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车海刚
三月春暖，绿染京城。中国“两会”甫一结束，数百位中外商界领袖、学界精英、政界要员和国际组织代表照例相聚在钓鱼台，参加一年一度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3月21-23日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5年年会，是这一中国顶级的大型国际经济论坛连续第16届召开，主题为“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这也是中国决策层做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战略判断之后，首个以此为主题的国际性论坛。
本届论坛包括为期一天的经济峰会和一天半的正式论坛，共安排大会、分组会、对话会、圆桌会、早（午）餐会、企业家沙龙等各种形式的会议45场，围绕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中的若干重点、热点及难点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来自19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位境外代表和300多位中方代表当中，包括96家“世界五百大”企业的代表（其中大部分是董事长或CEO），四大国际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负责人，以及许多重量级专家学者。中国政府方面，则有来自九个部委的46位副部级以上官员参加论坛。
论坛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会见了境外主要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出席论坛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新常态：在发展中升级，在升级中发展
“新常态”一词最早在去年5月见诸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讲话，去年12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正式提出“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并详细阐释了新常态的九个特征。本届论坛年会以“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为主题，用论坛主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的话说，是为了正确遵循“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这一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积极推动中国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重塑经济稳健增长的新动力。
张高丽副总理在主旨演讲中，将新常态的主要特点概括为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在指出“发展仍然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必须坚持发展这个硬道理，抓好发展这个第一要务”的同时，强调“传统发展方式不可持续”，“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优化经济结构、提高发展质量效益，促进经济在发展中升级，在升级中发展”。
张高丽说，新常态要有新思路、新作为。我们将紧紧围绕“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主动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开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新局面。全面深化改革，最大限度激发全社会创业创新创造的新活力；强化创新驱动，加快形成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和迈向中高端水平的新动力；优化空间格局，着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和增长带；坚持以人为本，满足人民群众不断提高生活水平的新期待；建设生态文明，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他还说，对外开放是中国经济持续繁荣的重要动力，也是中国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的必然要求。我们将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
张高丽的主旨演讲，向中外代表传递了中国政府对于新常态下经济社会发展与改革开放的总体考量和政策取向，获得代表们的积极评价与回应。
“下一个中国”：转型再平衡，质量重于速度
尽管与会代表对“新常态”这一概念的认可度非常高，但在新常态的内涵、走向、前景等方面仍存在一定分歧，集中体现在对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判断上。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在发言中认为，中国经济转型开始进入下半程，今明两年很可能是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的触底期。如果转型成功，中国经济可望在新的增长平台上有十年乃至以上的稳定增长。他预计，未来十年中国经济的平均增速会在6.2%左右。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则一如既往地保持了乐观，认为考虑到中国在人均收入、人均GDP水平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中国经济还有五年、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实现增长8%的潜力。当然，也有一些学者倾向于相对悲观的预测——认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将降至5%或者更低水平。
无论具体的预测增速是多少，代表们至少在三个问题上几无异议：其一，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必将是一个现实；其二，这样一个体量巨大的经济体，即便仅增长6%，也是不低的速度，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也是惊人的；其三，比速度更重要的是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这取决于改革创新和恰当的政策选择。
刘世锦说，中国经济要实现转型再平衡，应当采取缓冲性的宏观政策和效率导向的改革措施，以全面提升要素生产率为主线，把一批改革摆上优先位置，包括：重建和完善以中长期融资为重点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工具；打破刚性兑付，以局部风险的释放守住全局性、系统性的底线；基础产业领域放开准入，转换机制，提高效率；加快城乡之间土地等资源的流动和优化配置；由强政府转变为巧政府，改变乱作为，纠正不作为，还要会作为；使绿色发展可操作，从理念转为政策，政策能够落地。
参加过十五次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美国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史蒂芬·罗奇，把中国的新常态称为“下一个中国”，指出改革举措的落实至关重要。他说，转型是非常复杂的，在应对旧体制的惯性方面会遇到巨大阻力。实现新常态的过程刚刚开始，转型刚刚起步，现在以为已经完成了向新常态的过渡，还为时过早。
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的观点与罗奇类似。他说，从新常态的两大特点——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由规模速度型的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益型的集约增长——来看，二者进度不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还是“进行时”，尚未实现。这个转变提了20年，但成效不彰，最关键的问题是消除体制性障碍，手段就是改革。只要增长质量提高了，增长是高速、中高速，甚至中速，都不要紧。
美国纽约大学教授鲁里埃尔•鲁比尼说，中国政府过去几年做了一些再平衡的工作，但这种再平衡还是通过投资来实现的，由此造成了很多问题，很多金融部门出现了大量呆坏账。如果继续依靠投资，经济会有硬着陆的风险。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说，中国要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除了国企改革之外，还需要在住房、教育、养老等方面利用公私部门合作等方式解决问题。他同时提醒，中国也要预防“高收入陷阱”或“美国模式”，即GDP和人均GDP脱钩，导致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大。
改革创新：新常态的逻辑起点和根本动力
改革、创新，是通往新常态的路径，是开启新常态之门的钥匙，自然成为本届论坛中外代表热议的高频词。
刘世锦对新常态与改革的关系做了清晰的逻辑阐述：在速度变化的背后，是经济结构和增长动力的变化；在经济结构和增长动力变化的背后，是新的体制和新的政策；而在新的体制和政策的背后，需要深化改革。这是一个完整的逻辑体系和链条。
论坛上，代表们讨论较多的改革领域包括：财税体制改革、金融改革、资本市场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土地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等等。
国家改革和发展委员会副主任连维良强调了改革创新对新常态下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性。他说，只有通过改革创新，才能够进一步释放市场活力，培育新的增长动力和竞争优势。释放市场活力，核心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简政放权和加强监管同步推进，既从越位点退出，又把缺位点补上；创新投融资体制改革，是释放市场活力的有效手段，落实重点领域投融资体制机制改革措施，完善有利于社会资本参与的融资模式，消除束缚市场主体手脚的各种体制性障碍，最大限度释放微观主体活力，营造有利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有利于市场主体创新的政策环境和制度环境。
世界银行常务副行长英卓华说，一些结构性问题会成为发展的“拦路虎”，如果没有深化改革，没有把经济结构调整做得更好，将会面临非常艰难的时期，无法取得稳健、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对于中国来说，问题不是要不要打“拦路虎”，而是怎么打。在这个变化的环境中，中国的改革需要耐心和精益，在经历过阵痛、代价之后才会取得效果。她重点提到，中国应当在缩小收入差距和城乡差距、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方面，通过改革来做出改变。她还建议中国继续开放一些行业供民营企业、民营资本进入，进一步开放存在扭曲和垄断的行业，加快国有部门的改革。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从成本的角度分析了改革之必行，指出中国经济运行的制度成本应引起高度重视。他说，制度成本是不由市场决定、不能根据经济形势的好坏而变动，法定的、强制性的东西。它没有办法通过市场供求来解决，只有通过改革才能得到系统性、大幅度的降低。过去，中国是要素成本低、制度成本高，现在则是要素成本和制度成本都高。如果不把成本降下来，中国经济的活力和竞争力就会受到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把他的发言命名为“六分钟的改革政治经济学”。他首先引用一位国外学者的观察，从两项改革看中国决策者改革的决心——一是生育政策调整，一是户籍制度改革。他说，我们已经看到，用各种办法刺激经济增长显然不太管用了，不管用是一个好的征兆，这让决策者认识到中国未来经济增长潜力的实现，不能再用传统的办法和手段，必须转向通过改革获取红利，改革是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动力。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则用三个词——“打扫房间”（治理与反腐）、“净化空气”（治污与环保）、“整理路径”（投资、贸易和多边对话），对中国的结构改革以及由此带来的新变化给予肯定。
对外开放：方向不会改变，只会变得更加积极
国际知名企业的董事长、总裁和CEO，历来是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重要参与者。今年参会的96家“世界五百大”企业代表之中，外方企业有51家。他们除了参加各种形式的会议，聆听、发言和讨论，还在论坛秘书处的安排下，与中国中央政府部门、地方政府进行了28个场次的会谈。23日上午，部分外方主要代表如往届一样，在人民大会堂受到中国总理李克强的会见。
外方企业家最关心的，无疑是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以及他们所能从中捕捉的机会。论坛上，商务部部长高虎城通过列举中国利用外资的最新数据，否认了“中国投资环境恶化，外资开始对中国失去信心”的说法。他说，实践证明，外资依然看好中国，选择中国、投资中国的潮流并没有改变。
高虎城进而表示，在新常态背景下，中国政府积极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改变，如果说有变，也是变得更加积极和开放，今后利用外资要更多地依靠法律、制度、政策等软环境方面的建设，靠先进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进一步扩大开放。他提示各国企业家着重把握好市场准入、商业创新、服务消费、商品进口这四大机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说，过去30多年，中国通过对外开放，从一个封闭的经贸小国变成了一个开放的经贸大国。对外开放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技术进步、转型升级，也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推动了中国的进步。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对外开放的内部、外部环境与条件都发生了很大改变，这种变化孕育着很多新的挑战，也孕育着很多新的机遇。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怎样进一步调整对外开放战略，在全球化进程中更好地参与全球和区域治理改革，发挥一个负责任的建设性大国的作用，继续在全球化进程中抓住机遇，趋利避害，形成对外开放的新格局和参与全球竞争的新优势，构建开放型经济的新体制，有很多问题需要思考和 解决。
“一带一路”战略、筹建中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是本届论坛上的热门话题。特别是关于亚投行，由于论坛适值该行接受意向创始成员国申请的最后窗口期，央行行长周小川，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副部长朱光耀，亚投行多边临时秘书处秘书长金立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亚洲开发银行行长中尾武彦等多位相关人士，都成了人们竞相提问的对象。
曾任财政部副部长、亚洲开发银行副行长等职的金立群，在亚投行筹建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在论坛上就亚投行的宗旨、理念、运作方式、当前进展等进行了详尽介绍。这大概是中国官方首度对亚投行问题向国际社会做出全面、系统的阐述。
金立群说，中国在亚投行作为第一大股东，是根据在亚洲的经济体量确定的，第一大股东的地位不是特权，而是责任，是担当。今后，随着更多国家的参与，中国将会单方面稀释自己的股份。即便在初期，作为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将遵守国际通行准则，不会以老大自居，而是会平等待人，有事好商量，尽量以达成一致的方式决策，不是靠投票权决定。
他说，我们相信，通过共同努力，一定可以打造出一个具有21世纪先进治理理念的新型国际多边机构。亚投行对世界银行、亚行是补充，而不是替代；对现有国际金融秩序是完善和推进，而不是颠覆，相信绝不会发生互相“踩踏”的事件。
论坛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世界银行常务副行长英卓华、亚行行长中尾武彦、经合组织秘书长古利亚等都对中国创立亚投行表达了理解、欢迎或支持，并表示愿与亚投行开展合作。
“与世界对话，谋共同发展”，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这句宣传语，凝练地传达出中国走向世界、融入世界、与世界合作共赢的姿态和诉求。本届论坛，共有170余位中外代表发表演讲或致辞；多家中外机构还为论坛撰写了15篇背景报告、37篇专题报告，这些报告已在23日的会见中递交给了李克强总理。
无论中方还是外方，无论商界、学界还是政界，无论立场和观点有何差异，出席论坛的700位代表都是中国改革发展的重要参与者、推动者和见证者，也都是中国改革发展的利益攸关方。在一个巨变中的时代和重构中的世界，尤其需要倾听彼此的声音，交换彼此的思想，汇聚彼此的智慧。
在开幕式上全程使用中文致辞的论坛外方主席、施耐德电气集团董事会主席、CEO赵国华，在做闭幕总结时虽然用的是英文，却夹进了一句地道的中文——“众人拾柴火焰高”。论坛主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则在总结致辞中借用了一句改动过的古语——“朋友同心，其利断金”。
李伟宣布，第17届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将于2016年3月在北京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