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放缓 宏观政策重在解决需求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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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记者 原松华

8月12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6%,增速较6月份回落0.8个百分点,这是今年4月以来的最弱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0.5%,低于6月份的10.6%;与此同时,生产者价格通缩状况进一步加剧,消费价格涨幅依然只有3%目标水平的一半左右;由于受到人民币强势和欧盟需求下降的拖累,7月份进口同比下降8.6%,出口同比下降8.9%。可见,经济下行的压力仍然较大。

经济运行仍面临较大下行压力

7月5日,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CCWE)发布,GDP平减指数降为负值,再结合CPI、PPI、大宗商品价格等信息,中国经济已基本进入了通缩区间。
一德期货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首席经济师郭士英在接受《中国发展观察》采访时表示,中国经济正在遭受越来越明显的通缩威胁。“已经连续下跌四年半之久的国际大宗商品系统性熊市还会继续,至少2016年应该仍是跌势。主要原因是全球经济仍未出现明显的复苏迹象,近期中国进出口状况也显示国际需求持续疲软。”
在郭士英看来,中国内部需求也会持续下滑,加之美元利率看涨必然带来的美元指数上行,对原油和基本金属等大宗工业品继续构成利空因素,相关商品价格还会进一步走软。而且,就目前的形势分析,国际范围的玉米、大豆、白糖、油脂等农产品也基本处于供过于求的状态,短期内难言跌势反转。受这些因素的影响,预计中国的CPI和PPI指数还会继续下跌,再过10个月能不能止跌都是问题,形势不容乐观。
一德期货为此特别考察了猪肉的价格走势规律,他们认为本轮猪肉价格的上涨缺乏类似以往的旺盛需求支持,不大可能连续带动CPI 回升。随着经济低迷的持续,国内通缩趋势还会持续。
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河在接受《中国发展观察》专访时也表示,今后几个月我国经济运行仍然面临着较大的下行压力。这种压力既来自国际也来自国内。从国际上看,有两方面影响中国出口:一方面,美元可能在提息后进一步坚挺、大宗商品价格继续回落,世界经济通缩可能性继续增加,这将使世界市场需求疲软。另一方面,除了美国之外,世界各大经济体为了刺激本国经济增长,纷纷采取货币竞争性贬值政策。从国内看,有四方面影响经济增长:一是在新常态下经济增长周期性下行,从经济总量和结构两方面推动经济增长由高位向中位转换;二是投资下降后,消费增长缓慢,动力不足;三是制造业不景气,影响经济增长。在落后产能淘汰后,接续产业(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和新兴产业)成长跟不上,制造业投资增长率迅速下滑,导致经济增长乏力。四是房地产市场虽然在一线城市出现向好趋势,但总体上未来两个季度不会明显回暖,其投资很难像以往那样高增长。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研究员吴庆在接受《中国发展观察》采访时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说,中国经济的趋势还是处在下行通道之中,7%的增长还没有跌到底部。“希望把经济增长目标设定在6.5%左右。我们一定要容忍更低的经济增长,目前经济增长的底线画得太高。”
在郭士英看来,上半年金融业增速17%,一定程度上美化了GDP增速,其中证券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400%,股票交易印花税同比大增545%;剔除证券业数据后,二季度GDP增速仅约6%。不过,股灾后的市场需要休养生息,目前沪深两市的交易量不断萎缩,估计短时间内难以重回上半年的火爆状态。2016年中国经济仍然是探底之年,下行周期有延长的迹象和可能。

中国经济问题:主要是总投资挤压了消费需求

在马晓河看来,今后我国总供给和总需求将继续失衡,单在供给侧下力气是难以解决问题的。
“中国经济问题主要是总投资挤压了消费需求。”马晓河说。截至今年上半年,七大类重大工程包已开工的228个项目,累计完成投资3.3万亿元,只是为经济转型争取了一些时间,未能止住经济下滑的趋势。
而在需求层面,企业和地方政府对增加老百姓收入重视不够,地方政府重视财政收入,企业重视利润,致使各地教育设施不足,贫困人口高中教育、大学教育缺乏,养老补贴少(例如,我国60岁以上的农村老人每人每月养老金只有70元,2014年我国每千名老人拥有不到30张养老床位,远远低于发达国家50—70张的水平),个人税起征点偏低……这些都导致了老百姓有后顾之忧而不敢消费。
此外,投资增长受到房地产与制造业调整的影响。房地产投资和制造业占51万亿元总投资的51%,大约是26万亿,今年这两个产业需求下降,必然造成投资需求不足。
“需求不足的核心问题是政府和企业获得了太多的公共资源和社会资源,去千方百计地刺激投资过度增长,最终又拉动了产能扩张,而居民的消费需求在投资扩张下被压缩在越来越小的空间里。”马晓河说。
李克强总理曾多次表示,中国不会采取粗放的刺激措施,这种措施会提振短期增长却加剧负债过度和工业产能过剩的问题。相反,领导层希望推行结构性改革,以促进新的增长模式,在更大程度上依赖消费和服务业。
郭士英认为,中国经济以制造业为基础,但制造业经济已步入困局,现在的工业增加值以及生产投资数据进一步表明了这一趋势;美国主导的“两洋协议”更将终结中国的WTO红利,加之人口红利不再以及不断提升的低端劳动力成本,出口依赖型的中国实体经济,正在遭遇看似更为长期的严峻考验。
房地产市场是中国经济的堰塞湖,是想绕也绕不过去的一道硬坎儿。在房地产市场的问题没有解决之前,很多企业和个人投资是有后顾之忧的,他们要等着最后一只靴子落地。在此之前,产能和商品严重过剩的中国经济不可能走出低迷周期,生产类的固定资产投资和房地产建设投资还会持续下降一段时间。预计短期内,政府偏重的基础设施投资尚不足以弥补前两项的不足。
业内人士对为保增长而企图重回依靠投资的老路表示担心,提醒不能用货币刺激和债务堆积来维持经济增长。虽然政府在基建方面的项目和金额不断加码,但是民间投资的积极性始终不高。郭士英说,内部来看,有两件事令人担心,一是全面过剩的房地产泡沫,二是相对高估的人民币汇率。全国房地产的基本格局是严重过剩,加之人口结构变化和经济转型缓慢的影响,在不考虑货币政策变量的前提下,应是一个长期的跌势。
“增加的货币很可能首先流入股市和诸如新兴经济等其他领域,而不一定是房地产。”郭士英说,“另外,货币宽松和或有的超常规宽松,反而会诱发人民币贬值和资金外流,这对国内资产市场尤其是房地产而言是大利空。”
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达43955亿元,同比增长4.6%。1-6月份房屋新开工面积67479万平方米,下降15.8%,足以说明房地产行业不被市场看好。
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债券平均利率成本接近7%,许多企业的举债成本比这还高,10%以上的不在少数。然而,当前政府资产的回报率只有大约3%,赚钱的企业又有多少呢?这将加速政府和企业的债务堆积,注定是难以长期维持的。
此外,我国的外汇储备在二季度又减少了400亿美元,为连续第四个季度下降,也是七个季度以来的最低水平,6月末外汇储备余额降到了3.69万亿美元。日益缩减的外汇储备余额,使得中国的资产负债表更加令人忧心。同时,个人负债和家庭资产状况变化也值得关注,长时间的经济低迷使得居民收入增长不及预期,加之压缩“三公”消费导致的高端消费骤减,使消费增长缺乏后劲。一场悲怆的股灾波及数十万中产家庭,继而人民币汇率开始贬值,民间财富的购买力和消费信心也会相应下降。
可见,从政府到企业、再到居民的资产状况,当前都处在一个较为不利的境况。市场的持续作用和必要的政策调整还要继续。尤其是要真正相信市场,就应该尊重和相信市场规律,只有市场的力量才能真正推进结构调整。
去年11月以来央行果断启动宽松周期,以及股灾中的紧急双降和日前的汇率中间价调整改革,都表现出了中国政府稳定经济的决心和对市场意志的尊重和顺应,避免了市场恶化和政策被动。
吴庆认为,从供给端来看,要素是制约任何经济体增长的条件,不同的经济体发展阶段不一样。对中国来说,2000年前最缺的是资本,当时劳动力过剩,资本投入到高耗能的传统产业,就不可能传播到高科技、创业里去。
“上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最缺的是基础设施,路、桥、火车、电等,投资到基础设施领域还是生产性领域是当时中国面临的选择。”吴庆说。2008年美国经历金融危机后经济转型,V型反转就意味着左侧的旧产业走了,V的右侧意味着新产业的到来,是经济转型的规律。现在支撑美国经济的要素与2013年完全不一样,经济结构、经济增长已经进行了一次提升。
吴庆认为,对于美国等发达经济体来说,劳动力是约束性因素,劳动力数量是有限的,如果滞留在旧产业里,经济体的转型是不可能发生的。中国越来越像发达经济体,劳动力成为约束性条件,也面临着劳动力从旧的领域撤出来,到新的领域去。
“产能过剩是不是就说明我们经济不好,美国是怎么解决的?”吴庆表示,美国也经历了产能过剩,但出现了了不起的人物,比如摩根搞托拉斯初期做出了重大贡献,结束了企业间的恶性竞争,垄断使一些企业生存下来。钢铁行业如果没有过剩,就没有弹性。比如市场需求2亿吨钢铁,产能达3亿吨,需要有50%的富余产能。我国2014年曾发生过两吨钢材利润加起来赚的钱不够买一只冰棍,产生了总量产能绝对过剩,因此要允许收购兼并重组。
在吴庆看来,企业和政府之间最大的区别是企业会倒闭,政府不会。政府不想把“儿子”交给别人,变成别人的“儿子”,所以兼并重组很困难,很多企业特别是钢厂苟延残喘,这是重组遇到的最大问题。中国出口的产品更新换代很快,对世界经济做出7%-8%左右的贡献,中国的存量部分已经是世界工厂,增量不可能是20%的增长率。
“转型持续在发生。民营企业需要转型重组的障碍也很大,有一部分仍来自政府。在调研的时候我们看到,地方政府命令民营企业不能关门。”吴庆说。
此外,经济增长还有一个要素是企业家精神,开拓新的领域必须有企业家打前站,但是企业还固守在旧的领域行业,或者不许他们出来,这样的经济体转型就很困难,中国面临这样的问题。

解决需求不足是今后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

“解决需求不足仍然是今后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尤其是解决居民消费需求不足是当前和‘十三五’时期的战略任务。”马晓河认为,下半年,在政府稳增长的刺激作用下,基础设施投资会向好,但制造业、房地产业投资难有明显回升,消费需求在分配结构难以根本调整的情况下,将继续呈现低缓增长趋势,出口增长在人民币连续贬值后会由负变正并出现增长。总体判断,第三、四季度经济增长可能会略好于上半年,但全年经济增长率会低于2014年。
马晓河判断,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不会过低,稳增长的四方面举措能为经济托底。一是改革步伐加快、力度加大,能释放一些体制改革红利,可促进经济增长。二是国家从经济结构调整上挖掘增长潜力,有利于经济增长。三是实施新“走出去”战略,“一带一路”开好局会促进外需增长。四是中央继续强化稳增长的宏观政策措施,也会拉动经济增长。
为了稳增长,马晓河建议,防止经济增长过多偏离预期目标,今后我国宏观政策方向是,强化政策支持力度,加大对经济的刺激。将政策的刺激重点放到刺激需求方面,特别是消费需求侧方面。在投资方面,主要解决城乡居民看病就医、教育文化、养老健康、住房保障、饮水安全、交通通讯和用电困难等方面;在消费需求方面,重点解决中低收入人群和贫困人口的收入问题,比如帮助他们创业增加收入,较大幅度地提高养老金补助标准和贫困救助标准,增加贫困户子女就学补助金,免除高中、大学部分学费,进一步提高个人收入所得税征收门槛,对城乡居民购买家用电器再次实行补贴和以旧换新政策。对此,下半年积极的财政政策要继续加力增效,可以为扩大消费增加国债发行;稳健的货币政策要向偏松方向转变,继续降低准备金率和基准利率;改革要加快推进,特别要把加快城乡二元制度、国民收入分配制度、国企体制、财税金融制度、行政审批制度等放在改革的重要位置上。产业政策要将“互联网+”行动计划和“中国制造2025”尽快落地,在下半年提前部署一些“十三五”时期要干的重大工程和重大项目。
郭士英则表示,中国经济正在遭受空前考验,不仅有来自内部的结构性矛盾,更有来自大国博弈的挑战。中国和美国的未来竞争重点聚焦在金融市场和资本领域。令人忧心的是,金融博弈正是新兴经济的短板,而且,不期而遇的股灾似乎已印证了开局不利。他说,为了稳定经济,发达经济体相继实施量化宽松,短期效果虽然有待继续观察和评价,但从国家竞争的角度来看,显然类似于对理性货币政策国家的一种金融掠夺。中国为什么不能像发达国家一样实施QE呢?可以趁美联储加息之际,向实体经济注入更多的流动性,以便对冲美元飙升导致的资金外流,同时避免中国资产市场出现崩塌。至于人民币国际化,当前有很多国际政治性因素作祟,并不仅仅是汇率机制和稳定性的问题。从长远考虑,不必在乎汇率因QE而一时走贬。何况,较低的人民币汇率还可以促进出口的恢复,这或许是中国经济复苏的不二选择。
展望未来,郭士英还是对过剩而价高的房地产市场表示担心。他认为,房地产投资增速很长时间难以止跌回升,这会影响诸多行业的景气值。房地产行业整体状况决定一个国家的经济周期,很多国家的近代经济史已验证了这一规律。就近期而言,为了避免房地产在股市震荡和汇率波动之后再出问题,需要尽早明确房产税政策,延缓、减免或不征都可以探讨,悬而未决最影响信心。长期来看,还是要想办法为企业减税并提高居民收入,这样经济的转型才有保障,过剩的房地产才能被消化,而不是等待泡沫破灭,那代价就太大了。
尽管目前经济比较困难,但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的客观基础和发展前景还是好的。理性发展从来不是一个轻松的选择和不变的承诺,完全否定依靠投资的老路只能让中国经济失速,但相比暂时重回依靠投资的老路,更期待中国经济最终向消费型渐进。郭士英表示,这需要下大力气调整国民经济的分配结构,这才是最为实在而紧迫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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