捆绑显然也有不利之处，因为最好的开发商不一定就是最佳的运营商。而好处则在于，开发商在开发的阶段就会考虑运营时的成本问题，从而更加节约成本。
中国在PPP的发展中也存在一些实际问题。作为PPP的地方实践者，山东省济南市市长杨鲁豫说，目前比较成功的PPP项目都是经营性较强的项目，未来需要向公益性的项目拓展。现在一些社会资本不愿投资太长期的项目，希望几年之内都能够收回投资，避免风险。而政府更希望PPP项目的周期能够适当延长，减轻财政压力。
埃里克·马斯金提醒说，地方政府领导为了显示政绩，可能会推进一些高成本、高能见度的政绩工程。他认为，中央政府一开始就应该对项目的开支进行限制，要求地方领导认真估算项目成本，以确保公共项目确实对社会有益。同时，地方领导还需要与承包商签署固定价格的合同。此外，从公共部门的角度来说，需要采取恰当的激励机制，才能选择恰当的PPP项目。加拿大商业理事会总裁、首席执行官，加拿大前副总理约翰·曼利也表示，可预见的透明度和合理的激励机制是PPP成功的关键。
全国政协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贾康说，在中国的PPP领域，国有企业的参与是一大特色，但它的限制词是符合条件的国有企业。贾康强调，PPP更适合那些认同与政府合作取得非暴利但有所回报的企业，政府也必须找到明显不同于风投、创投的民间资本来进行合作。作为合作伙伴，政府与企业之间不能存在行政隶属关系，也不能存在产权纽带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