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治理模式助力构建和美乡村—以北京市大兴区安定镇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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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炯 王 琪

精华速览: 

在和美乡村建设与数字乡村战略协同推进的背景下,探索契合乡村实际的数字化治理模式已成为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重要路径。本文以北京市大兴区安定镇为例, 围绕“数智御林”“掌上御林”等一系列数字治理实践,探讨数字化治理如何成为乡村治理创新的核心抓手。本文认为,安定镇数字治理模式在提升服务响应能力、增强社区认同和促进文化繁荣等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为完善乡村治理机制、实现和美乡村建设目标提供了有益实践经验。

党的二十大以来,我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其中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成为新时代乡村工作的重点部署。和美乡村建设强调在产业兴旺和生态宜居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精神文明建设,实现乡村由表及里、形神兼备的全面提升(彭超和温啸宇,2022)。这对基层治理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一方面,农村社会结构加速变迁,农民利益诉求更加多元;另一方面,数字乡村建设要求进一步发掘信息化在乡村振兴中的巨大潜力,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广泛渗透社会各领域,催生了治理模式的创新。各级政府积极探索利用数字技术赋能基层治理,提升决策科学性和服务效率。实践表明, 数字化手段在缩短城乡服务差距、激发乡村发展新动能等方面成效显著。可以说, 在和美乡村建设背景下, 加快数字技术与基层治理深度融合, 已成为实现乡村善治的重要路径。本文以北京市大兴区安定镇为例, 运用列斐伏尔空间辩证法的分析框架,探讨数字化治理模式如何助力和美乡村建设,并结合实践经验总结数字治理的效能提升效果,进而提出相关对策与建议。

和美乡村建设背景下的治理转型

和美乡村建设强调塑形与铸魂并重, 注重加强乡村基层组织建设,切实发挥自治组织的管理、教育、服务功能,不断增强村民自治能力(崔钊达和余志刚, 2024)。这意味着乡村治理必须向多元主体参与、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治理体系发展。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要求,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在此框架下,各地普遍推进法治、德治、自治相结合的“三治”融合治理, 并积极引入“智治”(数字治理)手段, 努力构建新时代乡村善治新格局。基层治理理念也从管理向服务转变, 更加突出以人民为中心和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确保村民在公共事务中有更强的参与感和获得感。

总体来看,在和美乡村建设背景下, 乡村治理转型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治理主体由单一走向多元, 党组织、村民委员会、村集体经济组织、社会企业等共同参与乡村公共事务;二是治理方式由传统经验型走向科学智慧型, 通过制度创新和技术赋能,实现科学决策、合作治理、公众监督的新模式。和美乡村建设为乡村治理转型提供了价值引导和目标牵引,而数字技术变革则为乡村治理转型注入了新动力,共同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

构建面向和美乡村的数字化治理模式

数字化治理模式的本质是通过数字技术的应用,打破传统乡村治理的制度壁垒,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治理效能。在此过程中,需要注重理论支撑、方法抓手和实现路径三个层面。

(一)数字化乡村治理的结构

法国哲学家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中提出, 社会空间并非自然存在的容器, 而是在特定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下被不断建构、再现与组织的结果。他以“ 空间实践— 空间表征— 表征空间” 三分法建构了社会空间的生成逻辑, 揭示了制度、技术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其中, 空间实践指向人们在物理空间中的日常使用与管理行为;空间表征是由权力、规划与专业知识建构的抽象空间体系;表征空间则体现了社会成员对空间的感知、情感与寄托。

将这一框架引入乡村数字治理实践,可为理解其内在逻辑结构提供理论基础。在数字化乡村治理过程中, 技术平台与制度机制共同构成了新的空间表征体系。治理流程、网格管理、党群服务等行为实践构成空间实践, 是治理机制如何落实于日常实践中的体现。而村民对这些数字系统的体验、参与意愿则属于表征空间的维度, 是判断数字化治理是否真正入村、入心的关键。因此, 借助列斐伏尔的空间三元结构, 有助于厘清数字化乡村治理中制度设计、平台部署与村民认知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而为治理优化提供参考。

(二)数字设计:乡村治理创新的功能机制

随着人机交互的广泛应用,数字设计由图形系统向界面系统扩展,设计师逐渐意识到技术背后的用户感知、行为逻辑与系统性体验的重要性。美国的唐纳德·A·诺曼提出“以人为中心的交互设计”理念,设计视角从技术主导转向用户主导。随着治理的数字化程度不断提升,数字设计逐渐成为基层治理体系重构的重要切入点。它不仅指向交互界面的美学或功能构建,更是一种制度与技术融合的治理机制的构造方式, 本质上应服务于治理的目标,而非替代治理功能本身。

在基层治理中,数字设计通常体现为以下功能:一是平台系统的集成与协同,将原本分散的政务、事务、公共服务内容进行统一整合,提升响应效率(马德坤和单文远,2025);二是操作界面的人性化设计, 注重弱势群体的可达性与数字平权,防止“技术进村、服务脱节”;三是强调社会参与的场景化, 将议事协商、积分激励、民意反馈等治理模块转化为可视、可感、可互动的场景装置,为村民提供参与感知的入口。由此可见,数字设计承担着连接治理目标、技术能力与群众诉求的中介职能, 是实现数字化治理的关键环节。

(三)面向和美乡村的数字化治理模式建构

实现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建设目标, 数字治理的路径应坚持系统思维与渐进式推进,重点聚焦以下三方面:第一, 平台体系一体化。乡村治理事务涉及民政、环保、农业、公共安全等多个方面, 通过构建数据中台与网格化终端, 可以形成全流程、全要素、全周期的治理信息系统, 提升治理事务的系统响应能力。第二, 组织机制网格化。数字平台不能脱离线下组织基础而孤立运行, 要重视基层党组织在网格化治理中的统筹作用, 以“ 党组织— 网格单元— 数字平台” 为基础, 推动线上数据与线下治理单元同步。第三, 参与结构多元化。通过建立村民、平台、政府等多方协同治理机制, 鼓励村民利用平台提议、投票和监督;吸纳高校、社工等参与社区治理设计;引入市场机制参与公共服务供给等,形成资源共建、责任共担的治理新格局。

北京市大兴区安定镇的数字化治理实践

安定镇位于北京市大兴区中东部, 处于城市辐射与乡村自治的双重张力之中。作为北京市首个宅基地改革试点项目,安定镇打破了“拆一还一”和“整建制转居”的原有征地拆迁模式,探索以“村庄异地迁建”模式实现就近安置, 已于2023 年实现首批4 个村800 余户村民顺利迁建入住,形成了新型迁建社区御林西苑。

安定镇的治理创新始于对传统里坊制的现代化改造。为满足迁建村民的生活与治理需求,安定镇将御林西苑规划为“4 里43 坊” 的网格化布局, 每20 户为一坊,10 坊为一里,坊长由村两委成员、中共党员或乡贤担任,里长则由村党支部书记兼任。基于此,中国人民大学“艺乡建”团队搭建了集政务公开、社区互动、数据可视化于一体的数智御林平台,初步构建起面向和美乡村建设的数字治理平台。

(一)数智御林展陈空间

数字治理的构建不仅依赖制度与平台,更需通过具象化的场景表达来形成空间认知与行动引导。安定镇的原有展陈空间结构单一, 整体呈现形式以图板静态展示为主, 缺乏互动性和情境引导。数智御林平台以数智御林展厅为核心设计,以可视化、可互动、可参与为原则,打造了数字化公共空间。展厅内部划分为“大美安定”“御林影像志”“数字赋能展示区”“艺术乡村”“御林数字官”五大板块,全面展示了安定御林人、文、地、产、景、数据治理等多方面内容。主屏幕的“大美安定”包括展示乡村管理架构的党建引领板块, 以及里坊制创新管理模式、北京市第一个宅改项目、“小并大”方法论研究成果等展示内容,使村民对新型治理结构有直观的认识与情感连接,增强了社区共识。该展陈空间也承担了会客厅、议事点的功能,成为治理可见、居民可用的社区数字接口。

(二)掌上御林小程序

在数字治理工具层面,“艺乡建”团队设计开发了“掌上御林”小程序,这是一个涵盖了吃、住、游、购、娱全场景的综合小程序。与一般数字政务平台侧重信息集成不同,掌上御林强调的是模块化布局与符号化识别, 包括色彩提示、任务图标等功能, 符合高龄村民使用习惯。掌上御林采用积分游戏激励机制,将村民的发言、议题提交、服务反馈等数字化存档, 并生成可视画像, 用于荣誉展示与日常兑换, 极大地提升了村民在数字平台中的参与意愿与治理黏性。借助掌上御林小程序, 村民能够在线办理各类政务事项, 实时反馈民生问题。政府部门则可通过大数据平台对村情动态进行监测和分析,及时调整资源投入,更好地开展乡村治理。

(三)御林数据中心

数字治理的核心不仅是平台前端的可用性,更在于数据系统后端的治理响应机制。在“御林数据中心”构建过程中,团队通过VR 技术在“园区—里坊—家”等空间层次中设置了约200 个重点点位,如社区消防栓、停车位、党员家庭、五保户等, 实现重点数据可视化。为基层政府搭建AI 辅助乡村治理平台,集成政务办理、舆情监测、环境监管等功能。此外, 还可通过摄像头捕捉面部表情, 依靠相关数据分析村民情绪, 并反映在装置的灯光色彩上, 形成可视化的“ 情感光谱”, “ 幸福” 可以数字化的方式呈现, 为基层治理提供数据驱动的决策支持, 实现从经验管理向智慧治理的转型升级。

御林数据中心可以把“数字人文体验”的场景力转化为社群价值,为村落吸引电商直播资源,以融媒体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为支撑,与短视频平台、社交平台等文旅垂直平台深度合作,通过商业包装、推广、运营, 实现品牌宣传、市场引流和产品带货, 带动乡村经济发展。

这一系列数字化举措, 可以实现乡村治理的信息收集与处理的自动化和精准化, 提升决策效率与资源配置精度, 形成更加科学、透明、高效的治理模式。

数字化治理效能提升的表现与成因

安定镇的实践证明,数字化治理模式能够显著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并推动形成治理与发展的良性循环。在和美乡村建设进程中,其效能提升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行政效率与服务水平大幅提高

借助数字平台,基层公共事务办理从线下转为线上线下融合,审批流程优化,响应速度加快。通过掌上御林小程序,居民反映环境卫生、基础设施维修等问题,当天即可派单处理。安定镇御林西苑2025 年上半年工作报告显示, 自数字治理措施实施以来,御林西苑居民向12345 热线投诉的数量显著下降。此外, 数字技术赋能基层公共服务, 使其更精准高效。通过大数据分析居民需求, 社区可以有针对性地调整服务供给, 比如增设夜间照明、优化垃圾清运频次等,服务水平大幅提高,实现了从“群众跑腿”到“数据跑路”的转变。

(二)群众参与度和信任度显著提升

数字化手段为村民参与公共事务打开了新渠道。安定镇利用数智御林平台等方式鼓励村民建言献策、参与自治活动, 激发了社区自治活力。许多村民如今主动加入志愿服务或监督村务,村民自治组织的功能得到增强。更重要的是,在数字平台的支持下,议事协商实现常态化,有事随时商量、及时解决,村民对社区治理的认同感和信任感不断增强,干群关系更加融洽。实践证明,当群众看到自己的诉求被认真对待、参与意见能产生实际影响时, 就更愿意主动参与, 进而形成治理的良性循环。

(三)产业文化协同发展动力增强

数字治理效能不仅体现在社会治理领域,也通过双向赋能促进乡村产业振兴和文化繁荣。安定镇数智御林平台一方面为集体经济发展拓展了新路径,如通过电商直播帮助农产品扩大销路、通过数字文创提升乡村旅游吸引力,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收益;另一方面,通过建立村史影像志、非遗数字化展示等项目,乡村独特的文化记忆得以数字化存证和传承。“艺乡建”团队通过对安定镇的村民深度访谈与拍摄,已记录并制作了多条影像志,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数字文化产品。

建议与展望

数字治理模式在和美乡村建设中的潜力巨大,能够作为贯穿制度转化、平台搭建与村民参与的重要抓手发挥作用, 但从更广泛的区域推广视角看,当前乡村数字治理仍面临基础设施薄弱、制度规范滞后、人才能力不足等挑战(朱红根和陈晖,2023)。为进一步构建适配性强、可持续发展的数字治理模式,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倡导数字设计理念,推动制度与技术协同。数字化治理应以内涵清晰的数字设计方法为导向,以问题识别、流程重构、制度转化为基础进行整体性设计,推动数字技术有效嵌入基层治理体系。

二是完善法律法规与平台管理规范。数字化治理涵盖大量信息采集与公众参与环节, 若缺乏明确制度支撑, 容易出现数据滥用和责任模糊等问题。应健全与之相适应的法律法规体系, 厘清各级组织和平台主体的职责边界, 防止治理工具化和数据滥用, 确保数字平台运行合法合规、安全稳定。

三是强化基层组织能力与村民数字素养提升。数字化治理能否发挥作用关键在于人。建议围绕平台使用、数据识别与线上协同治理等内容, 定期组织针对基层干部的专业培训。拓展村民数字教育渠道, 开展实用技能普及, 鼓励青年返乡人才参与数字治理服务,形成多方力量协同参与的能力共同体。

四是促进数字工具与文化深度融合。数字化治理不仅应实现事务高效处理, 更要回应社区文化记忆与公共认同的需求。建议将乡村原有的协商机制、文化空间与数字系统相结合,在平台设计中融入本地文化、村史民俗等,强化社区成员的参与意愿与认同感,使数字工具成为激活治理活力与构建乡村共同体的媒介。

安定镇的实践经验表明,只有立足基层实际,注重平台建设与组织架构、服务流程与村民需求的协调,才能让数字技术真正服务于乡村治理、惠及村民生活。未来,数字化治理要进一步做到因地制宜、机制可行、群众认可,推动信息化手段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上融入乡村公共事务,助力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与和美乡村建设目标。

作者分别为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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