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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期间的 “农口首长”——散忆纪登奎(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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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树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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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谓“农口”,是当时国务院有关农业农村工作部门的统称,包括农业部、林业部、水利部、农机部、供销总社、气象局等单位。当时九号院的工作人员,特别是局、处级干部,大多是从原来的农口部门调来的,其中以原农林部干部居多。
纪登奎晚年,较少谈论他分管农业工作的经历。他在九号院的几年间,虽然是在农村问题研究机构,但是,同事与他闲谈,大家更有兴趣的事情,还是谈一些他在位时的重大政治事件,很少有人去与他讨论“文革”中间的农业工作。但是,在九号院内部讨论一些农村政策问题的时候,人们常常要说到纪登奎。因为,在“文革”期间的若干年里,纪登奎是国务院农口部门的首长。

(一)

1969年4月的中共九大,纪登奎进入政治局,随后,从河南调到北京,担任国务院业务组副组长。当时,中央政府已经不能正常运转,原有的国务院领导人和部长大量被“打倒”,这个毛泽东命名的“国务院业务组”,实际上就是特殊时期的国务院。业务组的组长是周恩来,副组长还有李先念。纪登奎作为业务组副组长,实际上即为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初到中央时,主要精力负责调停处理省里的派性纠纷,特别是武斗。纪登奎自己认为,也许因为他刚从省里上来,对于省里的“文革”斗争比较熟悉,所以,毛泽东、周恩来让他重点做这项工作。他先是负责制止山西的武斗,结束了那里的混乱局面,此后又到浙江等几个省解决纠纷,稳定了局势。在协调整合不同派别的造反组织实行某种程度、某种形式的合作、实现所有“大联合”过程中,纪登奎的组织能力深得毛泽东、周恩来的赏识。
“文革”中间,国务院的工作缺乏常规,经济工作也从来都不是重点,领导人分工模糊而且多变。纪登奎具体是什么时候开始负责农业工作的,似乎比较难说清楚。从他正式代表中央抓农业工作的事件来看,纪登奎管农业是在1970年春天。这年5月,国家农林部成立,纪登奎作为分管的国务院领导出席农林部成立大会并讲话;随后,他开始主持筹备“北方农业工作会议”。大致说来,从1970年5月国家农林部成立,到1978年12月中央决定成立国家农委,撤销农林部,基本上都是纪登奎在分管农业。“文革”中间,华国锋刚调来中央时曾接替他短时间管过农业,陈永贵担任副总理时曾经协助他管过“农业学大寨”。
九号院的同事老郏告诉我,他当年在农林部工作时经历了纪登奎主管农业。1970年初夏农林部成立时,老郏在农林部“写作组”工作。当时的写作组相当于后来部委的“政策研究室”或者“政策法规司”。他说:“1970年5月,我在农林部成立大会上,第一次见到纪登奎。纪登奎代表中央发表了讲话,讲的什么记不清楚了。但是,他给大家的印象是,年轻干练,善于讲话,富有鼓动力。我在农林部工作多年,因为当时只是普通干部,见纪登奎的机会很少,但是经常看到或听到纪登奎的批示、指示。1973年又见到纪登奎一次,他来农林部召开全体干部会议,讲话严厉批评了农林部,并提出工作要求。这次纪登奎批农林部,批得很厉害。因为黄河决口,造成了大水灾,农林部居然不知道。当时是‘文革’中间,部长是军队来的,农林部工作不正规。纪登奎要求,不仅农林部办公厅值班室要晚上值班,各个司局也要有人晚上值班。这样,我们就经常被安排晚上和周末值班,这个事情印象很深刻”。关于农林部人员对于纪登奎的看法,他说:“在我们看来,纪登奎管农业,下面还是服气的,因为他有能力,办法多,敢拍板,敢负责。”

(二)

在新中国农村发展史上,1970年农林部成立和北方农业工作会议召开,具有里程碑意义。纪登奎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1966年开始的“文革”,对于当时的政府运行和经济工作造成严重冲击,农口机关处在瘫痪半瘫痪状态。不仅如此,全国农业生产也受到严重影响,连续三年出现下降停滞的被动局面,粮食供给日益趋于紧张。彼时的中国社会出现了新的特点。从政治上看,1969年4月中共召开九大,标志“文革”的重要转折。此前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已经将刘少奇定案并开除党籍,且刘少奇已经在河南去世。九大缔造了中国高层政治的全新格局。一般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主要目标已经实现。从经济上看,经过“文革”的三年折腾,工农业生产都出现严重困难。“革命”固然重要,但是人民总是要吃饭。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开始采取措施,着力于生产建设。在农业方面的关键性举措是成立国家农林部,并决定召开北方农业会议。农林部于1970年5月成立,6月即开始筹备北方农业工作会议。会议的核心关怀是怎样解决北方人的吃饭问题,扭转南粮北调的被动局面。因为当时北方地区养活不了自己,需要从南方调进粮食。纪登奎作为分管农业的国务院领导,根据周恩来的安排,全面负责北方农业会议的筹备工作。1970年8月上旬,纪登奎率一队人马到了大寨,在昔阳县考察三天。在此基础上,纪登奎主持起草了《在中央北方农业会议上的汇报提纲(初稿)》。
1970年8月20日,北方农业会议开幕。会议规模很大,到会1259人,参加会议的有北方14省区的省地县领导和部分公社大队的代表,南方各省的省一级和解放军各生产建设兵团的代表。会议时间也很长,开了一个多月。会议议程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在大寨和昔阳参观学习,陈永贵介绍了经验。8月28日《人民日报》正式宣布全国第一个大寨县建成。从此开始,“建设大寨县”成为农村工作的纲领性口号。9月1日,会议转到北京继续进行。从9月14日开始,会议进入第三阶段,着重分组讨论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各项政策措施。12月11日,中共中央正式批准《国务院关于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的报告》。这是“文革”期间直到改革开始,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最重要文件。
关于1970年北方农业工作会议的历史作用,可以说毁誉参半或者有褒有贬。从本人的经历看,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农村调研和政策制定过程中,人们经常要提到这次会议。从现在的观点看,这次会议以及会后政策结果,包含了正反两个方面内容。正面内容是:针对“文革”以来农村全面动乱、生产设施严重破坏、农业生产明显下降的严峻局势,会议提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比较有效地促进了生产恢复和发展。大致来说,积极的会议精神主要包括:强调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安排一般不要动;强调慎重对待所有制问题,社员可以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不要轻易收走农民的自留地;强调坚持按劳分配,反对平均主义,切不可一平二调,不可无偿调用生产队劳力、生产资料和其他物资,不得加重社员负担。会议还提出,为了发展生产,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可以兴办“五小”工业。这成为后来社队企业即乡镇企业发展的政策基础。这次会议的负面精神包括:从“左”的方向上总结了昔阳“建设大寨县”的经验,强调学大寨“要始终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放在高于一切、大于一切、先于一切、重于一切的地位”,要实行“大批促大干”(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的有效方法。特别是,会议提出要解决农村干部中的“五种人”掌权,强调如何排除影响学大寨的拦路虎问题。这“五种人”是:混进农村基层党组织中的坏人;蜕化变质分子;热衷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老好人;思想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的人即“民主派”。显然,会议强调大批促大干,学大寨进一步走上“阶级斗争”歧途。会后,全国各地农村贯彻会议精神,产生了两个方面的直接结果,一是各地农村高度重视农业生产,普遍开展了大规模农田基本建设,社队工业也开始迅速发展起来;二是农业学大寨运动更加强调突出阶级斗争为纲,更向“左”的方向发展。
北方农业工作会议是纪登奎直接组织的,会议的政策结果显然与纪登奎有直接关系,但是,从实际政策过程来说,不可以把会议精神与会议主持者的观点简单等同,也不能把文件精神与主持文件起草者的思想简单等同。分析这次会议的具体过程,特别是文件起草过程,可以发现:在政策思路上,纪登奎对陈永贵介绍的大寨经验是有所保留的,尤其是对陈永贵在昔阳县和大寨村推行提升基本核算单位“穷过渡”,取消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实行平均主义分配制度等“左”的东西,是有所抵制的。这种抵制也直接体现在文件中,成为会议的积极政策成果。但是,会议关于学大寨要突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强调“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则与纪登奎在此前农林部的讲话要点基本一致。纪登奎曾经在农林部提出,要把农林部办成“农林政治部”,以突出毛泽东思想和“政治挂帅”。这也成为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被尖锐批评的问题之一。北方农业工作会议强调学大寨要排除“五种人”干扰,并将这个问题上升到阶级斗争高度。这个“五种人”的小运动主要是陈永贵搞起来的,但是也经过纪登奎的肯定和总结。政策制定往往是多种力量或者多种高层人士博弈的结果。
从北方农业工作会议的精神来看,一般来说,农口部门对于纪登奎还是肯定性评价为主。用有些农口老干部的话说:当时农业政策,是大势所趋,不能不“左”,纪登奎自然要执行“左”的政策,但是,总的来说,纪登奎的政策思路比较务实,并没有“左上加左”。

(三)

在“文革”后期,中央还召开过两次重要的农村工作会议,即“农业学大寨会议”。第一次学大寨会议于1975年9月15日至10月19日召开,时间持续35天,先后在山西昔阳县和北京举行。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于1976年12月10日至27日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学大寨会议提出“农业学大寨”运动的任务是普及大寨县,并提出到1980年全国三分之一的县建成“大寨县”的任务。第二次会议重申了第一次会议关于建设大寨县的目标,并要求1980年各省粮棉油产量达到《纲要》要求,并基本实现全国农业机械化。
就政策思想而言,两次农业学大寨会议的核心内容都是“阶级斗争为纲”。第二次会议是在“四人帮”被解除权力以后召开。这次会议显示出,华国锋主政的农村工作思路继续沿用了毛泽东的方针,即把学大寨作为农村工作的纲领性工作,或者说以学大寨统领全国农业工作。华国锋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基本内容不是农业生产,而是如何开展揭批“四人帮”,也讲到继续批判邓小平。但是,从这次会议的实际效果来看,与毛泽东在世时第一次学大寨会议比较,情况已经很不同。在地方上,农业学大寨运动已经遭到越来越强烈的抵制,大寨经验本身也遭到越来越多的质疑。纪登奎主持了两次农业学大寨会议的筹备工作,但是并没有参加正式会议,据说是因为他还有别的事情。
根据于光远回忆,纪登奎主持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文件起草过程中,曾当面听取于光远的意见。会前,讲话稿起草者把华国锋讲话的征求意见稿寄给于光远。于光远给起草文件的同志打电话,提出不同意见,还写了两页信。于光远认为,稿子虽然批判了“四人帮”,强调抓生产,但却把“唯生产力论”当作错误观点,他提出不应该批判唯生产力论。几天后,文件组通知于光远去中南海怀仁堂开会。于光远回忆道:“我到了一个很大的会议室,看见三位副总理李先念、纪登奎、陈永贵,加上一个工作人员,他们似乎已经说过什么事,正等着我。纪登奎坐在会议桌的主位,他先说,‘关于农业学大寨会议的文件草稿,我们收到了很多的意见。’他用手比划了一下说,‘有这么厚一沓,原则性的意见只有你提出的这条,因此请你来详细讲讲你的看法。’我说‘唯生产力论’并没有什么错,接着讲一番道理。听了我的意见,纪登奎并没有表示否定,他只是说,批评‘唯生产力论’是党的九大报告明确写了的,而这个报告是毛主席审查并表示同意的,学大寨会议只是中央召开的讨论一个方面工作的会议,我们无权不按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文件来写。我说我还是保留我的意见。讲话稿怎样改的我不知道。不过后来研究党史的同志告诉我,华国锋在那次会议上的讲话,还真没有再把‘唯生产力论’作为错误观点。是不是纪登奎最后考虑了我的意见,对讲话稿做了修改,我不得而知。”关于对纪登奎的印象,于光远还写道:“1975年,我到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工作,也在一些场合同纪登奎有过接触。记得邓小平听取胡耀邦、李昌关于《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纪登奎也参加了,我是作为政研室代表参加的。纪登奎也在中间讲了一些比较好的意见。那两年纪登奎给我留下的印象,是精明能干,比较‘厉害’,同时他对理论有些兴趣,对毛泽东的东西比较熟悉。”(于光远,《我所接触的纪登奎》,党史天地,2003年2月5日)。从于光远的回忆和评价来看,纪登奎当时主持农业工作,比较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关于他的个人能力,于光远给予比较高评价。这种评价与我听到的来自农林部人员的评价是一致的。
郭书田已经八十余岁,“文革”期间在农林部工作,上世纪80年代后中期担任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在纪登奎主管农业时期,郭书田曾参与若干农业文件起草。2013年8月,我们在一次会议上相遇,午间吃饭时聊到纪登奎。他说:“改革以前,纪登奎长期主管农业。那个时期,总体来说政策路线是‘左’的,因为大形势如此,纪登奎当然也在执行‘左’的农村政策。但是,从纪登奎本人来说,领导农村工作还是比较务实的,没有在左的政策基础上越走越远。这一点是和陈永贵很不同的,陈永贵在当时的农业政策上,就是拔高和推行大寨经验,可以说一左再左,左上加左”。
在一般人印象中,陈永贵曾经作为副总理分管过农业。特别是,如果是问一些经历过“文革”的基层干部,通常都说陈永贵当时分管农业。但从中央层面看,情况并不这么简单。形式上,从1975年1月到1980年9月,陈永贵担任了五年多副总理,但是实际上,他在中央高层有话语权的时间只有三年多,即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即便在政治上得意的三年间,他也并没有真正领导过农业工作,他所能做的工作,只是利用各种场合宣讲“大寨经验”。或者说,陈永贵这三年的主要作用是作为大寨经验的象征性人物在活动,而不是参加中央高层的日常运行与决策。
陈永贵作为中央领导在高层决策中的象征性或者虚拟性,有着复杂的原因,既有个人的原因,也有体制的原因。陈永贵本人可以说是从一个农民成为副总理。虽然他作为村干部,在领导村庄水利建设,特别是整修大寨梯田,安排村庄粮食生产等方面颇多建树,但是,作为副总理,需要的主要不是这种村庄生产经验,而是需要在中央层面操控国家官僚机器运作,特别是领导协调农业系统有关部委的常规运行。在这方面,陈永贵的知识微乎其微,因此他没有办法介入农业、林业、水利、供销社等部门之间的协调管理。这是基础性的管理能力缺陷。还有文化素质的缺陷,陈永贵基本上是一个文盲,据说识字程度在四百个左右。以这样的文化程度,他连政府日常运行中的文件报告也无法看懂,更无法直接做出批示。有知情者介绍,他的批示文件办法是,凡是华国锋、李先念画了圈的,他就照样画圈,因为他信任这几个人。这在一般传阅文件和“会签”文件中是完全可以的,因为初始的处理意见不是他来提出,只附和别的领导意见就可以。但是,如果是实际性分管某项工作,在处理文件报告时需要首先做出批示意见,因为他是请示报告的“主送”对象,而不是“抄送”对象或者是一般公文报告中“审阅”者。作为请示报告的“主送”领导,必须首先有出批示意见,陈永贵显然不能胜任。由于这种原因,陈永贵在担任副总理期间无法承担实际的领导工作。于光远曾经谈陈永贵:“我觉得他被捧得这么高,头脑发昏,说话也只有学大寨那一套,不但农业要学大寨,政治上也要学大寨。他是一个被扭曲的农业劳动模范”(《1978大转折》,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1月第二版,第16页)。郭书田对本人说:“陈永贵担任副总理期间,虽然说是分管农业,其实没有管什么,那个时期农业工作,还是纪登奎主管。陈永贵的经验和能力无法分管农业,农口系统的事情,他不仅看不懂文件报告,就是看懂了,他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我就在一次会上听到陈永贵自己说,他管不了农业,只会宣传大寨经验。”
纪登奎说,当年是毛泽东提出从工人农民中选拔副总理,其中大寨村的陈永贵是一个,西北国棉一厂的工人吴桂贤是一个,还有一位商店售货员李素文当了人大副委员长等。当时,纪登奎分管中组部并且担任四届人大的筹备负责人。对于这几个人的考察,是他直接指示中组部进行的。那么,陈永贵之类中央领导人的作用是什么,毛泽东用他们担任副总理的深意是什么。我曾好奇地问:“毛泽东为什么要用这些不能胜任高层职位的人?”纪登奎听了我的提问,并不回答我,继续讲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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